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煤炭业的“国退民进”

资产总额2．18亿元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建矿30年来共产原煤1996万吨，为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但按照1996年前后的说法，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广东国有资产要退出煤炭业，实行“国退民进”才是上策———“省属煤矿已完全丧失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能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据悉，为加快推进国有经济从煤矿中退出，广东省政府“广东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曾被更名为“广东省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小组”。

在一份《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工作指导手册》中，记者发现这样的表述：省属煤矿由于大多数矿区煤炭资源枯竭，安全生产条件恶劣，经营亏损严重，历史积累的债务沉重，职工生活非常艰难，尽管省委、省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每年吨煤平均补贴60元左右，煤炭企业自身也作了很大努力，仍摆脱不了困难局面。

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曾被当做转制典型

当时的决定还有，省属煤炭公司的国有资产，将分三大块处理：一是省属国有煤矿将从市场上退出；二是还有5000人～6000人，约5亿元资产的非煤企业，在安置完职工后，将变成真正的企业，到市场上去拼搏；第三部分是总公司，将来也要转制。

当年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转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在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年改革与脱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协调和监督，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具体组织，各企业负责实施。“省属煤矿实施关闭破产符合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这份材料还称，“实施关闭破产，在国家和省的政策的扶持下，大部分职工可以得到妥善安置，可以重新参加竞争，走上新的就业岗位，找到新的出路。”

知情人士还透露，广东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曾被有关部门当作典型，并认为“转制很成功”。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

企业破产政府买单

1999年8月，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案，是广东省首宗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案。

始建于1968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有生产矿井一、二、三矿和上丰矿4对（主井、副井），以及下属厂、队、公司12个单位，有职工6662人。

1999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四望嶂矿务局当年的破产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受小煤窑侵采破坏，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经济状况逐年恶化，历年财政补贴后的亏损挂账累计3955．5万元，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

也有报道称，“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受小煤窑的滥挖乱采的影响，通风、排水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于1998年被迫全面停产。遗留下职工6662名，离退休职工1361人，以及1．85亿元的负债。”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全面停产。此前，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省经委等部门已先后发文批准同意该局所属矿井停产。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3月29日批准“原则同意实施破产”。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破产案之后，向社会发出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并迅速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矿务局涉及200个单位和个人的、总额为5600多万元的债权；确认了矿务局拖欠13个单位的1．27亿元的债务。

同时，法院追收了债权800多万元。对有可能被地下水淹没的矿井井下设备、设施，进行现场拍卖，回收资金800万元。整个破产案第一期综合清偿金额达1390万元。

广东省政府则专门成立了“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还拨出专项资金1．5亿多元，用于职工安置分流和农赔费用。

不过，当地政府“大部分矿工3年内脱困”的承诺，并没有让原国有煤矿的矿工们吃下“定心丸”。记者在黄槐镇调查时发现，事实上，在法院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后，该局和职工们签订的协议却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含经济补偿金）自谋职业的协议”。

四望嶂煤矿破产，还是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财政当年为关闭的各煤矿提供了近7亿元的资金。原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说，“破产要有序，有序政府就要出钱，有钱才能安置职工，才能稳定。”

非法生产六年之久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却被私人顺利接盘，这正好应验了当地官员所说的：“煤矿只能‘死而后生’，先关闭再转让给私人。”发生“8·7”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所属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就是通过层层关系获得了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有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

经过几年的运作，曾云高迅速发迹。知情者称，曾云高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而所谓“大兼并”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据称，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联营”，曾的身价据说已超过两亿元。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曾开始进入“官场”。据称，曾云高的花名（注：客家话“绰号”）是“云高头”，他做事总是“高人一头”。2003年，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近年来以“扶贫、捐资教育、修路、回报社会”达300多万元的方式，获得了外界的美誉度，这与大兴煤矿矿工的宿舍的简陋不堪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径里公司的背景，一名原四望嶂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说，65位股东总投入1800万元成立了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这些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官员。

据悉，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正对参股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65个股东展开深入调查。

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煤矿在1999年转制后，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于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

