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话语的角度描述了20世纪战争年代(1937—1948)的一种文艺权威话语，这种话语是以毛泽东的话语形式来表现的，本文主要探讨了这种话语的功能与实践：第一，双重言说系统的明朗化特征；第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三角形态体现出话语的辩证思维；第三，“我们”和“人民”作为主词的能指意义；第四，话语实践的权化功能。
【关键词】文艺权威话语/功能/实践
话语形成的标志在于，话语形式和话语主体的结合。本文所要论述的20世纪战争年代(1937—1948)的文艺权威话语的形成就在于，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和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结合。①不过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把话语形式和话语权威分开来是为了描述的方便，实际上，话语形式的形成和话语权威的生长同时进行着，这种生长过程是在同一个东西内部的生长过程，二者不会在分离的状态中各自生长；一是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在描述的层次上，他由话语主体走向话语权威。因为描述一种话语的形成，必须描述其话语主体的形成，一种话语，也许常常是由某一个体精心建设而形成；于是，在描述话语的形成史中，由这一个体来承担话语主体的功能，会给描述带来方便。但是，话语一旦形成，并在言说的境域中，实行着话语实践，这种话语的话语主体就不会仅仅是这一建设话语的个体，极可能是由这一建设话语个体所标示的一个群体。
文艺权威话语显然是权力话语，因为其话语主体由话语权威来承担。恩格斯针对巴枯宁的“打倒一切权威”从而实现个人完全自治的口号，提出了权威存在的重要意义，他引用但丁在《地狱》篇中的诗句“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表明现代大工厂需要权威。其实这也适应整个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入某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必须是有权威的社会制度。恩格斯说：“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②权威不顾其他意志的反对而能让自己的意志得到别人的服从，这一功能的实施，也就是权威的实践。恩格斯说的权威是政治上的权威，但同样也适应话语权威。话语权威的实践，就是这种话语权威自身拥有的话语形式不顾其他话语形式的反对而能被服从的过程。文艺权威话语由其权威引导的话语实践是很复杂的，但事实是文艺权威话语在其形成之初的延安解放区就得以实践，描述其内在动因和实践过程，也许相当重要，在此，则是从描述文艺权威话语的结构特征来达到上述目的。
一、明朗化：双重言说系统
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一直被当作典范来称颂。其中的一个意思也许正是他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做到了真正的“白话”之“白”，这就是文艺权威话语的明朗化特征。当年胡适之提倡白话文，解释“白话”时说：“白”就是“说白”之“白”、“清白”之“白”、“黑白”之“白”，就是明白干净。③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完成了五四白话文提出的目标，好像胡适也在某个地方说过：共产党内就是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不像一般记叙性写作，记一件事，抒一段情；也不像一般议论文写作，举几个例，讲一番理。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目的在于建设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理，这种学理，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实践哲学。因此，如何把学科专业性的政治学理结合到“白话”之“白”中，这就在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政论白话文上设置了高度。
对于这种话语形式，萧三在四十年代有一段精辟的评论：
“一直到现在，毛泽东仍然是第一个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严正，备中肯綮，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礼堂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在古今中外的巨人中间，我们只有将毛泽东同志比之于列宁和斯大林。而泽东同志又独具道地的、纯粹的中国的风格。”④
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第一，这段话概括出话语形式和文化后援的结合达到了“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和“意味深长，涵义严正”的两极效果。第二，毛泽东的话语形式，是以政论白话文称呼的，因为从后来的研究者回看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是以著之于书的物质形式的文本作为对象的；但实际上，这种话语的话语形式包括的因素还要多一些。文艺权威话语的文本，在当时不仅仅指那些写作的文本，还包括演讲、报告、讲话的文本，而这些文本留给后来研究者时，就消失了话语的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本应是话语形式的因素，诸如演讲者本人讲话的手势，姿态，神色，带点湖南方言的腔调，都对文艺权威话语的形成起过作用，但是这些都已经随时间消失了。第三，文艺权威话语的接受群体，不是单一的群体，这个接受群体是个多层化的群体，这就决定了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不可能采用单一的言说体系。萧三的评论打开了研究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形式的某些窗口，但他仍然没有道出文艺权威话语明朗化特征的个中奥秘。
不妨先来看一段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文字：
“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⑤
这段内容于1939年12月被毛泽东写成课本《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但是前后比较，这段话更加干练紧凑，明白晓畅，清楚、完整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主体、性质和目的。对每一内容的分析都是先用设问句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很特别：前面的四次提问都有两层，初看似乎是重复，其实不然，作如下排列就很清楚：
A
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
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
什么人是革命的骨干呢？
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
B
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
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
