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一名在读大四学生，刚花了十多年时间学习了各个年级的政治教材，有一肚子心里话想诉说。恰逢昨日看到袁部长谈高校教材改革：“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心中感慨万千，我作为刚刚要告别学生身份的人，有太多切身感受。
袁部长说得好，我们的教材就是要增加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如何增加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说：“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就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更难讲是先进文化。没有市场，作品给谁看?宣教功能怎么发挥?先进性又体现在哪里?”我认为这对高校教材同样适用。而现在的高校教材，就是没有市场。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我们教材的编订更应该考虑当下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一方面，我们现在的教材很多同学不知所云，教材一味诉诸知识权威，大都是晦涩的理论，但是高校课堂是青年人的课堂，教材能否被学生接受并不单纯取决于它与学术权威的距离。而那些书本里密密麻麻似乎又遥不可及的理论，只会与学生主体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现在的高校政治教材，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单一，教条，与其说是学习政治思想的教材，不如说是机械灌输马列的教材，书里面只看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看得到邓小平理论，世界上那么多元的政治思想，不应该避而不谈，没有比较我们从何得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而且，教材中没有，不代表这些思想就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传入，现在一些不法势力抓住这个漏洞，乐此不疲的传输西方政治思想，这些错误的理论从他们口中传过来，当然就变味了，就成了西方制度优于一切，一人一票是最先进的民主。青年本来就是一个逆反心理普遍存在的群体，课堂上强行学习的晦涩理论，和朋友圈里天花乱坠的“普世价值”，“宪政万能”，青年会听谁的？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教材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缺乏气度，比如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里面的抗日问题，我们的教材讲的更多的是敌后战场，对于国军抗日一笔带过，这不仅是对民族英雄的不公，也成了心怀不轨的人得以利用的好机会，其实网络上流传的很多国军战役伤亡惨重到底有没有我也无从证实，但是我们的教材不讲出来，就成了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前段时间我在网易公开课学习耶鲁大学道格拉斯教授的课程《资本主义的成功、危机和改革》，这就是一堂西方的政治课，和我们学习马列一样，当然，这位教授在课堂中讲的自然是马克思的理论错误，但是和我们的课堂不一样的是，道格拉斯教授毫不吝啬对马克思才华的赞美和许多理论的认同，但是在谈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时，这位教授选择理性的探讨，大致意思是“马克思在研究‘劳动力商品’时，遗漏了劳动的基本供需关系，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在人口过渡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的产值还取决于知识产权、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等”。
这位教授结论的正确与否不是这篇文章关心的，而是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思维方式，往往更加有说服力。教授在课堂中还提到了福山，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福山的理论，用以前的话来说，福山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到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首要攻击对象。按理说这位教授应该大肆表扬这位西方制度鼓吹者，但是教授却是直截了当表明自己并不赞成福山的论调，他认为任何对历史进程进行决定性论断都是错误的。
他们的课程名称也很有意思，叫《资本主义的成功、危机和改革》，您不觉得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改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危机和改革》，是如此贴合我国实际吗？从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抵抗日本侵略，同国民党官僚政府做斗争，再到解放全中国，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吗？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再到邓公复出的改革开放，这难道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思想的伟大胜利吗？这不仅显得更加接地气，易接受，也能更直观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坎坷与发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当年清军入关，屠戮百姓，史可法率领民众誓死抵抗，这位让清军付出惨痛代价的将领，是清军的敌人，更是民族的英雄。大清建立之后，史可法也一直都是清朝百姓心中的疙瘩。到了清高宗年间，乾隆毫不回避这段历史，写下“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的千古评语，并追谥其为“忠正”。乾隆皇帝这一举动并没有带来百姓对旧明的怀念，而是举国拥戴，士子归心，一个对民族英雄能够抛弃前嫌，客观评判，甚至是大力尊崇，这样的皇帝能不是好皇帝吗?
习总书记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有话放到桌面上讲。尤其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大家得到信息的方式更多元，普通公民一年出境人次也突破了一亿人次，这些出境的人，能够很直接的了解到多元的政治理念，这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都会把他们所看到的带回中国。能回避吗?还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贪腐，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边贪边升、边升边贪，这就发生在我们周围，能回避吗?如果教材里面还是一片两袖清风，我们的体制完美无缺，怎么能的到大家的认同?
任何体制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新一届的党中央同贪腐势力作斗争的决心我们都看在眼里，如果没有合理的政治制度，没有党内民主，怎么能选出一届同既得利益阶层宣战的党中央，选得出一届简政放权，让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民政府?这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活生生的教材。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腾飞，让周边很多国家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很大程度是源于我们中国同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而这个被他们所否认的体制，却带领这个人口最多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强势崛起，以自己的独有方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些敌对势力躲在暗处所做的渗透和扭曲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远比我们得知的要多。尤其是在我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口，和三期叠加的大背景，这个时候国家就像一个闭关飞升的道士，更加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外部环境，更加需要万众一心，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这是客观需要。
但是，通过抵制，回避等方式就能得到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吗? 我并不认为现在的方式就是占领了主流舆论，与其说是领导了舆论与话语权，不如说是掩耳盗铃，剥夺了话语权。 我们想进行的教育，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进教材，进课堂，却不一定进得了我们学生的头脑。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得到的是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就发生在我身边，就在我室友的谈论中，就在我同学的抵触里。
在一次周恩来与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见面会上，美国乒乓球队员科恩向周总理提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问题，他问：“请问周总理，您对嬉皮士怎么看?”
周总理回答说：“青年人是社会里面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他们总是在寻找真理，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通过实验，他们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多么精彩的回答，周总理不仅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气度和睿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青年多元化思想的辩证思考。
袁部长说“对大学教材的管理不是不要开放，而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我希望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材，不仅能让我们看到马列主义、毛泽思想，还能看到与一个崛起的大国所能匹配的包容，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所展现出的亲和和一个有风骨的教育界对待历史的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