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哈佛社会学系讲师帕森斯致函系主任索罗金，请求晋升助理教授：“到12月，我就该三十二岁了。……也是在哈佛的第八个年头，……我至今尚未出版过一部有分量的作品，尽管我希望手头有一部……还有几个月就好了。……我做的这项工作特别艰难。我原本能够早些时候就出版一部书——只是它的质量会远不如将要完成的那一本。”
1935年秋，帕森斯将手稿呈于索罗金，后者复函帕森斯：“阅读您的手稿证明不比我第一次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容易，甚至还更难，并且肯定比读胡塞尔的‘现象学’作品困难得多。……您的作品可以说对于百分之九十的社会学家都是‘不可读的’。”“为什么即使是一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把握您的思想，原因不难想见。与其说是因为作者写作的方式，不如说是作者思想的模糊……您的作品中最艰难也是最糟糕的部分，正是那些您努力给出自己的构造图式的部分。”事实上，多年以后，已被世人淡忘的索罗金在其《今日社会学理论》中依然对帕森斯的著述贬斥有加：“满纸徒具其表的科学黑话，全无明晰的意义、精确的界定和基本的典雅可言。”
哈佛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同样读了题为《社会学与人类行动诸要素》的初稿，并于1936年底致函哈佛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赞扬该书以细致的学术眼光，让美国读者得窥韦伯等德国思想资源的堂奥，必将在美国学术文献中占据确定地位。熊彼特指出，除了帕累托和马歇尔这两位他作为经济系教授原本已很熟悉的人物，帕森斯对于涂尔干的阐释对他亦深有启发，对于实证主义传统的拒斥有根有据。当然，“有些怪异行文只有转译成德语才可以完全理解”。
到1937年初，哈佛生物化学家亨德森致函校社科研究委员会主席：“对于正在形成的这门科学的历史，它是一项极具意义、分量很重的贡献。”
《社会行动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就此问世。帕森斯的老同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比尔斯泰德发表题为“智人？”的书评，称其为受海德堡训练的哈佛社会学新秀，认为此书与客观经验主义取向截然相对，“像《中镇变迁》作者这样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不太可能费心去读，但其意愿论包装下的“主体社会学在科学角度上的用益，大致相当于十四行诗之于云雀。而‘意愿论行动理论’将会使詹姆斯——或许还有帕累托——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芝加哥社会学大将路易斯·沃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说，设想能够分析某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现实领域的社会学是缺乏依据的，也就是说，此书最为致力的地方恰恰贡献最微。
豪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评论过《结构》的两个版本。1939年的文章赞扬此书“为澄清价值观念在社会行为中的地位这一久悬不决的难题做出了贡献”。1950年版评论指出，“这本重要作品之所以遭人忽视，原因正如我在1939年预见的那样：‘不幸的是，它是如此冗长，行文如此玄奥，让许多原本可能从中受益的美国社会学者望而却步。’”
不过这一次豪斯错了。书还是那么冗长玄奥，但此后的学者不再望而却步。书再版后成为社会学课程必读书，最后成为经典里程碑。固然，当20世纪50年代哈佛要求申请读社会学研究生者至少掌握两门外语时，据说有调皮捣蛋者询问“帕森斯语”（Parsonese）是否也算一种。至今此书也是引得多读得少。
帕森斯诚可谓20世纪社会学史上一位充满悖谬的人物：曾受万方仰望，亦遭人人喊打，现又少人理睬，孤独地待在社会学先贤祠里，眼看着前面的韦伯和涂尔干甚至齐美尔像前香火旺盛，也只能无奈地瞧着后来者福柯、埃利亚斯、布迪厄，还有候补的哈贝马斯、吉登斯甚至鲍曼。他竭力使社会学超越对于外显社会事实的简单描述，但被指无力融入反思性；他力倡愈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的意义取向，但被指塑造一堆机械系统，只适合一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他探求后纳粹时代的民主化政治议程，也曾被中情局长期监控，却被指保守主义；他把韦伯和涂尔干引入美国社会学，在开始做博士论文时遭遇了韦伯的天才思想并毕生自视韦伯主义者，却被年轻一代认为误读了这两人……
许多二手文献将帕森斯描述成一位典型的哈佛蛋头教授，与日常生活相隔绝，一心关注抽象理论；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梦想一个美丽新世界。但这些多属虚构。这位最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背负了许多污名。他留下十七本书，两百多篇发表的文章。但哈佛档案馆中还有大量讲演稿、备忘录、回忆录、研究计划、报告、讲话、信件等，别样的帕森斯还在那里面。
传统的社会学观点有意无意地把帕森斯这部成名作视为其处女作，认为此书只是欧洲传统的某种综合，对帕森斯此前的数十篇著述并不重视，也不真正努力探究其社会历史背景，乃至个人职业生涯与其学说本身之间的关联。帕森斯就此成为一名抽象的、一般的（general）社会理论家。
