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问世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形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好像农民起义军开进了德胜门，“主流”一派已经稳稳站定了地位。于是，论功行赏：哪些是开门大师，哪些是中流砥柱，哪些是新进，哪些是异端，哪些对社会激情澎湃，哪些为艺术孤芳自赏，仿佛都有了“公论”。但《围城》不管不顾地径自降临。正如它的作者自幼年时代就“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1](P17)，1946年，《围城》在“忧世伤生”[3](P1)里呱呱坠地，要另类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半个多世纪中，《围城》的际遇，与它的作者几乎完全一样：先是带给读者意外的惊喜，大受青睐①，继而突然消泯三十年，忽又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老幼争说，几成“显学”。对钱钟书和《围城》来说，可谓在时势之中身不由己，也生不逢时。所幸作者生于忧患，总算终于安详。
在《围城》这样一部特别的小说里，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百无一用的方鸿渐。这部被夏志清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可能亦是最伟大”的小说[3](P447)，方鸿渐形象的成功塑造，实是关键。不过读者喜爱《围城》，却未必理解方鸿渐。
钱钟书与方鸿渐，在籍贯、经历、性情上明显的接近，使即便没有“考证癖”“索隐癖”的人，也免不了将小说内外的主人公和作者加以联系②。尽管杨绛女士说过这样的话：“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1](P7)但是，她还是费了许多口舌，在《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竭力申辩方鸿渐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本人，也在公开场合撇清《围城》是自传。[4](P26)从《围城》问世后一般读者更多从“讽刺”和“否定”的层面理解小说看，我们不难猜测，钱钟书杨绛夫妇，大概是不愿意受众因嘲笑方鸿渐，而“误读”钱钟书。他们作为“知情”人，出于可理解的私心对作者与人物关系的撇清，对于评价方鸿渐，以及深刻理解《围城》乃至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干扰③。
其实，讨论钱钟书与方鸿渐的关系，并不在于一定要考索作者是否等于主人公，作品是否钱杨自传，而是在于：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塑造了主人公，以及赋予了方鸿渐怎样的精神内涵。而这之中，必定隐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与体验。
一
方鸿渐的人生经历，简言之：一是偶然地就留了学，这为他认识几位有意思的女性构筑了一个平台。二是因着他所认识的女性，又偶然结识了赵辛楣，然后因为赵辛楣而去内地任教，这就为他性格的展示提供了绝好的场所。
我们先看看与他有关系的几位女性。方鸿渐未曾谋面的未婚妻淑英，是他得以留学的契机。一般人不会去注意这个可怜的因病早逝的女性，大多认为她是小说情节里的一个次要道具。但是，恰恰因为她，方鸿渐的性情才开始展露。方在北平读大学时，就“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壮着胆”给父亲写信，含蓄地要解除应父母之命的婚约。他的举人父亲洞鉴其“托词悲秋”“实为怀春”，威胁要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2](P7)方只好马上妥协。后来淑英去世，方自己既享自由之乐，也愿意为差点成为岳父的点金银行周经理减去悲哀，于是写去一封慰唁的长信。周一感动，方的留学款就从天而降。在这里，方鸿渐的本性已初露端倪。他既喜爱自由，却没有为自由去抗争的勇气，甚至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企图。如果没有父亲的经济荫蔽，他就只有回老家；没有周的帮助，他也留不成学。他心地是善良的，但却是一种有距离的吝啬的善良。他不愿意伤着别人并知道感谢，所以给周经理的信才“情词深挚”。方鸿渐的这种性格，可以说贯穿了小说全篇。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他似乎命中注定是一个没有别人的呵护就无法生存的人。