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A行的提问是用白话/口语的形式表达，无论什么人一听就懂；而B行的提问则是用正式的学理术语表达，因为对“中国革命”的阐释毕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有自身的学理规范和学理体系，用对象，主体，根本力量，性质等抽象的语词，整体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道理。这两层提问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结，提问方式不同，但所指相同，二者的自然结合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革命理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艺权威话语的言说包括两个系统：通俗的口语系统和抽象的术语系统。文艺权威话语的口语系统丰富多姿，就语词来说，它包括口头的俗语、谚语、成语；就句式来说，主要是以时间顺序和事理逻辑组织句子结构，并不是按照动词中心来组织句子，短句多，长句少；就表达手段来说，设问、比喻、举例、引用、典故、仿造，随手拈来。这些因素的出现，使得文艺权威话语形成了明朗化特征。但是，口语系统的运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文艺权威话语的言说意向在于传达由术语系统揭示的，或者说构成的，知识谱系和真理观点。因此，口语系统的通俗、生动、多变、多姿，最终还必须落实到术语系统的抽象学理上。不妨再举一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⑥第一句话，用日常生活中切近的语词，从反面表述革命。“请客吃饭”是人们口头上最常用的表达，简单平和；而“做文章”、“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等词语所描绘的形象正是古代儒者的形象，古代知识分子的特征，运用的也是典雅的书面词语；表面上看，似乎脱离了口语系统的表达，但是在湖南方言表述中，“先生一样”是一个常用的表达，说的是斯文。在这里，古代儒者的形象恰好是作为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的反面特征描绘的；但后来一旦把它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起的暴力行为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此无法展开论述。第二句用专业的术语正面表达革命的本质，两者结合的表达正是文艺权威话语的表达，第三句是前两句理论抽象的具体化，落实到农村革命的性质上，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最精锐的陆军部队关东军，日本投降指日可待。这时，中国国内就面临着如何分配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问题。所谓胜利果实指的就是日占区和伪占区，获取这些地区，对国共双方都相当重要。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其中是如下表达上述问题的：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⑦桃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但桃子又是一种民间意象。《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的蟠桃，是长生不老之果；在老年人的祝寿中，“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的画上常常有两只很大的桃子。桃子——寿长的传统意义在毛泽东的言说中没有明白说出，但桃子作为民间意象的传统意义，“桃子”不仅切近人们的口头，也隐含着抗战胜利的果实，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提出“桃子该由谁摘”的问题之后，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说：谁栽树浇水，谁就可以摘桃子。这就把言说的意思深入到摘桃者的合法性身份的探讨上。
“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前一分句否定了蒋介石摘桃的合法性身份，也就否定了他获得抗战胜利果实的合法性身份，后一句形象的画出了蒋介石可怜而又贪婪的丑态。
“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摘桃的比喻最终就是要落实到摘桃的“权利”上，“权利”也就意味着摘桃者的合法性身份，对这一身份的问题毛泽东是很看重的，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和地位。其实文艺权威话语的言说要作的事情就是：在他的话语接受者中建立起“说服对征服的胜利”⑧的信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所认定的，人民应该获得抗战胜利果实的合法性，只是在文艺权威话语的言说中获得了合法性，而能不能在现实中落实，在毛泽东看来还是一个问题，合法性的确立与果实的获得并不同一。于是，问题又回到胜利果实的现实分配上，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用“大桃子”比喻大城市，“另一批桃子”会是双方争夺的桃子来说明。
文艺权威话语的明朗化特征，在口语形态和术语系统的结合中得以彰显。这一特征，十分切合文艺权威话语的整个意向，文艺权威话语作为权力话语，它要求话语接受者的是服从的功能，话语接受者在口语系统的自然流畅的节奏中，在习以为常的形式表达中，愉快地接受着文艺权威话语的术语系统所建构的知识谱系。
二、二元对抗的三角形态：话语的辩证思维
陈思和先生指出：毛泽东结合自己长期的军事实践，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学说、兵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修养，构成了丰富灵活的辩证思想，而这一辩证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二分法思维习惯”，也就是言说的二元对抗，它构成了当代文学观念中战争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⑨陈思和先生的观点隐含了如下问题：要分析毛泽东思想中以“二分法思维习惯”为核心的辩证思想是如何在当代文学中起作用的，就必须回到二分法思维习惯在文艺权威话语中自身的形态与功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⑩