今人开始认识到，自称“不可救药的理论家”的帕森斯，在1930年代的动荡岁月，发表过有关德国和战争话题的诸多演讲、备忘录和文章后，写成这部表面抽象超离的书，也是要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失范社会）何以作为民主的社会行动结构（整合社会）的对立面。其实早在初版广告中就打出熊彼特的评价：“它不仅推进了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也推进了典型意义的‘公民学’。”有趣的是，索罗金同年推出三卷本巨著《社会与文化动力学》，却试图证明某种克里斯马政制值得想望。但借用《结构》开篇的一句话：Who now reads Sorokin？
明确具有价值无涉理解风格的社会行动结构观也同样饱蕴政治。帕森斯在回应沃斯时指出，致力于一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价值观念，使他能够对社会现实做出评判，把握具体的权力关系。他应当是一个品正德端的社会成员，尊重人类平等、尊严等深深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价值观念。
帕森斯最初想从医，但在阿默斯特学院受到两位制度经济学家汉密尔顿和艾耶斯的课程影响，日后这被他归为自己从生物学转向社会科学的原因。本科毕业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旁听制度经济学家陶尼和坎南的课，并从英国首位社会学教授霍布豪斯及其门生金斯伯格那里第一次正式修习社会学课程，又从后者接触到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25年赴海德堡，跟曼海姆读韦伯（此前未曾接触过韦伯的学说），从雅斯贝尔斯习康德，听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课。关注马尔萨斯、李嘉图、帕累托和马歇尔的萨林教授指导他做讨论晚近德语文献中资本主义概念的博士论文，重点是其尤为赞赏的桑巴特和韦伯。1927年夏，萨林、阿·韦伯、雅斯贝尔斯等组成的考试委员会评其口试和论文为优。他在与韦伯夫人议定开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入职美国正统经济学中心——哈佛经济系。
帕森斯归国初任经济学讲师，接触到陶西格和熊彼特。前者当时是美国经济学泰斗，也是马歇尔的观念在美国的首要提倡者。后者是经济系首位正教授，帕森斯在其“普通经济学”课上进一步熟悉马歇尔，并逐渐认识到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分歧。青年帕森斯不期然之间跟两派的顶尖人物都学习过，只是先接触了异端再系统学习了正统。
同时，他还结交了哈佛在（自然）科学的性质与方法方面的权威——哲学家怀特海和生物化学家劳伦斯·亨德森。前者使他认识到有必要在科学工作中探究“一种抽象的分析图式”和“具体现实”之间的关系。后者于1932—1934年主持帕累托教员研讨会，除了每次必到的帕森斯，还包括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社会学家霍曼斯等。此后两人交往更密，一段时间里每周两次共议《结构》初稿。
事实上，帕森斯几乎整个早期都是和哈佛一帮非社会学家结交，并在这个圈子里大获成功。
此前的哈佛只有社会伦理系，教“社会学原理”的经济系教授卡弗否认社会学有自主性，觉得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来自经济稀缺，而这由经济学家来研究就可以了。就全美学界而言，自然科学有广泛的制度支持和崇高声望，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领袖地位稳固；社会学则较少被视为一门合法的科学，一直没有通过独立的大学系科建制化。帕森斯意识到，某些生物科学向被视为社会科学的领域发起攻击，包括人类文化、理念、价值、主观需要和宗旨、选择、态度等等。为首的便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等开始反击。
帕森斯乍到哈佛，适逢创建社会学与社会伦理委员会。帕森斯有意引入挑战新古典主义的德语文献，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地带游走，与其经济系同事在思想取向上格格不入，倒是对社会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而主席正是1930年成为哈佛首位社会学教授的索罗金。1931年，哈佛废社会伦理系而建社会学系，晚于芝加哥大学三十八年。按照古尔德纳日后的概括，相比于中西部文化，东部沿岸文化中的局部色彩、地方主义、孤立主义、“脚踏实地”的成分都要少些；“唯智主义”、国族主义、国际主义的取向要更多些。
1930至1936年，讲师帕森斯始终薪水微薄，倒是连添三个孩子，被迫多处兼课，比如在拉德克利夫女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暑期学校。1932年10月他致函奈特，坦承“我压力不小，如果想升职，就得很快出版些东西”。至于突破口，“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最有希望”。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并未提供合适平台让他与经济学相争短长，他必须构造自己的社会学观。