方鸿渐的第二位女性，是穿着太露、有“局部的真理”之称的鲍小姐。方虽然对鲍的行为不检不以为然，但他“也觉得兴奋”。[2](P13)他对鲍丰满肉体的诱惑半推半就，最终接受了鲍。但方鸿渐的接受是个偶然，不过是一时对肉感的屈从，而且还是带了点真情的屈从。这从他后来看见鲍若无其事地扑向未婚夫而内心作痛就可发见。鲍小姐要的是放荡，她不会呵护方；方要的是“和向随俗”，[2](P45)而不是鲍的完全放纵。或者说，他就是放纵一下，也会很快地自敛。如果没有他同舱的安南人下船这个诱因，方与鲍说不定就会“发乎情，止乎礼仪”。自然，鲍不是方的可人儿，方不会觉得完全放纵是他的所爱，他消受不起这样的自由，否则他就不会对李梅亭去小镇上嫖土娼那么不齿。于是，鲍就像海里的泡沫，很快在方的心灵里消散了。
与方鸿渐亲密接触的第三位女性，是苏文纨。苏在小说中，是衬托方性格的重要人物。苏文纨与鲍小姐譬如霄壤：她文静大方，举止矜持，谈吐高雅，但内心虚荣，工于心计。最重要的是，她有鲍小姐根本没有的对方的呵护，而这是方鸿渐非常需要的——也正因如此，方在不经意中，却与苏愈走愈近。在船上，苏小姐冷观方的失意，不露声色与方拉近了距离，并以“善意的独裁”为方做一些妻子才做的事。[2](P25)在上海家中，她轻描淡写地说方大处玩世不恭，小地方反而认真，就让鸿渐解除了对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的“亏心内愧”。[2](P45)她喜欢看着赵辛楣和方鸿渐为她而斗，又“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2](P50-51)在直觉到表妹的威胁后，她故意在唐晓芙面前点一下鲍小姐以预警，又在方鸿渐面前说自己表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满肚子鬼主意”以劝诫。[2](P53)苏文纨是如此精心地安排着生活，交友、聊天、小聚、写诗，她的未来，以及选择丈夫。她也以同样的精心呵护方鸿渐，使方觉得她就像一张网要罩住他。这样的呵护，方鸿渐当然消受不起；他最终冲破这张网，而代价，则是失去了他真情爱上的女孩——《围城》中作者唯一对其不带半点嘲讽的女性——唐晓芙。方鸿渐少有物质利益上的俗心，即使在买办张吉民家里故意尖刻地赢了钱就走人(这是他少数几次表现勇气和狡黠的细节)，他也没有接受苏小姐如此精致生活的心理准备。因为那一切，都太有计划，太理性，也太庸俗，都有违他的自由和率性，他厌憎这样的矫情与伪饰。但是他不会与这些斗，不会正面冲突。他最多选择嘲讽与不屑，或者，他就会怯懦地逃避。
至于唐晓芙，方鸿渐的真爱全在她身上。与唐晓芙交往，方鸿渐露出了他的认真和单纯：“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2](P80)唐晓芙活泼、天真、热情、纯洁。像方鸿渐这样“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2](P1)还受过鲍小姐诱惑的人，是不配得到她的。更现实的是，就像方鸿渐不容于这个社会一样，唐小姐在这个社会生存也是要有条件的。方鸿渐既没有雄厚的家财，也没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天使般的唐小姐需要的无菌环境到哪里去找？倘若方有财有名，那也必定早被俗世浸淫才如此成功，这样的话，唐小姐的真纯又怎么能得到保障呢？所以，唐、方之恋本来就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方鸿渐失去的不仅仅是唐小姐。他自此以后，失去了一种可贵的朝气，一种理想和希望。他生活里唯一一位他绝不会挖苦和嘲笑的女性唐晓芙，像闪电照亮过他的灵魂；然而，在他未来的生活中，永远不会有同样光彩的人重现了。在唐之前，方鸿渐保持了对俗世的自由而敏锐的批判；而唐离去之后，他开始慢慢变得有点随遇而安，锋芒渐颓。