这6年中，难道当地政府一点都不知情吗？恐怕未必。（记者 何春中 林洁）

当年国有矿咋没那么多矿难

黄槐镇曾因开矿变成梅州市首富镇。如今，黄槐镇地表已成空壳，当地人的生活离富裕越来越远。

在原国有煤矿矿工们看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和转制拍卖后，无休止地私挖滥采和对安全生产的忽视，终于召来了“8·7”透水事故。

近两年，全国各地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矿难就有188起，平均每7．4天就一起。矿难屡禁不止，伤亡触目惊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这与当年国有煤矿严格的制度管理分不开。

矿工们说，“就在四望嶂煤矿全部关闭破产以后，如今位于兴宁市区的四望嶂矿务局留守处的一些领导，许多在兴宁、梅州都分有房子。”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留下的巷道，连成了大水库。对那些处在大水库下的煤炭是否还能开采，据说当地有关部门还请来过顶尖级专家考察。受过海隧道、过江隧道的启发，专家们认为，只要避开水库层，往深里采就是安全的。

那些聚集了财富的老板们，听取了专家的意见，都避开水库往深里采。采煤工人时刻都在头顶着水库采煤。“但在煤价节节攀升、各地电力普遍紧张的今天，一个煤矿赚钱要比印钞厂来得还快，但这巨额的钞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一位老矿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1997年的一次局会议上，一位局里的主要领导在作报告时曾对职工说：“如果全局停产，发基本工资和生活费，让工人回家，全局的小金库加起来使用，仍可维持3年，无问题！”

当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曾被描述为：“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但在“平稳过渡”后面是什么？

56岁的矿工老许，有着近30年矿龄。他曾因工负伤，至今仍靠带着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讲话。1999年8月6日，在签了一份协议后，老许一次性地从矿务局清算组领到了各种费用35758元，自那以后，他成了自谋职业者。

因辞职的矿工大部分是在矿上干了25年至30年不等，当时年龄都在45岁到49岁左右。其中有的是工伤，有的得了职业病。为了讨回公道，矿工们借钱打官司。

据调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后，仅选择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伤残职工就有300余人，其一次性工伤辞退费问题，一直是伤残矿工上访和诉讼的焦点。

目前，很多辞退人员因年纪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大病无钱住院治疗。有的30多年工龄，只领到6000多元的工龄费用。

据悉，从1998年下马后，四望嶂矿务局原有的花园式矿山，就被转让、拍卖给地方老板。而这些“企业家股东”们，有一矿、二矿、三矿的原矿长领导及工程师多位，有矿务局退休的领导，有黄槐镇原镇政府领导，还有梅州市、兴宁市以及四望嶂留守处的一些领导。（记者 何春中 林洁）

听老矿工讲那过去的矿史

黄槐镇位于广东省兴宁市，行政区划上属梅州市，当地居民多为客家人。黄槐镇现有煤矿的前身就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该局下辖3个煤矿，一矿叫大径里，二矿叫大窝里，三矿叫梨树坑。3个矿中一矿最大，产量最高。此次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就属于一矿。

四望嶂矿务局原是广东省属企业，是1968年为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而建矿的。

55岁的矿工老罗（化名）20岁进矿，在三矿一干就是28年，头发早已花白的他向记者讲述了原四望嶂矿务局的历史———

原四望障煤矿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建成的花园式煤矿，当年无瓦斯、无积水，也是安全生产全国一流的煤矿。四望嶂矿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为1968年到1978年。那时矿上的矿务管理、安全生产、质量检验等能按国家标准和矿务局的规章制度执行。当年全局约有两万多人，矿区上下人心齐、工人地位高。虽然工资低，但工人觉悟高，领导称职，管理严格。这段时间矿山是一个欣欣向荣、人心安定的年轻矿山。

1978年至1988年，是四望嶂矿区的第二个十年。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矿上用计时工资加奖励法，工人工资比前十年有明显提高，生产安全、质量管理没有多大变化，仍然保持良好的势态。但到了中期，也就是1985年左右，由于政策上的改变，实行矿长负责制，矿长说了算。

他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矿上出现了“外包队”这个新鲜词。外包队的头儿多是由当地个体户、地方蛇头和有势力者组成，但外包队员却绝大多数由民工组成。他们无培训、无劳保、即报到即上班。包工头们利用“经济红包”请客送礼，买通矿长，达到私人利益最大化。