他在陶西格任编辑的《经济学季刊》上先后发表《马歇尔论需求与行动》和《经济学与社会学：时代思潮中的马歇尔》。前者后来修改成为《结构》第四章，强调马歇尔本人已表明效用理论只是经济学不太重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经济条件与行动对人的性格的影响。后者第一次系统地为社会学的独立领域地位辩护，力求某种“马歇尔—帕累托—韦伯‘会通’”，后来发展成为《结构》中的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会通命题。通过涵括各种“非理性因素”及“终极价值”，来平衡英国传统中的个体主义和线性进化论，从而走向马歇尔未能走向的方向：“发展一门社会学的科学”。他试图告诉执美国社会科学之牛耳的经济学家：欧陆早就开始以社会学这门宽泛的科学来处理经济学论题，马歇尔、帕累托和韦伯都在中晚年从经济学走向社会学而趋于思想成熟。帕森斯就此号召其听众也来投奔社会学，在关于社会的研究的学科网络中，这门学科最有前途，对于社会科学的系统关联的处理最令人满意。
帕森斯是到了哈佛后才开始系统阅读涂尔干的，他更明晰地认识到，市场的调控，即所有经济交换的调控，并不是通过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对于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来产生的，而是通过创造一套道德秩序，基于共享道德价值来控制互动。帕森斯发现了涂尔干，也就找到了破解经济学与社会学之关联的钥匙。
帕森斯1935年的《终极价值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一文还对滕尼斯颇为赞赏，执著于帕累托—涂尔干—韦伯—齐美尔—滕尼斯的会通，以意愿论抗衡实证论，强调行为的积极主动、创造性、评估性向度。《结构》第三版中，帕森斯加入一个新注解：“除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特别是库利、米德和托马斯，在《结构》中被忽视的最重要的单个人物……或许是齐美尔。诸君可能会感兴趣，我的确起草了一章关于齐美尔的书稿……但部分是由于篇幅所限，最终决定不收入它。”手稿明显表现出，帕森斯非常称许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路。草稿第十八章“齐美尔与滕尼斯”甚至提出：就处理突生结构和各历史社会之间的变异而言，齐美尔的概念模式或能超越自己的“行动”框架。但定稿中这一整章缩减为一个附注。另一项证明是1935年哈佛课程描述上的帕森斯的课程“社会学21”：“霍布豪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令人注目的是，这里没有帕累托，可能是要避免与亨德森的帕累托研讨会相竞争。
《结构》引述亨德森七次，皆为正面，索罗金十一次，大多数为负面。事实上，《结构》不仅传递了帕累托小组特别是亨德森的看法，而且切合了哈佛对于社会学和科学的官方看法。时任哈佛校长的柯南，未来的原子弹开发者，被广泛认为是化学领域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认为齐美尔毫无科学性可言。帕森斯清楚地意识到，需要说服两位重要决策者——一位是化学家，一位是生理学家——《结构》满足他们想当然的科学研究标准。否则，自己在哈佛的聘任显然就完了……
1939年帕森斯升为社会学副教授。后两年，舒茨与他通信切磋，试图以现象学补充一二。帕森斯颇有几分老索罗金的语气，“我们的思想似乎无法交流”，“我丝毫不觉得您的论点可以动摇我的立场”，最终傲慢地终止了切磋。1942年他获选美东社会学学会主席。1944年升为教授并接掌哈佛社会学系。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在兴起的社会学职业的精神氛围类似于一种混杂的社会新闻报道。这种经验性社会学迥异于欧洲的抽象演绎式社会学。帕森斯一反芝加哥社会学风格，强调理论对于构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使美国社会学的理论精神大大精致化，要让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但他依然要去实现早期芝加哥学派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学的诸般希望。
尽管帕森斯在本科就接触到萨姆纳和库利的社会学，但他与美国社会学的接触只是间接的。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触到的基本是宏观的社会经济理论，直到后来才接触到芝加哥学派更具归纳性和扎根性的经验研究。许多芝加哥社会学家也在欧洲学习，但接触的基本是微观社会学。芝加哥社会学家斯莫尔、米德和帕克都在柏林大学学习，帕克（或许还有米德）还听过齐美尔的课。
亚历山大说《结构》作为《经济与社会》后最具影响的社会学作品，基本确立了现代社会学的关键词汇。勒文进而指出，此前被视为原创性杰出思想家的齐美尔就此被排除出社会学经典的万神殿。如果帕森斯在芝加哥、哥伦比亚或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写此书，若非亨德森等起到关键作用，《结构》会如何？齐美尔的命运会如何？在哥伦比亚，可能会将齐美尔有关社会结构的可检验的假设命题进一步发展；在新学院，会强调他的现象学维度；在芝加哥，会凸现齐美尔的所谓形式社会学与人际互动的关系……
但这可能是个假问题，因为换个地方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写这样一部书。
好了，书就在眼前，但如果想寻找更熟悉的那些结构功能主义术语命题，可能还要等待二战后帕森斯另一部砖头一般厚的书——《社会系统》。至于《结构》，那是1930年代的帕森斯；其时无论是他个人的职业生涯，还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还是西方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命运，都尚无定型。一切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