《毛泽东选集》的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句就是上面这个陈述，这个陈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言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存留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和言说的无意识中。对这种言说创伤的梳理，对我们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童年记忆和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植根于这种陈述中。不过，就笔者有限的所见，还没有见到对这一问题的精彩论述。在此的论述，主要是把这一陈述放置到文艺权威话语的平面上，对它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工作，揭示它自身的功能形态。不过，首先有必要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年代中期的“二元对抗”的某些形态作些描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组重要的对立：以社会进化论而来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以西方文明而来的中国(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前者是历史线性的对立，后者是文化地域的对立，在以这两大二元对抗结构的文化规范中，就自然的涵盖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二元对立：落后与进步，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白话与文言，青年与老年，男与女，等等。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二元对抗的鲜明，甚至绝对化的倾向，以至现在有些学者所作的某些研究，其“潜文本是要揭示胡、陈在领导白话文运动时所运用的二元对抗(binaryoppositions)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11)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特色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的目的却是：这样一种二元对抗的方式，在五四知识者的个人言说中有怎样的形态。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2)“我自己”这个短语表面上只是肯定“我”和“自己”的同一；但实际上，它总是蕴涵着某些对立：我——你，我——他，我——他们，我——你们，我——非我。在子君的话中，“我自己”与后一分句的“他们”对立，“他们”指子君的家人，二者的对立突出了子君冲决封建家庭束缚和寻找自由恋爱幸福的个性精神。同时，子君的话中，“我自己”还与一个面对的“你”对立，这个“你”就是涓生。子君的表达，突出了“我自己”与“他们”/“你”的对立，这是一种生命个体与周围世界的对立。这一对立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立出于生命个体本身生命意义的凸现，不是外在的任何神圣东西赋予的，也出于生命个体本身对这一对立的意志自决，不是外在的任何权力的东西所强加的。二是这种对立仍然是截然分明的，二元就是二元，不是三元。
郭沫若五四时候的言说，也像鲁迅的表达一样，有一种个体的二元对抗。他的诗集《女神》整体的表现出这一特色。但是到了1925年，郭沫若自身的意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向：“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13)这一转向表现在言说上，就是以“我们”为主词的言说代替了个体的二元对抗。郭沫若写于1923年的《艺术家与革命家》就显示出这种言说的表征：“我们是革命家，同时也是艺术家。我们要做自己的艺术的殉教者，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的殉教者。”(14)与五四时候知识者的个体言说的二元对抗相比，郭沫若以“我们”为主词的言说，代替了以“我”为主词的言说，显示了以群体的“我们”来结构二元对抗的倾向。包含这种倾向的言说语境，至少在客观上为文艺权威话语中二元对抗的出现准备了氛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谁”本身是疑问代词，有时并没有具体的指代；但在上面这个陈述中，“谁”组成“谁是……？谁是……？”的结构，其语义就有一种强烈的意向推动力，指向功能十分鲜明，尽管这种指代是不确定的。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打开了言说探讨的向度，使得话语的建构成为问题，并且有了可能。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恰恰是一项话语建构的工作，说得宽泛一点，仍然是一种命名的工作，相对于孔子所建立的伦理命名，毛泽东的“敌人”/“朋友”的命名，是一种政治的命名，或者说战争的命名。这一命名工作的基点是“我们”，这就与五四时候知识者言说中以个体生命建立二元对抗的方式划清了界限，而与郭沫若在二十年代中期以“我们”为群体来建立二元对抗的方式遥相呼应。很显然，“我们”的对立面是“敌人”，“我们”——“敌人”的二元对抗延续了五四对抗的基本模式，但相对于五四二元对抗的绝对化倾向来看，毛泽东陈述中出现了新的因子：“朋友”。“朋友”是“我们”——“敌人”这一二元对抗模式中的参数和变量。正是由于“朋友”这一变量参与到二元对抗中，才使得“我们”与“敌人”有了消长的可能，有了动态的发展，从而使中国革命在未来的发展中有了戏剧性逆转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由于“朋友”这一变量的参与，使得文艺权威话语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多彩多姿的形态。我把文艺权威话语中的这一二元对抗，概括为二元对抗的三角结构形态，以区别于绝对化倾向的二元对抗。
二元对抗的三角结构形态，可以看做是文艺权威话语中内在的功能结构。这一功能结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态。试作简单的梳理：(“我们”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言说中，有不确定性，在下文还会分析)
二十年代中期：
敌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中产阶级的右翼。
“我们”：共产党和工业无产阶级。
朋友：一切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左翼。
抗日战争之前，1935年：
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买办。
“我们”：红军，南方游击队，国统区工人，学生。
朋友：民族资产阶级，国际援助。
抗日民族战线建立之时：
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
“我们”：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人民。
朋友：国民党，全国人民，国际援助。
在最后这一阶段中情形很复杂，比如“国民党”在抗日这点上对于“我们”来说是朋友；但是在国内要争夺领导权来讲又是敌人；因此，“我们”既要国民党抗日，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对于“我们”，国民党是亦友亦敌之间。而且，国民党营垒的分化有可能向“我们”转化。
毛泽东的言说似乎终身都在做这一话语建设工作。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论断是：要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区分矛盾之前，首先要区分“敌”、“我”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论其动因是什么，把刘少奇等人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则是“我们”的分化。林彪则是由“我们”兼“朋友”的身份，向敌人的转化。毛泽东一直以为自己对二元对抗中的三角形态认识很清楚，但恰恰对林彪这个“我们”兼“朋友”的人把握不是很准确。