全局外包队统计最多时有2000多人，20多个单位。由于外包队人员多，各矿均有外包人员因与矿上职工抢车皮、偷放炮而发生冲突，矿上职工被外包队员打伤住院的不少。矿里的生产管理开始混乱，矿里的亏损也随之越来越严重。

从1985年到1998年，矿长有权割卖采煤面，利用外包队采煤的这种管理方式一直又没有纠正，这是国有煤矿真正亏损的原因之一。

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内，是整个四望嶂矿务局各矿最乱、遭受浩劫最多的一段时间。当时上面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扶助贫困地区，自此，小煤窑在黄槐镇狼烟四起。有人认为，这种热潮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

在矿工们的多次要求下，局里领导向省里汇报，要求兴宁市、梅州市共同保护好四望嶂矿井，制止建小煤矿。但地方政府多次三令五申均未见效果。

这10年间，估计建了400多个私人煤矿，其中不少与该矿直接抢夺资源，甚至还穿透了许多国有矿的巷道，使得国家矿产遭到严重损失。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终于全面停产。到1999年由梅州市中院宣布破产为止，四望障矿务局历经了31年风雨。（记者 何春中 林洁）

生还出于偶然

8月7日，立秋，黄槐镇。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当地的一些矿工已回家过节。中午13时30分，位于黄槐镇的大兴煤矿矿井下突然传出惊呼：“透水了，快跑！”听到同事的急促呼喊，付昌扔下手头的工作，拼命往井口的方向跑。

事后，付昌在回忆井下逃脱经历时，仍惊魂未定：“当时，我和两个工友正在井下26米处作业。由于过了中午12时，也觉得应该下班回去吃饭了，就慢慢往上走。突然间，我们发现下面涌出许多水来。”“我边跑边往后看，水面离我越来越近，很快我就被漫上来的水冲倒了，还被灌了几口。后面的工友因被水冲出受了伤。”付昌说，“如果不拼命往上的话，说不准就没命了。我们手脚并用地往外爬，最后才爬出了水面，然后沿着矿道再向外跑。跑到洞口的时候，我的双脚都在打颤，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32岁的蓝卓洲是重庆黔江人。在这次矿难中，他因为矿灯没电而逃过一劫。当天到了矿井之后，他发现地下的电线坏掉，根本无法开工，就一直坐等着电工维修，但一直没有见好。“大约12时，我发现自己的矿灯已近没电，就坐车上来了，不到20分钟，想再次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已经透水，人根本无法下去”，蓝卓洲回忆起当时的细节依然伤感，“我们约定晚上好好喝点酒聊聊，可一回头，人就不见了！”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36岁矿工曾繁标，兴宁黄陂镇人，在大兴煤矿开绞车。事故发生时，他正在井下300多米处作业，情急中抱住根木头被水冲到井口80多米处，后被救出。

来自江西石城的许保生，在副井负责排石渣工作，由于风机坏了，没有跟随前面的5个同事下去，等下一班次的车，捡回了一条命。“我正准备下井时，感觉到井口风很大，正怀疑井下出事，一名卷扬工打电话上来说：‘我们没救了！被水淹掉了……’电话断了。”

在黄槐镇镇政府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农民蔡启辉和老伴坐在椅子上，眼神呆滞。老太太由于没有了眼泪，而变成了干嚎。在这次矿难中，他们失去了惟一的儿子———今年才25岁的蔡昌成。在他们旁边，还坐着一些同样失去了亲人的江西龙南老乡。

蔡启辉说，他以前也是矿工，做了好几年，结果累下了一身病。今年他48岁，但身体情况却像60岁的老人。由于身体问题，他已干不了矿工的活。“现在种田要钱，读书要钱，我身体不行，就想着让儿子出去干活挣点钱，但是现在做什么能够挣到钱呢？”

蔡启辉的眼里满含泪水：“我儿子读书不多，如果去工厂打工恐怕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我才决定让儿子走我的老路———做矿工！”

据目前官方初步核查数字表明，在这次“8·7”透水事故中，井下只有4名矿工成功逃脱，有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生还希望渺茫。（记者 何春中 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