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三十余年，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一直是一个畸形扭曲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体制内的金融业一直是政府官营的，听命于政府的旨意，效率过低，浪费资金资源，效率配置在低效的领域，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结构，始终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

而在底层，则始终蔓延生息者民间金融，这部分金融业主要是担保业、典当业、地下钱庄、PE投资业以及各种名目的投资和理财公司等等，以及其背后庞大的民间借贷，这部分金融业虽然高效，灵活，但是由于分散、弱势，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和内部操作黑幕，风险控制极为薄弱，往往容易引发系统性或局部性的金融风险。

由于以上两种不同金融业态不同的地位和悬殊的实力，政府对其的管理和态度是泾渭分明的。对于前一种作为权威的核心的经济体系的部分，极尽保护优惠之能事，保护的方式就是把金融业看作国计民生的核心，保证政权稳定的力量，金融业成为垄断行业，其管理人员由组织部门任命，既享受体制内的好处和特权，又享受市场化的好处和优惠。最为主要的是享受政府规定的宽阔的利差，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从民间收集资金，然后以政府命令的价格贷出去，稳稳享受着这个利差，成为其利润的最核心的部分。

由于中国金融业的这部分是官办的，所谓体制内的，其服务的是政府的意志，而我们的政府是经济赶超型的经济战略，其中一个潜在的心理是，集中社会上的资源，然后进行由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最主要的是搞基础设施，比如四万亿刺激政策，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必须金融机构收集的钱是低成本的，这样就确保他们贷出去的钱的成本也是最低的。这种模式其实是鼓励居民和企业少消费多储蓄，储蓄的资金其实就是资源，被用来进行投资，这种投资起初是很壮观的，经济增速很高，GDP增速也很高，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很快就进入产品和设施过剩期，过剩以后就就会发现所有的产品都是过剩的，因为在过剩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是减少的，他们消费的能力同步是下降的，这就会形成自我强化和自我加强，直至经济掉入最萧条的深渊。

而作为民间体制外的这部分金融，事实上如同附着在皮上的毛一样，也是在政府大规模的投资所导致的繁荣开始的，毕竟官方的金融在经营的时候有许多遗漏和空间，而且民间金融的灵活性和效率高，也吸引了部分风险偏好型的资金，形成庞大的民间借贷力量。这部分市场对于民间中小企业的成长和融资是功不可没的，最近几年对于中小房企的生存也做了不少贡献。

但是由于以上笔者所指出的缺点，宏观经济的大的风浪，受到影响和冲击的肯定是这些“毛”，资金链断裂，风险开始大面积爆发，最明显的特征是民间借待者血本无归，这些当初贪图高利息的借待者成为弱势者，而那些金融公司和高利贷者成为打击对象，这时候政府的口号是治理混乱，是维稳。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的治理金融“三乱”以及最近几年，尤其是2012年一来民间借贷危机大面积爆发，地方政府实行的取缔民间借贷和治理担保公司的行动，尤其是最近重庆黄奇帆实行的停止金融类公司的登记注册等，这就是所谓“一方就乱，一乱救治，以治就死”死循环。

事实上在每一此宏观经济周期调整的时候，都有民间金融作为祭奠的惯例，这是由于其盲目、分散和脆弱，其无形中成为官方金融的降落伞、防震垫和牺牲品，每一次宏观经济硬着陆后的治理后留下一地鸡毛，尸体遍地的肯定是民间金融。而官方金融则采取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剥离措施，由纳税人买单这些不良贷款，街市依旧太平，整个经济体在漫长的萧条过后迎来下一个景气周期，而金融业依然是那个两张皮的金融业。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金融业在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毫无长进，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其总根源就是这两张皮的结构。

当你回过头来研究西方金融业的发展史，你会发现西方金融业不存在两张皮，金融业从来就是民间的为主体，官方的很少，甚至没有，这就导致金融业的公平竞争，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从西方文艺复兴一来，在意大利出现金融业发展的雏形，然后到荷兰、英国、美国这一路下来，西方金融业的发展是实体经济的要求，是实体经济自然进化的过程，其每一步成长繁荣，都是呼应实体经济的需要。

在其刚刚成长时，其实就与中国目前的民间借贷民间金融毫无二致，当然也谈不上多么强的实力，风险极大，风险管理能力很差，欺骗、欺诈、暗箱操作等等劣迹无数，在每次宏观经济调整时，自然也是形成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千千万万存款者或者集资者血本无归，甚至自杀等等。但是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风险自担，你当初投资做这个民间借贷，你就要对这个风险有一定的判断，判断失误发生风险你就要自己承担，政府不会管理这些事，除非到了社会救助的程度，所以在西方不存在所谓的刚性兑付。

而在中国正好是反着的，金融主体不是民间自发形成，而是政府人为设置的，其运行也不是经济自身的运动的一部分，而是遵照政府长官的意志，这不是金融业，是政府长官的账房先生。

而民间金融虽然自发生长，但是在出了风险后，政府不是遵循风险自担的原则，而是以维稳和维护秩序为借口，对民间金融的幼稚力量进行打压，直至民间金融的幼苗全部消失，留下来的只有政府的账房先生官办金融，最终中国的金融业就根本没有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