但是无论毛泽东的二元对抗的三角结构形态有何变化，其核心仍然是二元对抗。毛泽东自己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5)“对立统一”似乎最后有一个统一体，但与二元对抗并不矛盾，二元对抗也是在一个统一体中的对抗，没有这个统一体也就没有对抗。毛泽东的二元对抗的话语思维，形成于他的战争性的生长过程中，现实战争的游戏规则深深地落在他的话语思维中。
另外，在毛泽东的话语建设工作中，知识分子从来就不属于“我们”，只是属于“朋友”，这也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整个身份，以及知识分子转化为“我们”的艰难历程。
三、“我们”与“人民”：能指意义
文艺权威话语的明朗化，显示了文艺权威话语在语法上的规范；而文艺权威话语的二元对抗，则显示了主语和宾语突出，动词弱化的倾向。这就在话语的效果上突出了效果，弱化了过程，这与文艺权威话语的意向在于使人接受一种知识谱系的目的完全一致。
上文指出，“我们”是文艺权威话语二元对抗的三角结构形态中的一元，但“我们”在毛泽东文艺权威话语中的出现，早期与后来也不一样。五四时期，知识者的言说主词是“我”。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他的“八不主义”概括为“说话”的四条主张。(16)这四条主张，概括起来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说出想说的话。整体追问的是“我”对“我”的探寻。但毛泽东的言说在五四时期，开始以“我们”为主词。毛泽东那时的政治主张是造成“民众的大联合”，于是就有如下呼声：“诸君！我们是农夫。”“诸君！我们是工人。”“诸君！我们是学生。”“诸君！我们是女子。”“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诸君！我们是警察。”“诸君！我们是车夫。”(17)王力认为：“咱们”是包括式，包括对话人在内；“我们”是排除式，不包括对话人在内。(18)但如果以此来观照毛泽东这组句子中的“我们”，显然又不适应：“我们”包括“我”和处在对话意义上的“诸君”。不过，这组句子的特色不在这点，而在于“我们”向“他们”(农夫、工人、学生、女人、小学教师、警察和车夫)的转化。“我”和“诸君”以“他们”的身份出场，因而在语义效果上，“我们”似乎是“我”、“诸君”和“他们”三者的统一。这就使得毛泽东的叙述，不仅在呼唤上产生启蒙的功能，而且在言说意向上产生强大的集体力量。也可以看出，“我们”还不是二元对抗中的一元，此时文艺权威话语中的二元对抗还没有形成，作为“我们”的排他性还很模糊。在上述这组句子之后，毛泽东来了一段总结性的话：“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19)“我”除了面对的“诸君”(你们)之外，还有一个“他们”，只是“他们”并不与“我们”、“你们”构成绝对的对抗。当然，经过毛泽东从二十年代的话语建设，到了四十年代成熟的文艺权威话语中，“我们”的运用，就有了变化。
“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同别人商量问题。……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20)
在四十年代，文艺权威话语中的“我们”构成了二元对抗的一元，但在具体的言说语境中，“我们”的指代又是灵活多变的，有人曾经分析毛泽东言说中“我”和“我们”的指代：“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应性单指，“我”指毛泽东个人；一种是以单代复，“我”指“我们”。“我们”有四种情况：我们=我；我们=我+你(你们)；我们=我+跟我在一起的人；我们=我+我+我+……我。(21)这种分析对认识毛泽东著作的语言特点有好处，但并不是万能的。上面这段话引自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其中“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中的“我们”似乎就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类。“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可以分解为：我们的参议员，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指代的含义上三个结构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指共产党，也不是参议员，更不是指毛泽东这个“我”，但是，“我们”又是共产党，又是参议员，又关系着毛泽东这个“我”。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与共产党、参议员和毛泽东这个“我”不能用一种指代的关系来解释，用一种语义上的粘连也许更为合适，这种语义粘连的话语效果在于：共产党、参议员和毛泽东这个“我”，在话语接受者的意向中，全部聚集于“我们”这个能指中，使得原本在“我们”中含有的排他性语义消失了，让听者和读者在自己意识和话语意向中，获得一种广大的“我们”的认同，这种认同赋予话语接受者集体性的力量。但是，“我们”又是一个纯粹的能指，也就产生了“人开始生活在抽象观念中”的旅程。(22)也许正是“我们”作为能指的语义扩张，不仅让“我们”在文艺权威话语中给予叙述者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同时，也给予话语接受者因“我们”的认同而来的集体性力量。在“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这一结构之后，反复出现了“我们”和“我们的”，如果用指代的方法来分析“我们”和“我们的”，诚能获得理性的结果，但也许会失去更多的话语意义。在“我们”和“我们的”的反复出现中，所指无关紧要，或者在话语接受者的意识里逐渐淡化以至最终丧失；在这里，反复扩张了“我们”的能指，极大地膨胀了“我们”作为能指的话语功能。
在文艺权威话语中，“我们”作为二元对抗的一元，向外对抗着敌人，向内增殖着话语接受者的认同和力量。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完成的。不过，在文艺权威话语中，“我们”的这种话语功能，又常常与“人民”的联合使用得以共同完成。
毛泽东使用“人民”一词很早，在1912年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写道：“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23)“人民”与“国民”相对而出，外延可能相同，但内涵因为后续词的反弹而有了区别：权利之于“人民”，强调的是“民”作为人的社会肯定；富力之于“国民”，强调的是“民”作为国家成员的力量积蓄。但在后来的使用中，如果就国民作为公民来讲，“人民”的外延与“国民”是不同的。毛泽东在后来的政治写作中，常用的还有民众、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词语，但是“人民”一词最具有典范性，对于这些词语运用之间的细微差别在此无暇论及。在此主要关注的是文艺权威话语中“人民”一词的话语功能。
五十年代中期，由于苏联政治风云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于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个文件是如何影响了57年以后中国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任务，在此我关注的仍然是这个文件作为话语分析的特征，其实，它显然是沿袭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那种话语建设的模式，也就是二元对抗的模式。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24)