接下来，孙柔嘉闯进了他的生活。如果说苏文纨有大家的富裕与粉饰的雅致孕育出来的智慧，那么孙小姐就有殖民地上海小康人家的精明。在去三闾大学的途中，孙柔嘉偷听方鸿渐与赵辛楣的谈话却毫不露痕迹；故意作假说她父亲来信询问她婚事，把陆子潇的求爱信示于方请拿主意；赵辛楣走后对方柔懦地嗫嚅“只剩我们两个人了”[2](P263)，如此等等。孙从恭恭敬敬始终称赵辛楣为“叔叔”，到后来不许方与赵多交往；从开始对方的细致精密、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追求，到回上海后逐渐颐指气使、专横跋扈：我们发现，这是一位理智世俗得可怕的女性。孙知道自己没有苏小姐那样的资本，苏对方鸿渐有无意识的施舍，而孙柔嘉是示弱于外、博取同情的猎捕。方鸿渐因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本性离开了苏文纨，但却因为自己的善良与软弱，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偶尔的仗义，而接受了孙小姐。他明明清楚地知道孙小姐“妩媚得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2](P237)但他还是挽住了孙小姐的胳膊。或许，方鸿渐是绝望了，他精神上依恋的赵辛楣因汪太太事发败逃，他失去了最后一位真诚呵护他，而且他也需要这种呵护的人！这之后，以方鸿渐的性格，一切都变得可以预料。他终于被坚韧顽强、一心想过好俗世小家庭生活的孙柔嘉俘虏。他不习惯生活的琐屑，不习惯生活的茧缚，无法与他的那个家——父母的大家以及自己的小家——和谐。可以说，在《围城》众多女性的眼中，方鸿渐是一个“多余”的人。正如赵辛楣对他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2](P184)
二
杨绛女士为诠释《围城》的主旨，说过这样的话：“围在城里的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5](P175)④但是，方鸿渐的价值不只是这些，他的际遇大有深意。
方鸿渐确实“不讨厌”：他机智、敏锐，闲适、洒脱，善良而真率，自由而温情。但他的悲剧就在于“全无用处”。1979年钱钟书先生访问美国时，曾经对夏志清说：他对于人生，近处着眼，是乐观的；远处着眼，则是悲观的(“long-termpessimism,short-termoptimism”)。[6](P42)这才是对方鸿渐形象内涵的绝好注脚。“有用”与“无用”，将“真率”的性情与“实际”的人生决然对立起来。“有用”的人，在《围城》里是大多数。眼睛白多黑少，有淫邪之相，不大理会人，六月天穿黑呢西装外套，“对天气也鄙夷不理”，[2](P124)旅途中想占寡妇便宜的训导长李梅亭；买假文凭，将白俄妻子硬说成是美国人，镇定自若，反让方鸿渐怀疑是自己弄错了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贪婪、无聊、胆怯，靠官僚亲戚做上中文系主任的汪处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下作地打小报告的陆子潇。还有，貌似公允实则圆滑世故的“科学老家”高校长；因“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而认定“女人做诗，至多是第二流”[2](P85)的董斜川；浅薄的顾尔谦；粗俗的方家妯娌，如此等等。我们读《围城》，突然发现了这么多“有用”，但我们都绝不喜欢的人。是令人讨厌者都进了“城”呢，还是现实社会这个“城”里的人，本来大多是有用而令人讨厌的？
曾有学者评价方鸿渐是“俗物”。的确，方鸿渐不是因为道德的完美，而在俗世显得多余。他的道德是缺省的：意志薄弱，随遇而安。但他不是“俗物”，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生存得这样被动和痛苦。方鸿渐这个“多余”人，是一个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悲哀与无奈的多余人。在现代文学中，这类既不能苟同世俗，又无力高蹈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柔石笔下的萧涧秋，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汪文宣……就连《围城》中的方遯翁，也实在是一个多余人。与方鸿渐不同，前者是时代的多余人，他们或者没有勇气，或者没有能力，在当世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不留神就处在了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边缘。比如方遯翁，他就只有靠自欺生存下去，否则他的自尊与敏感会让他一生不安。他就像《围城》里那座明明毫不顶用，却偏偏要响亮地自鸣的钟。方鸿渐的多余，与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他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多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多余者，而是所有时代的多余者。