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回到川中某小城，住在法院附近，便经常过去旁听案件。一周之内连续开庭的两个案件，却总让人心生感慨。
一个是诈骗案，被告人是两个20来岁的农村青年，采取打电话到打工子弟家里，冒充他人子女的方式，先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十余万元。
一个是受贿案，被告人系该区前国税局长，被控在办公楼修建工程中收受施工方7.5万元。
两个案子都有律师，也都有不少亲属前来旁听。纯粹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两个案子定罪都没有问题，争议只在于数额多寡，以及与此关联的量刑幅度。然而种种细节显示，尽管同样作为刑事被告人，“农民”与“官员”在法庭上的待遇，依然有着不小的差别。
首先看看“不言自明”的形式差别。俩农村娃受审，身穿囚衣，直挺挺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审判长许可，步子都不敢挪动一下。回答问题犹如士兵对军官，恭敬、干脆且带着怯意。前国税局长受审，不仅不用穿囚衣，而且一进法庭就坐在椅子上(似乎本来是法警的席位)，从头到尾就没站起来。庭审对话虽然尽力谦恭，但似乎并无胆怯之意，而且多次打断公诉人甚至审判长的发言。农村娃的家属，全部被从第一排旁听席撵开，不得靠近被告人;前国税局长的亲人，却可近距离与其耳语，庭审中甚至不时递过矿泉水。两者一比较，还真感觉后者是“虎落平阳、官威犹在”啊!
其实，两个案件都无关暴力，被告人脱逃或伤害他人的危险性都不高，惯例不必严加戒备。两者的差别，可能在于农村娃正处身强力壮之时，而前局长已经年过五十，因此对前者可能多加小心，后者则可稍加优待——比如允许落座等。但是不管如何，在囚衣、家属等方面，似乎不应有如此明显的差别待遇。毕竟在旁人看来，法院难免有“欺软怕硬”、“官官相护”之嫌。
不过，形式上的差别待遇还是小事，而且法律上似乎也并无禁令。但“农民”与“官员”的最大差距，可能还体现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证据处理和法律判断方面。
第一个案件，检方指控诈骗十几万元，依据是被告人家中搜出的几张银行卡，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前后共有十几万元汇入并被迅速取走。但是被告人辩称，其中九万元属于其师傅——另一名尚未归案的嫌疑人——诈骗所得，自己只是在“出师”后借用这些银行卡另行诈骗而已。鉴于检方未能提供其他任何证据——比如监控录像、声音辨认等——证明该九万元与被告人的关联性，辩护律师认为不应将其纳入诈骗金额。
第二个案件中，被告人承认收受施工方8万元，行贿方的证言也能印证。有意思的是，由于被告人有一车库长期由行贿人免费使用，控方主动以租金名义将受贿金额扣减5千元，仅指控7.5万元。至于行贿人是否有此意思表示，笔者未曾看到相应证据。
笔者并无刑辩之专长，仅凭课堂上的区区积累，大概可以判断：第一，诈骗案的9万元，应当适用“孤证不能定案”规则，不予认定为犯罪事实。第二，受贿案的5千元，如果行贿人仅有“感谢照顾”的意思，从未表示属于支付车库租金，则控方也不应主动扣除。
巧合的是，两个案件的辩护律师之中都有同一个人。私下聊天之中，笔者问及对案件结果的预测。律师的回答很有意思：对于诈骗案的9万元，控辩审三方都觉得证据过于薄弱，但是肯定会予以认定，顶多在量刑时稍微从轻——正所谓“疑罪从轻”!。至于受贿案的5千元，既然检察院如此指控，法院肯定照单全收。
笔者又追问一个问题：如果诈骗案的9万元出现在受贿案中，基于同样的证据，法官不予认定的可能性是否大很多?律师的回答是肯定的。再假如受贿案的5千元出现在诈骗案中，公诉方主动扣减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估计也几无可能!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职务犯罪案件因为证据问题导致无罪或从轻处理的比率，远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最近十数年，超过半数的贪官的结局都是缓刑甚至免处，以致最高检不得不专门发文关注，要求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审判决进行双重审查。
反之，一些毫无背景的普通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农民、打工者等相对弱势的群体，往往成为冤案或恣意司法的牺牲品。已逝者如聂树彬、杨佳，苟活者如佘祥林、赵作海，乃至许霆等人，如果换成一个有权有势者，案件结局可能真不一样。
何以如此?!贪官污吏者，本如过街之老鼠，人人喊打。贩夫走卒者，生活艰辛，铤而走险抑或见利忘义，似乎多少情有可原。可是到了法院，前者不仅在形式上多受礼遇，在法律适用上亦更显谨慎和宽大;后者往往只见衙门森严，即便法律上有回旋余地，也多半于稀里糊涂间被迅速定罪，送进监狱了事。“农民”和“官员”之间，似乎总是存在鸿沟!
原因之一，也许在于金钱的力量。不可否认，相比普通农民，贪官们更有能力、也更有渠道聘请更为优秀的律师。律师的介入，一则可以为被告人辩护，二则可以适当监督法检两家，避免过于明目张胆的枉法行为。当然，金钱的效力不仅限于律师，它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直接“开路”。
原因之二，也许在于贪官的社会关系。为官之人，总不免拉几条裙带，或巴结几个领导，或关照几个下属，或与同僚互通有无。如果一朝落难，虽然少有人两肋插刀，但是顺水人情总要做做，于是打招呼者总不在少数。检察官法官虽不敢堂而皇之放纵罪犯，但必要的面子总要给的。于是在法庭之上，可以适当礼遇被告人，还可美其名曰“人性化”。至于法律适用方面，如果控方证据本就存在较大漏洞，加上外人“做工作”，自然可以借“严格适用法律”的名义，适当给予被告人优待。
原因之三，可能在于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省”，也就是自我约束、自我限制。一方面，面对一个前官员，即便无人打招呼，法官和检察官也不敢太出格，毕竟“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官员背后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有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搭救，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整人”，或者过于“作践”被告人，保不准哪天会瞅准机会加以报复。所以对法官检察官而言，既然被告人与自己无冤无仇，首先是没有必要“使坏”，其次还应当适当礼遇，这才是明哲保身之计。另一方面，法官和检察官也不是什么安全的职业，锒铛入狱者其实也不在少数，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自己“黑整”他人，说不定哪一天“风水轮流转”，自己也成为阶下之囚。由此看来，今天台下的贪官，总归还是“自己人”，是“我们”圈子的兄弟;至于那些农民、打工者，则理所当然属于“他们”，因为我法官检察官再不济，似乎也不至于再回到农村或者车间。所以设身处地想想，最好还是“兔死狐悲”一下，对今天落马的官员礼貌一些，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由此看来，“官员”和“农民”之间，即使一同走到法庭之上，成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告人，似乎也一样难免高下之分。官员的“官威”，即使在那惊堂木之下，甚至在牢狱之间，也是会闪闪发光的东西。
幸好，我和那位律师还想起一件事，如果两个农村青年犯的是死罪，按照当下死刑案件的谨慎态度，那9万块钱，多半是不能认定为诈骗金额的。而这一“幸好”，其实都多亏了聂树彬、佘祥林、赵作海等人的前车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