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年前，我刚读研究生，两位同时毕业的师兄给我上了一节“职业课”。
博士毕业的师兄是我们这个专业最有学术前途的那类人，去了国内著名的研究机构，硕士师兄则去了一家出版社。我间接问过他们的收入，都在北京，后者的收入却是前者的十倍。
十年过去了，博士师兄已经成为了年青学科带头人，但仍然在等着“解决住房”。硕士师兄后来联系不多，但从那家出版社发展的势头来看，生活应该是滋润的。我不知道这个经验是否潜移默化了拉低了我对“高校教师”、“青年学者”的职业预期，总之，我也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混进了媒体。但有意味的是，我遇到的新闻选题，仍然总是和高校教师、青年学者的待遇有关。
2014年七月，一封南京某高校教师写给校长的辞职信，一项关于大学教师薪资调查的结果，同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低于农民工”的收入、“买不起房”甚至“生不起病”的生存现状，虽然在每个地域、每个群体中都不罕见，但放在中国青年一代知识群体身上，却让人尤为不安。
我们策划了两篇关于青年教师群体生存窘境的评论，一前一后的刊发在我供职媒体的评论版头条上。题目有点狠，但仍然一路通关的变成了十号大黑字体。那之后，我们收到了数十封以“教师收入”为关键词的邮件，接到了若干直接或间接的电话反馈。一个地方大学的青年学者打电话和我说，这个群体能否感受到社会公平，决定了他们怎样在课堂上向更年轻的人讲述公平。
这句话，也许能解释我们那种隐隐的不安感，以及策划这组评论的原因。
在另一封回馈的邮件中，来自于一个冷门学科的基层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称自己为“学术农民工”。他呼吁将高校教师、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收入分为非竞争性收入和竞争性收入(课题、项目)，认为，没有相当比例的非竞争性收入作为坐冷板凳的专心学问者的保障，没有对科研尤其是基础学科长线发展规律的把握，就无法推进基础研究，也无法确立学术精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仅凭两篇开创性论文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生就一部研究论文集。按中国标准，科斯甚至无法在年度科研考评中过关。”
我们一样把他的信整理成评论发表了。
今年两会，教师的待遇、生存状况，仍然“蝉联”热点问题。在大量的调研基础上，有的代表委员关注乡村教师的编制和保障，有的提案议案给出了民办、公办教师待遇并轨的建议，这种建言和鼓呼，无比重要、必要，切中了教育改革的肯綮。但稍有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针对高校、高等研究机构青年学者生存状况的讨论，如果以两会的讨论热度推测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这个群体无疑成为了“夹心层”。
当然，相比起广大的基层教师，这个群体的规模太小了;相比起一些乡村教师艰难的困境，强调高校教师收入“不体面”又显得有些矫情。但一个事实是，这个群体确实关乎中国社会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教育有用还是无用”这个问题的答案。
此外，他们的生存现状，也直接呈现着多项改革的效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他们应该是“扩中”原则的重要受益者;在事业单位改革和高校去行政化的进程中，他们应该是主导者和推动者;在科研体制改革中，他们更应受益于新的科研秩序与评价体系。一个现代社会中，常识判断，如果智识上的精英阶层都在上升通道上遇到困难，底层的问题就更难解决，因为后者的问题往往需要前者的推动。
高校青年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并不见得像想象的那么有“存在感”和“获得感”。改革不一定要优先他们，但一定不能忘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