准确地说，方鸿渐是自由自适人性的多余⑤。这样的多余，出离了近切的时政，不像其他多余人那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社会即临感。但是，这样“多余”所启示和包孕的人生悲哀，却悠远久长，具有更丰富更广远的内涵，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方鸿渐从上大学始，就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留学时仍然没有，买文凭只为交差，与所有人交往也了无心机。方很睿智，心藏机锋，犀利地把人间俗态尽收眼底，明白所有人丑在何处，以直觉洞悉人生与社会。但他的清醒和睿智，并不包含丝毫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意图。他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他的独立和清高，都出于天然。他知道人性的所有弱点，却并没有勇气、愿望和意志去改变，当然他也不希望任何人来改变他自己。他愿意在滚滚红尘中，驾一叶扁舟，既随波逐流，又安然无忧；既自由自在，又衣食无虞。在先，承托他这叶扁舟的，有方遯翁，后来甚至有周经理，再后来，还有赵辛楣。但赵辛楣倒了霉，孙柔嘉一把将他拉下了水。方鸿渐也尝试过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高松年解聘他的时候，准备做点有骨气的事，可他失败了；报馆的王总编辞职，他激于义愤也辞了职，但从此丢了饭碗。可以想见，要保全自己自由自适的人性，方鸿渐离了别人的呵护，就无路可去。这也正是他无可言说的悲哀。钱钟书的“伤生”，大约也在这里。
在《围城》里，赵辛楣是男性形象中难得有丑行的一个。作者只在一个地方给了他难堪。他吃方鸿渐的醋，仪态高傲，放言“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2](P50)可是很快地，他仿佛完全变了个人。赵辛楣有方鸿渐名士式的“扯淡”，幽默，俏皮，但他没有方的懵懂和率性的自由。他靠家世，在世道上混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然而却不失真纯。他更像一位大侠，知道方人好，也知道方在现实社会里没有使用价值，但他珍惜方的“好”，他知道这样的“好”的另一种不可代替的属人的价值。显然，赵辛楣的性格如果不是分裂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如果他真诚认同方的一切，那他在俗世里也会同方一样变得“毫无用处”；如果他不认同，又有什么必要拖着方这个于事无益的累赘呢？赵辛楣到最后也仍然“不讨厌”，他没有像苏小姐那样，一夜之间与“四喜丸子”曹元朗，由象牙之塔走向夹带走私货。他就像暗夜中一烛暖人的灯火，在几千里外的雾都重庆，明灭隐显，解不了近渴地安慰着方鸿渐。只是这灯火也快要被俗世的黑暗吞去了——方鸿渐去了好几封信才盼回来一封，即是征兆。其实，在作者的心里，赵辛楣就是钱钟书心目中的另一个方鸿渐。我们不妨这样猜测：是钱钟书期望赵的性格与人生分裂。我们也不妨这么看：作者将自己喜好的性灵给了方鸿渐，但作者是多么睿智的人，他知道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里，只能是戚戚惨惨的结局。作者对人生的悲观，使作品中的方鸿渐，必定因率性而失去自由。所以，他不想方鸿渐那么悲惨，就把好运慷慨给了赵辛楣。那么，比照作者一生的际遇，是不是有一些方、赵二人合起来的痕迹呢？
钟书先生自1949年建政后，无论“三反五反”，“反右”，还是“文革”，诸多政治运动，他们夫妇俩最终都有惊无险。杨绛先生的随笔《将饮茶》、小说《洗澡》，以及近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仨》，都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他们夫妇二人的人生轨迹。1949年，钱杨举家从上海北上进京，“手忙脚乱中”，钱钟书已经写好两三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合心》初稿遗失了，他从此“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7](P83)他的自我解释是“创作才华”已尽，即使有“创作欲望”，也不能再勉强写下去了。[7](P83)《百合心》终于没能问世。《围城》成功所激起的创作激情与自信，就这样很快沉寂下去，不复再现。
