制度由人来设计、制定，也由人来执行和遵守，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按制度设定的规程或范围行事，受制度的激励或限制。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中，人是主动因素，也是可变因素，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核心是用制度管人。管住了人，也就管住了权和事。

在我国古代，就有一项以官为对象、以察官治官为主要目标的制度，这就是监察制度。它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内容丰富，历史悠久，连绵两千余年，为封建国家的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了解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古代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期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世卿制度，监察制度也随之产生，出现了执掌监察、整肃百僚的御史官职。自战国至晚清，监察制度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汉武帝时，划分天下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部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地方长吏与豪强势力。唐朝建立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三院，分管百官、朝仪、巡按。明朝建立以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特别重视御史巡按地方，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监察区，定期或不定期派御史巡按监察。清朝在关外肇基阶段便建立了都察院，入关以后监察制度基本沿袭明制。

概括起来，监察官的主要职掌有几点：一是维持朝廷纲纪，确保国家活动得以有序运转；二是纠弹官邪，即纠举弹劾违法失职的官吏，维持吏治；三是监察政务，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监察网络，几乎涵盖国家的各项主要活动，以行政监察与司法监察为主；四是向中央荐举地方廉吏与人才。监察官员的品级不高，一般为八品官，但可监察地方长吏以及朝官；他们是天子耳目，既可以向地方宣传朝廷旨意与德化，又可把地方形势、吏治状态、农业丰歉等及时上奏朝廷，便于朝廷决策。监察官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约束官吏权力的滥用，通过弹劾违法失职官吏来整肃官僚队伍，通过巡按地方来沟通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是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调解器与平衡器。正因为如此，明太祖说，“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

古代监察制度历经两千余年而未断，是察官治官的典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历史借鉴：

其一，监察制度需有法。我国古代的监察法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着监察官的职掌与活动原则、据以察吏的法律根据等。早在汉武帝时，为便于刺史监郡，就制定了《六条问事》，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监察法。《六条问事》确定以两千石高官与强宗豪右为监察重点。至唐朝，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其所制定的《监察六法》规定凡是品官均在监察之列，还规定了对德行孝悌的上报内容。至清朝，制定的《钦定台规》共八卷二十二目，可以说是集监察立法之大成，是一部完备的监察法典。

其二，监察官有较高任职要求。正是由于监察官乃察官之官，又称为风宪官，发挥着纠正风纪、维持国家大经大法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其任职条件较高。一是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常是科举出身。二是重视思想品质，以刚正嫉恶为选任标准。如唐高祖时，以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诚直，指陈得失，无所回避，升为侍御史。三是必须有实际的施政经验。唐时，不经历州县官的任职不得为监察官；明朝规定，只有经任两任县令者方可为御史。

其三，历史表明，监察制度对于维持国家纲纪、纠正官邪，保证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养成“彰善瘅恶”的官场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封建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自我补救的重要措施。为了强化国家治理，需要治官；而治官必须察官，察官尤依有法。这些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中都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