毛泽东定义“人民”的方式很特别，是从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态度来定义的，描述的是“人民”的外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人民，人民是“流动”的人民，所以，“人民”不可能同于“国民”和“公民”。“国民”和“公民”有一个基点，但“人民”没有这样牢固的基点；也不可能同于西方那种“天赋人权”的生命个体。“人民”是相对于某个时代的“共名”并根据其态度来决定的。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人民”观，是适应四十年代成熟的文艺权威话语的。在文艺权威话语中，“人民”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象文艺权威话语中的“我们”一样，是一个能指和一种集合。“人民”作为能指，与“我们”不一样的是，“人民”与一系列具有价值性的词语成了聚合族：革命、进步、历史动力、共产主义、政权、解放、光明等等。在文艺权威话语中，最典型的表达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5)于是，“人民”就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尺度，还是话语的价值尺度。“人民”正如毛泽东1957年描述的那样，总是与“敌人”对抗着出现的，可以说没有敌人就没有人民。“人民”所蕴涵的能指力量，就向着这些敌人释放，这样就有了凭借物质力量的向敌人的征服、镇压和消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26)
在这段话中，蒋介石当然是敌人，于是就有了蒋介石、我们、人民三方，很显然，我们与人民不完全一致，否则，就不需要两个名称。但是，“我们”拿刀杀的理由是借助于“人民”完成的。在这里，与蒋介石对抗的是“人民”。因为他要杀“人民”。这段话的结构在于：蒋介石对人民怎么样，人民就对蒋介石怎么样，我们就对蒋介石怎么样。“怎么样”作为谓词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三个主语和宾语，语意冲激在主语和宾语之间的转换中实现。在这里，“人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暧昧。但可以断定“我们”与“人民”不是同一的。“人民”在言说意向上是最高的存在物，“我们”有为之奋斗的义务。但既然蒋介石要杀的是“人民”，也就表明“人民”是无力到了被杀的地步，在现实中“人民”又是最低层的存在物，因此如果反观这段话的叙述者是“我们”，也就产生了这样的表达：“我们”恰恰又是代“人民”立法的叙述者。“立法”在这里指的是行为立法和话语立法。于是，在“人民”与“我们”之间就产生了某种关系：“人民”是最高的，但“我们”为“人民”立法。这种关系在文艺权威话语中如何可能？其实，唯有“人民”最高，才有“我们”为之立法的价值；而“我们”为“人民”立法，就获得了面向敌人的合法性。因此“人民”作为能指被扩张得越大，“我们”获得的合法性就越充足。
“人民”的上述话语功能，可以概括为对外部敌人的话语征服功能。“人民”，除了对外部敌人的话语征服之外，还有对“内部敌人”的话语征服。“内部敌人”指的是个体的自私，如“我们”中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等，这样看来，“人民”与“我们”有一种紧张，但这种紧张正是“我们”达到纯洁和进步的前提。四十年代在延安发生的整顿三风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学习的革命”。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用学习的革命来命名这场整风运动，正是因为这场运动自始至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调，学习者本身在学习的革命中获得了被改造的快感。在这个运动中，毛泽东的演讲和指示，结成的文本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和《纪念白求恩》等。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27)套用这句话：学习是为人民的。既然有“人民”高高在上，改造自己，改造学习，就有了天经地义的合法性。“学习”本身就有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快乐，简言之是有了政治的快乐。“学习”就不仅自上而下，而且也自下而上；不仅在个体与群体之间，而且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不仅在个体与周围的交流中，而且也在个体与自我的对话中。这场“为人民大众的”的学习，产生了如下效果：在物质伦理的层面上，革命利益第一位，集体利益第二位，个人利益第三位；在知识的价值认同上，人民大众第一位，知识分子第二位。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个性的棱角被磨平，它常常被等同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而被扼杀掉。在言说的层面上，个人性言说被整合，逐渐转化为文艺权威话语的话语实践。
“人民”作为能指，在文艺权威话语中，对外部敌人的征服功能，表现为镇压与消灭；对内部自由主义的征服功能，表现为改造与学习。“我们”作为能指，向外对抗着敌人，向内增殖着话语接受者的认同和力量。“我们”和“人民”又常常同时作为主词出现。而“人民”与“我们”的上述功能的实现，必须结合文艺权威话语的另一特征：在文艺权威话语中，主语和宾语凸现，而动词功能弱化。试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选举几段：
“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28)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29)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30)
郭绍虞曾经认为，汉语的本质在于“以名词为重点”，而不像西洋语言以动词为中心。(31)申小龙的语言学研究旨在解构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范式，他把汉语句子分为三种类型：施事句，主题句，关系句，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主题句，主题句以表达功能作为句子的认定标准，(32)也就是说汉语句子是以语义来组合的。王力也曾经说过：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钱基博认为：“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他们的共同点是：汉语句子不重形式，也就不会以动词为中心，而是重语义功能的表达。从这种语言学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他的言说倒是真正地切合了汉语的本质。从上面几段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用形容词较少，动词也较少，名词和代词最多，并且运用的动词如“是”等，没有强调的意义，在语义上，并不十分突出，形成了动词功能弱化的特征。相反，以名词和代词构成的主语、宾语和领属语十分突出，由于比例重，反复出现，于是，读者就感到言说的整个意向就在这些主语、宾语和领属语之间滚来滚去。而主语宾语和领属语的突出，切合了言说者与接受者的交流方式：以接受者接受言说者的话语意向为宗旨，言说者的动机在接受者身上实践了效果。以动词弱化，主语和宾语突出的文艺权威话语特征也就符合文艺权威话语作为权力话语的方向：接受者仅仅是接受者，接受是话语之果。这就正如罗兰·巴特说的：“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33)
四、权化功能：话语实践