事实上，钱氏夫妇进京后，那使钱钟书日写500字以自娱的社会背景，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即使钱钟书创作才华并未“告罄”，钱杨二位，也根本别再梦想，一个做“灶下婢”听众，一个做“夜读书”写手，那样的“幸福生活”绝不会重现了。他们的思想，被屡屡“洗澡”还忙不过来，面对旷世不有的政治风云，即使把脑子里所有的中外历史经验疯狂运转起来，也只会在现实中目瞪口呆，找不到答案。这样的社会巨变，实在只能令他们不知所措。如果钱氏要继续创作，以他的明智和心境，那只能是作伪。钱先生放弃了“作伪”，选择了沉默。
而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几乎不需要钱钟书做多大的人格调整。对钱钟书而言，自由自适，其来有自：他从来就没安心，也不甘心，把自己置身于欲望横流的社会关系中作茧自缚。早年在清华读书时，他可以在课堂上给同学不假思索地随手开列出几十本英文原版的禁书；[8](P124)在牛津读书时，可以看侦探小说看得手舞足蹈；[1](P33)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坦然说“十八九岁没有女朋友的男孩”，“心里的污秽有时过于公共厕所”(大约指性幻想)。[9](P64)钱钟书习惯于自由，安于自由。自由是他的一种基本人生态度，而他并不刻意去追求。他的“自由”，没有价值判断，没有伦理判断，没有一切俗世的干扰，他享受着，并不去判断这样的享受有什么对与错。1949年以后，如果他要继续创作，只有一种可能：放弃他曾经拥有并以自己的创作来体验的、也还想继续保留的这份“自由”。
那么，钱钟书从来“书本里灌注不下”、常常要“洋溢出来”的“痴气”(这一点恰好最像方鸿渐)，[1](P34)如何释放呢？他选择了远离社会的学问。
钱钟书学问的核心成就完成于1949年之后，这在他那一辈学问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杨绛在谈及钱钟书50至70年代生活时也曾说过，钱先生在那个年代，完全沉静下来，把西方文化经典著作，从古至今地逐一咀嚼阅读。他的《管锥编》，正是这种阅读结下的硕果，这的确是一个骇人的奇迹。
那么，在那样一个黑暗混乱的年代，谁能保障钱先生做学问的“自由”呢？家学渊源、学贯中西，这是钱与很多同代知识分子相似的；而自然却境界极高的“和向随俗”、与世无争，是他超越同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地方。前者使他免于方鸿渐的“志大才疏”[1](P7)、一事无成，因“无用”而遭命运的唾弃。后者，则使他完全不存在要在“新社会”里邀宠的星点意愿，从而避免了多少同行的“内讧”和可能的暗箭。钱先生的人生态度和际遇，他的性格、品位、机敏等，不能不说，与方鸿渐相似的地方很多。在失去“呵护”的时候，方和钱都很无奈，也无辜甚至可怜(钱“逃亡”到北师大小红楼暂居，犯哮喘病差点死去)。方因为“无用”而没被同事当成颇具威胁的死敌，钱因为“不争”而避开了政治对他的青睐。这样看来，方鸿渐真正非功利的自由人生姿态，也在1949年后部分地“呵护”了钱先生。而且，这样的姿态和思想境界，才使他获得其他人都难以持有的心灵平静，从而完成了皇皇巨著《管锥编》。毛诗英文翻译组专家的身份，阴差阳错落地落到钱钟书头上⑥，使之偶然间获得一重令同人艳羡的“呵护”，得以在那险象丛生的政治环境中，安然度过大劫难。这个特殊“身份”，在钱钟书的生活里，起到了小说中“赵辛楣”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钱钟书的人生历程，其实也是在或隐或显地诠释着他笔下的方鸿渐；而方鸿渐的率真，以及赵辛楣的“好运”，某种意义上合而为一，几乎是钱钟书人生的一种“对象化”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那与生俱来的人生态度，即“无为”而自适的人生态度。我们看到，有人也与钱一样“不争”，可是那“不争”写在脸上，分明是“不屑”，自然，便逃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钱氏不是这样，他的不争，出诸天然。每遇乱世之风，则谦卑、沉默而柔弱地“不争”。他明白一切，却既没有勇气，也没有产生勇气的兴趣，要把他的“明白”显示出来。钱无意中精致地保护了自己对“自由”的习惯和选择。这样，他就自然免受政治风云的过多干扰，尽可以躲进心灵一隅，尽情漫酌世界典籍的美酒，完成《管锥编》。尽管钱氏夫妇也遭受过被造反派按地痛殴的耻辱，杨绛90高龄回忆时，仍痛心不已；但总体而言，他们遭受的屈辱，远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共同灾难”层面。后来，政治相对清明，钱先生也已届“纵心所欲”的年龄，其自由本性，才由“沉默”转入“公开”，重露1949年前曾经展示过的凌厉的一面。
