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仕政在其个人博客发表文章，抨击高校科研体制剥削年轻人。
冯仕政文章称，目前整个中国高校，科研体制中一个重要的生产关系没有捋顺，名实分离：“出名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名”、“卖名的不卖力，卖力的不卖名”的现象长期存在，已成痼疾。“出名的永远只在那里卖名而不出力，出力的永远只在那里卖力而不出名；越卖力就只能越卖力，越卖名就越是能卖名。”
冯仕政讽刺了这种关系的剥削性：“二者形成一种类似于苹果与富士康的关系：Apple永远在那里卖品牌，富士康永远在那里卖苦力。苹果好赖还做研发，国内的很多所谓 大腕 早年也许还干干活，后来完全是靠卖名，甚至卖脸啊！啧啧，这样的好生意，苹果都没有轮着！”
而这种体制下，刚刚入行的青年教师自然就是被剥削者。近年来，高校中青年教师对学术老大、或研究生对导师之间，往往“老板”相称，也可看做是对这样一重劳动关系的影射。冯仕政认为，这种关系将影响年轻人的学术独立性：“年轻人方才入行，既无名也无脸可卖，难免要托庇于人。一旦所托非人，就会掉进上述陷阱中，万劫不复，从此就只能当富士康，天天给人家卖力啦。 老板 中仁慈一点的，也会对自己的“门生”从经济上、职称上“提拔”一下，但是， 门生 们独立的学术生命和学术生涯是再也没有啦！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生命和生涯，学者还叫什么学者？当然，有一些年轻人甘愿卖命，以羽翼于人做马仔为荣——其实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学者。但绝大多数年轻人，我相信是有独立的学术情怀，也想开创独立的学术事业的。这样的年轻人，怎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拨又一拨掉进陷阱里？”
因此，冯仕政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邀请青年教师参与项目时，要有足够的激励性：“一是要好吃，二是要好看。所谓 好吃 ，就是要给报酬和经费，不能让人白干活，年轻人“啼饥号寒”的，什么都缺，但什么都没有，不容易。所谓 好看 ，就是要给名。现在很多课题，一个老大承包下来，就让下面的年轻人去干，最后从科研记录上看，都记在老大的名下，只算老大一个人的成果。现在能不能改变这种体制，把课题立项直接立到真正干活的人头上，让他们今后在官方的科研记录上也能露露脸，有个名儿。不要说这个 名 不重要，咱们现在的科研考核、职称晋升，可都按科研记录走的呀。俺在大学里混了这么多年，又作为所谓 领导 管了这么多年科研，太明白这个事儿啦！”
而在从体制上理顺科研项目制中的剥削机制之外，冯仕政认为青年教师要坚持学术事业的独立性：“不要轻易“入伙”，去傍大腕，当马仔。真要当年没瞅准，掉陷阱里了，也要像陶渊明一样敢于决裂，切忌粘粘糊糊，藕断丝连，这样只会越陷越深，被迫决裂的时候代价更大。
最后，冯仕政向那些在做“老板”的“大腕”们发出恳求：“别这样，行行好。大家都不容易，相互折腾，何苦来哉。解放年轻人，其实也是解放自己。就像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固然不爽，资产阶级也沦为利润最大化的奴隶，天天被利润率逼着跑，就很爽么？”
众青年学者热议项目制中的“剥削”：文科社科不一样，跟对人最关键
究竟冯仕政文章所言的是目前高校科研项目制中的普遍现象，还是仅仅是个别的不公正？澎湃新闻就此问题采访了多位高校青年教师，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种声音。
首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师看法不太一样。例如几位历史学系的“青椒”表示，“这种情况我没经历也没听说过，估计是理工科比较多吧。” 多位文科青年教师表示，对于项目所得分配不均、视老师为“老板”的现象，在理工科中最为严重。某位法学院青年教师认为：“（理工科的青年教师）不抱大腿活不了，没有课题，就没有资金，实验设备，就没有成果。”这一差异大约和现代科学的生产机制有关。历史、中文等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多是个人性的，与同行合作的机会不多，因此也就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历史学界的年轻人都是自己申请课题、自己出成果，没有给谁打过工。就算加入导师的课题组，也获利不少，没见过这么委屈的。”某位历史系青年教师如是说。
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介于人文和理工科之间，许多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也需要大量人手进行数据采集和整理工作。一位法学院青年教师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里，过去大家都采取作坊制，追求个体化成就，后来学术分工太细了，大家就倾向于团队研究，在团队里一定会有较有声望的人担任领袖。”因此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就更深些。
某政治学系青年教师认为：“项目制本质上是个分赃体制，是少数学术寡头与国家的合谋。就像党派分赃体系是党魁得好处一样，高校项目制中也是学术寡头好处拿的最多。虽然学术行业的专业独立性使得它必须采用学徒制，青年人打工跟着长者做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当下那些成名的学者，没有形成独立的共同体维护此行当内部的规矩和晋升原则，而是和国家合谋垄断海量资源，这就有问题了。”
更多的青年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下能否为自己打开职业进步的空间，关键在于“跟对人”，某位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说：“项目制类似于封建领主制，青年教师是否是受害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是否公正。其实，以我自己的经历，一方面，还是有项目给青年学者，一方面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尚未证明自己，参与一些别人的课题可能也有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得看准人，有的“老板”一不给钱，二不给正常的署名权，把年轻人当包身工来用，这种老板还是离远点好。
不是说参与大课题就一定人身依附了，小作坊单干就真的自由，反例也比比皆是，人首先选择自己真爱的问题，恰好遇到绝佳的群体，方法论上也认同，就欣然入伙了。同样，那些想着吃独食，却研究不出眉目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干一辈子就那么点成绩，《中国科技史》这种研究肯定不是李约瑟一个人就能干的。
有的年轻学者真是学术打工仔，纯把项目当生意，谁有钱就贴上去，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今天做反恐怖主义，明天就做食品安全，这真不是他们在身份上附庸于人，而是一开始就打定了抱大腿的主意。一个初衷就要从事独立研究的人，不会这么干的，他会很精心地选择自己参与的项目，包括主持者和团队，就跟姑娘找对象似的。”
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学术生产制度就像企业制度一样，变成老板与打工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无不妥。某位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认为，长期地看，项目制可能是公平的。“教授的能力是拉来项目，然后分给讲师干，讲师再找学生干。虽然教授不干活，但人家也有不无或缺的贡献因素。这就像企业家和打工者的关系，不好说前者就一定是剥削者。另外，打工的人熬上去，就又可以让下面干活了。”所以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反正“拉不到活儿”，从给别人干做起更有盼头。
而说到此一问题的提升与解决之道，一位同样来自法学院的青年教师认为，大佬剥削“青椒”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是无解的。“大佬们就是要找人去干活，不然项目就没有人做；而青椒们要评职称，发论文，要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学术委员会就是这些大佬组成的。”
一个制度的优劣，往往要看它是否有配套制度解决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名法学院的青年教师就认为，“在国外，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好解决，他们的青年教师也是要围着大佬转的，好在国外科研人员流动性比较强，所以只要科研过硬，总是能谋个好的差事。所以如果要让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的话，我觉得关键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人才流动体制，如果科研人员想跳槽，原单位不准卡住不放。这样，大佬们就不敢太剥削你，因为你科研只要足够好，培养了多年人走了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