文艺权威话语有一种强烈的话语效果，它得力于文艺权威话语话语形式的强力语势。“势”曾经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在先秦，“势”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学词汇。《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势”指某种情势和趋势。系统地论述了“势”的概念的是韩非子。他在《韩非子·难势》中把君主的治乱之分定位于对法与势的处置：“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4)“势”有自然之势，有人造之势。韩非子之势是人造之势，不过当他用桀、纣、尧、舜来说明势治势乱之分时，“势”就具有了外在于人的力量。另外，在韩非子看来，君王本身就有“势”。在《韩非子·爱臣》篇中，他把君主的身、位、威、势合称四美，君主的“势”来自于他的“位”与“威”，所以，韩非有时又把“威”与“势”并称：“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35)后来，“势”又被借用到文艺领域，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认为文章的势来自文章的体，初步确定了势的意义。(36)清朝王夫之论诗，常用“势”。诗歌“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37)“势”成了仅次于“意”的美学范畴。“势”是诗歌产生一种气势，一种射向读者的艺术感染力，一种氤蕴在字里行间的而又脱离了字句的审美意向。王夫之描写“势”的状态为：“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38)
文艺权威话语的强力语势得益于如下因素：一是文本的内容充实，孟子说过，充实是一种美。胡适的“八不主义”中有一条就是不作无病之呻吟，言外之意也是要讲求文章内容的饱满。二是语句精炼，毛泽东的政治文本中政治专用术语与口头白话交叠，错落有致，语句“如矿出金，如铅出银”(39)。三是句式铺陈，设问叠加，有一种排山倒海之气。四是毛泽东本身具有的“位”与“威”。这既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有关，也与毛泽东海纳百川的胸怀，具有浩然之气的诗人个性有关。文艺权威话语的强力语势，在美学上表现为“行气如虹”的劲健风格；在话语上表现为一语定乾坤的接受效果。
文艺权威话语的强力语势必须在话语的接受上得以实现，这就决定了文艺权威话语的功能是一种权化功能。这种权化功能需要在话语的服从中获得滋养。也就是说，文艺权威话语在它权化功能的实践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因为抗日时期是非常时期，时代的特征，民族的危机，当时政局的复杂，需要一种被强化的话语，也需要一种话语的征服。“权化”一词为笔者杜撰，但杜撰并非毫无理由。“权”有两个基本的义项：权衡变通和权力权威，前者构成了一个词类聚合：权衡，权宜，权时，权变等；后者也构成了一个词类聚合：权力，权威，权轴，权略，权谋，权数等。第一个词类聚合强调动态的过程；第二个词类聚合强调静止的状态和结果。其实，这两个义项又常常结合在一起：权之权者与权者之权相结合，即：权者权权。“化”既指化的动作，又指化的结果。《礼记·乐记》：“和，故万物化生。”郑玄注：“化犹生也。”“化”即生，更准确地说“化”指的是怎样生，不是由单一物的自身而生，而是由两物或两物以上的物与物之间的运作而生。又如《易·咸·彖辞》：“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化”也指化的结果，又绿化；其实，绿化既包含化的过程，又包含化的结果。“化”作为词尾的大量使用始于二十世纪，如大众化，革命化，现代化，知识化，年轻化等等。所以“权化”也由此而来，权化既指权之化，又指化生成权。权化既是实践之途，又是实践之果；既是话语的权力征服，又是话语的权力增长。文艺权威话语的权化就意味着：文艺权威话语作为权力话语之话语实践与文艺权威话语在话语实践中获得话语权力的双向互生互成过程的统一。
如果超越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派之间的个人情绪以及历史恩怨，从拥抱时代，投入现实，承担责任来看，二者又是相同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为”。
何其芳在去延安的路上，还想着萧伯纳离开苏联时说的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40)但到了延安后不久，他就感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延安，于是写了《我歌唱延安》。在奔赴延安的知识者中，何其芳自觉地在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蜕变，不过这种改造和蜕变并不容易，这是一次痛苦的精神炼狱。惟其自觉，惟其感到痛苦，他的精神炼狱才充溢着昔日的辉煌，才留给后来的评者与读者太多的议论空间和想象空间。
这种自觉，在《我歌唱延安》中已有明朗的表达，但自觉并不意味着彻底。这时候的何其芳还有着自己的梦想。1940年，他以“梦”来抗击艾青对《画梦录》的批评，(41)“梦”是他营造的精神领地，也是他抗拒现实的话语表达。差不多在还击艾青的同时，他写道：“虽说在白天，我是一个积极分子，/而且从工作，从人，我都能得到快乐，/不象在梦里那样阴郁，那样软弱。”(42)“梦里”的阴郁与软弱正是本真的何其芳，是生活在《画梦录》里的何其芳。快乐的积极分子正是现在的何其芳。“快乐”与“梦”的冲突，既表明了自我改造的艰巨性，又表明了一些知识者意识与现实的矛盾。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呢？何其芳把解救之途归于“同志”，无名的“同志”也许正是一个话语符号。“我”的求救与“同志”的讲述在诗里没有达到同一，即“我”的矛盾与心灵煎熬仍在继续。
1942年，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两组诗歌《叹息三章》和《诗三首》，到了该年的6月和7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吴时韵、金灿然、贾芝等人的批评文章，(43)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都把何其芳置于知识者(当时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中，从而感到何诗中诗人的精神意识没有突入现实生活，尤其是这种精神意识带有何其芳似的梦的色彩与调子。三篇文章都捕捉到了何其芳心灵深处的隐痛。在这两组诗里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个是革命和爱情的关系。这个问题自从革命文学兴起以来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文学作品中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表现总有点别扭。革命需要激情，爱情也需要激情，但两者又常常冲突。从《画梦录》和《预言》来看，何其芳天性上是个抒情诗人，是爱情的歌者。可是到了写作《叹息三章》时，他写出了“打倒爱情”的句子，表明了诗人的表达方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同时，爱情需要“打倒”也暗示着爱情对爱情歌者的执著纠缠，在诗人的意识中掀起了波澜，如何从纠缠中走出，且听诗人的歌唱：
“有了恋爱的人因为恋爱而苦恼。
没有恋爱的人因为没有恋爱而苦恼。
这真使人感到人生是多么可怜，
假若我们不是想到了
另外一个提高人生的名字，革命。”(44)