晚年钱钟书，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依然故我，拒绝一切虚荣和邀请，而其拒绝的方法，仍然是方鸿渐式的——例如，说人家开研讨会、纪念会是“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10](P76)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垂青”，便大谈诺奖评奖的不公及翻译作品的不堪，使人不敢再鼓噪。钱钟书以其固有的睿智，不惜担“刻薄”的恶名，而让名利最终离他远去——实在的，这是钱钟书对其一生自由的最后的呵护。
从小说到生活，钱钟书似乎无时不处于对现实的喜剧态度中。而这喜剧的幽默，其实源自钱钟书对人生，乃至人性的深刻的悲观。因此，与其说钱钟书的自由是洒脱的，毋宁说是无奈甚至感伤的。
回到小说，我们看到，《围城》(以及钱氏的短篇小说《猫》)，写尽了知识分子的卑琐与虚伪。有人说钱钟书笔下的儒林众生，是“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好像还有不披外衣的“赤子”在。其实，少有了，或者说真的没有了。从高松年到范小姐，在现在和未来，都将俯拾即是。也许，我们自己也正是其中的一员。钱钟书对这些人辛辣、无情的嘲笑背后，潜蓄了多少无助而灰心的无奈呵！而这，才是作者真正绝望的“忧世”。
孙柔嘉这位拉方鸿渐进“城”的人，直到最终，都在努力给方鸿渐所不需要的呵护，她那么执着、专一地维护她的小家，有什么错？方鸿渐，除了“全无用处”外，还有什么错？《围城》里的许许多多人物，以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来衡量，又有什么错呢？比如韩学愈，他手无缚鸡之力，你要他为了人性的圆满，而选择自暴其短，从此滚出学界，以半百之躯去喝西北风吗？方鸿渐们(包括赵辛楣、唐晓芙)，尽可以以自由人性、美好人性的“片面坚持”，来“损害”那些于滚滚红尘中“熙熙而来”“攘攘而往”的“对方的合理性”；韩学愈们也同样可以以方鸿渐的“全无用处”，来剥夺他在现实社会里自在生活的权利。这个真正悲剧性的无法排解的冲突，才是方鸿渐形象的核心价值和魅力。这冲突也才包含了“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2](P342)的，对人生无尽的讽刺和感伤——尤其是感伤！
注释：
①《围城》1946年2月至次年1月，在《文艺复兴》连载；1947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此后匿迹三十多年，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
②《围城》甫一出版，读者颇多这种猜疑，“很多女读者写信来打破砂锅，问我是不是书中的男主角，婚姻生活是否如意等等。”(钱钟书语，见水晶《侍钱“抛书”杂记》，罗思编《写在钱钟书边上》第25页，文汇出版社1996年。)尽管钱钟书否认，水晶依然认为，方鸿渐(乃至赵辛楣)身上，都有钱氏的影子(同上，第26页)。
③《围城》问世后，方鸿渐不期然地成为读者嘲笑的对象，连钱也只有顺从读者的这种态度，更多从否定的角度评价方鸿渐。钱氏夫妇的撇清，导致80年代以来大陆的《围城》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回避钱钟书与方鸿渐的关系，将方置于钱氏理性否定的客体地位。
④这是孙雄飞、黄蜀芹改编《围城》时，杨绛对《围城》内涵所借用的一段文字，被用作电视连续剧《围城》的片头语。
⑤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钱钟书一章，有与此相似的观点。
⑥这期间，胡乔木作为毛泽东信任的文化官僚，对钱氏夫妇的理解和呵护，对其保持“无为”而无恙的生活，有很大作用。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我们仨》等中，皆有记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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