在诗人看来，“革命”可把人从爱情的苦恼中，从人生的可怜中提拔出来。诗人自认为找到了出路，实行了精神的解构，但这种用诗来表达精神解构的方式能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容纳、接收的开放度有多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第二个问题是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想象。何其芳感到延安的生活中确实缺少点什么，缺少点快乐，爱情，生活里的美满，但与革命的牺牲相比，这些又算不了什么。诗人想象的日常生活是：街道是“不洁净的”，人群是“拥挤的”，他们“有着满是皱纹而且污秽的脸”，“从吝啬地土地索取可怜的食物”，“睡在那低矮的屋檐下，”“唱着悲哀的歌”，“做着各种各样的沉重的梦”。诗人出于离开日常生活的反省，于是他愿意与他们一起在土地上劳苦，一起睡觉，一起歌唱，一起叹息，一起做梦，到了战争时，“愿意与士兵一起”去看见血，去看见尸首，去死。(45)诗人确实想突入他所想象的日常生活，以知识者的身份进入大众。不过这种日常生活如果是对国统区或者是沦陷区生活的展示，那么诗人的表达就能够被接受。诗人身在延安，他所想象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就成了问题，从艺术真实性角度看，诗人所想象的日常生活应该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与升华，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现实生活能有这么悲惨凄凉吗？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想象与突入，是在他歌颂爱情之梦醒了后的又一次梦想吗？知识者就是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梦，有的在梦里活着，有的在梦里死了，有的在梦醒后活着，有的在梦醒后死了。不管梦酣梦醒，梦对现实的敲打能有多重？在革命替代了爱情之后，在现实惊醒了画梦之后，何其芳确实还感到缺少点什么，于是化为诗句，只是用诗来表达自身的方式，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如果从丁玲在《解放日报》上主持的《文艺》来看，《文艺》专栏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是发出了些异样的声音。1942年元旦，艾青提出四个希望，其中两个分别是“希望政府能帮助抗日的文化运动，保护抗日的文化人。”和“政府能给予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46)这里的“政府”指哪个政府，作者没有明说。但不管怎么样，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非常明显。萧军在《也算试笔》中写道：“我是个新英雄主义者。它的原则是：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所以，对摩西，耶稣，苏格拉底，项羽，黄巢，拿破仑，马克思，列宁，悲多芬，罗丹等人进行了赞扬(47)。萧三在《“职业的文人”和“业余的文人”》中写道：“这文学的事业是神圣的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作的；而又是清苦的，没有听人们叫你‘部长，科长，局长，主任……’那么‘舒服’，但真正的文人并不羡慕那些，因为他自己的把握，自信，他写出来的文章有‘首长’们所发下的命令同样的，在有些方面，有时甚至更大更大的力量。”(48)作者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作家和政治家的区别。在战争期间，作家和政治家的功能不同，作家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与良知模式。田家英的《从侯方域说起》表达得更加明确。文中引用侯方域在《与李其书》中论述到统制言论的见解：“当天下分裂之际，倘朝野清议尤存，则其乱也暂；若夫骨鲠在喉不能吐，直言苦口不得陈，则国尚何可为！”，作者引发议论：“不仅清议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论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何尝不如此。”(49)因此，这几位同志涉及到了几个重要问题：一是知识者言说的独立性；一是“政府”对“清议”的开放域，并且认定“清议”为“国家”存亡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就把知识者言说的功能提高到军事战斗的高度。三是“清议”的对象是什么，“清议”当然是对现实的清议，但是解放区的现实，还是国统区的现实？或者既指解放区的现实，又指国统区的现实？直到5月份开展文艺整风运动之前，《文艺》专栏的论辩所向在两个方面展开：批判现实与认识作家。在批判现实方面，有华君武、张谔和蔡若虹举办的讽刺画展，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认识作家方面，实际上是对知识者的重新评价。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前期，知识者的角色受到了某种质疑。随着战争的持续，知识者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定位：一是对知识者原始正义与良知根性的开掘。代表文本是林昭的《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和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文艺权威话语获得话语权力的增长，需要征服其他话语。王实味事件是文艺权威话语的权化功能实践，又是文艺权威话语整合个人话语的范例。王实味事件给予的思考价值在于：“王实味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一结论是怎样被演绎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一结论的生产机制是什么。现在来看王实味事件，可以看出：王实味的批判者是从三个方面的分析入手的。一是解读文本，即对《野百合花》与《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的政治解读。二是回忆日常细节，在批判王实味时，批判者把日常生活中王实味的生活小事，以及与同事之间的闲聊或讨论的内容当成了结论的合法证据。三是挖掘历史记忆，批判者把王实味在三十年代前后与托派人物王凡西、陈清晨等人的交往以及王实味没有及时向党汇报这段历史过程的事实当成结论的直接证据。于是，在文本的政治解读，日常细节的回忆，历史记忆的挖掘这三者的相互佐证中，“王实味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这一结论在批判者看来就具有了不可动摇性。所以，这一生产机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证据的合法性何在？在这里，“合法性”既指学理上的，又指法律上的。可以说，对文本，以及日常细节与历史记忆的政治解读的膨胀，是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命运跌宕的内在原因之一，并且，这种内在原因也长久地存在于知识者自身的意识中。
注释：
①拙文《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书屋》2004年11期。有关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文章待发。
②恩格斯：《论权威》，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③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见《胡适文集》第3卷，第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萧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
⑤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2—5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⑦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胜利果实”的四处引文，均见该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4—107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⑧A.N.怀特海：《观念的冒险》，第30页，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⑨陈思和：《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纲之一》，《鸡鸣风雨》，第16—17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⑩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1)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12)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第一卷第七号，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14)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十八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九月。
(15)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第128页。
(17)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二)(1919年7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3—376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18)王力：《汉语史稿》，第272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19)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二)(1919年7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7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20)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7—76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1)屈哨兵：《毛泽东著作中的人称指代》，《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第92—100页，邢福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2)“人开始生活在抽象观念中”一语是陈家琪分析自己所受教育时的用语，这里借用过来，请参见陈家琪著《沉默的视野》，第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3)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年6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2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6)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2—107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8)同上，第811页。
(29)同上，第812页。
(30)同上，第829—830页。
(31)郭绍虞：《汉语词组对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32)申小龙：《汉语人文精神论》，第203—30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3)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第5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34)《韩非子·难势》，《韩非子集解》，第392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35)《韩非子·人主》，《韩非子集解》，第47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36)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见《文心雕龙义证》(中)，詹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7)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清诗话》，第8页，王夫之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8)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清诗话》，第19页，王夫之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9)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40)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研究专集》，第150页，易明善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1)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同上，第167页。
(42)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一卷，第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3)吴时韵：《〈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19日；金灿然：《间隔——何诗与吴评》，《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贾芝：《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
(44)何其芳：《叹息三章》中的《给T·L·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2月17日。
(45)何其芳：《诗三首》中的《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
(46)艾青：《我的希望》，《解放日报》1942年1月1日。
(47)萧军：《也算试笔》，《解放日报》1942年1月1日。
(48)萧三：《“职业的文人”和“业余的文人”》，《解放日报》1942年1月1日。
(49)田家英：《从侯方域说起》，《解放日报》1942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