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楷原著，任复兴摘要）
徐永昌将军，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签字后,经过深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1950年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他主张自固吾圉（yu，音语），改良政治。这真是找到问题的根子。
去台湾的崞县赵正楷先生（1902-1996），1991年曾寄我他采访编写、台北山西文献社出版的《徐永昌传》，约30万字，摘要以飨同好。有些赵先生不便明言的，也作了补充。
徐永昌生平简介
徐永昌先生（1887.12.15－1959.7.12），字次宸，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人，曾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国民革命军北方军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二路总指挥，绥远、河北、山西省主席，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令部长，代表中国於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民大会代表，国防部长，总统府咨政。先生信仰孙中山先生，以“少言勿怒”自持。公忠为国，纯正清廉。沉默不矜，推功远权。事人忠，律己严，造诣深，所见远。大勋在国，盛德长昭。著有《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参照台北《山西文献》２００４第６４期１３５页）
护驾军的师爷收留孤儿，夫，兵
徐永昌上将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沿沟村的贫寒农家。母亲赵氏，父亲徐庆四十四岁获此麟儿，心劲儿大增，决意携家带口出雁门关，到大同求生，到鼓楼西街粮店当了磨倌。此时永昌尚在襁褓中。全家三口的温馨日子不到一年，赵氏就病死了。朋友给徐庆介绍了寡妇张氏，还带来与前夫所生二女一子，大哥、二姐改姓徐，长女已嫁，曾乳哺永昌，有“姐姐妈妈”之称。大哥吉昌长永昌十岁，彼此十分亲热。永昌七岁入塾，读完四书，家遭变故，五经未读遍就辍学了。二姐病死，大哥在城上做工，坠城身亡，大姐病死，继母经不起打击，在光绪二十六年夏天去世。本来病弱的父亲不能正常出工，生活大成问题。秋天，父亲买回几袋山药蛋，命永昌往屋里搬，说：“这就是我们父子俩一冬的口粮啊！”不料到十月，父亲也撒手归天，他受刺激一度昏厥。邻居帮他掩埋了父亲，他拣了块赭色石头埋在父亲墓前，作为标记。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军中求学
三十四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当了新兵营哨长留在原驻地。
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将校所360人，从六七百人中甄选，分四队。师资甚强，中国籍教习均为陆军大学第一、二期出身；两位德国教习则讲得更好，有时带学员到德使馆，将火炮拆开逐一讲解。丁克迈尔少校有次讲“连战术图上作业”，讲后说：“部队此际只有这两个布置法。”永昌听后，起立，讲出一个第三种布置法。丁略加思索，宣布说：“部队此际，可采用徐永昌的布置法。”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5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
倒袁•讨张•援陕•直奉战争
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
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
6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7年5月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９年直皖战后，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１１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其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作通了曹、吴部下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是修路。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迳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三军军长。续西峰事前密派人赴粤请孙中山，孙岳有意让孙中山任首领，但是冯亲诣天津迎段祺瑞出山，以执政名义主持政府。孙中山闻讯离粤北上，但张、段已联合把持权柄。续西峰叹息“画虎不成反类狗”。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事后任三军第一旅旅长。
对蒋介石的建言
１６年３月，连年征战的第三军，以客军入晋整顿。秋天晋绥军合第三军响应北伐军，分五路向河北等地出击。永昌任北方军东路总指挥。
１８２８年７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当时南方领袖在北京演讲，指着皇宫黄琉璃瓦，说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使满人甚至其他北方人产生意外感想。北方冯阎等握有兵权，如何妥善解决统一问题尚不好说。日本对华虎视眈眈。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２８年１０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这在北洋军阀方倒，军队尚未国家化，人思拥兵自为的时代，十分难能可贵。其军需处长陈崇岳后来说，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他让大家各抒所见尽情发言，很多人非常激动。副军长黄胪初痛哭流涕地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等大家闹哄哄地说完，他也静静地听完了，就诚恳地为大家多方剖析：“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中原逐鹿，已成定局，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於各集团（指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之外，再成一个集团。我们不归于此，即归于彼。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环境。再说，本军原是督办孙（岳）先生创立的，因他生病，责我代领。阎总司令要本军开进山西，而允许我们不改番号。北伐前夕督办赴沪，我们打到保定以后他病逝上海。我们为督办在保定开追悼会，天津迎灵，北京治丧。这是本军对督办的感念与责任。本军初到山西，如改番号，那就对不起督办；现在督办长逝，国家统一，我们两年来与山西合作得很好。如若仍不改番号，那就对不起阎总司令，并且对不起国家！我所以自行调整，自行调整人事，这样，队伍还是好好的，还是大家自己带着，归属第三集团军建制。大家跟着人家继续好好地干。我这样做，全是为国家，为弟兄，为朋友，而绝不是为我个人打算。如不明此义，仍要保持现状，这不等于要独立么？”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才平静下来，依照他的指示整编起来。
布政绥、冀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２９年９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当时日本公使佐分利宴请永昌时说：“我此次来华，很想将中日悬案清理清理，因为两国间的悬案大多了，这是我们双方关系陷于僵局的重要原因……”永昌答辞：“我对于中日两国悬案之多，认为是正常。我看见中国法庭上打官司的，是两造相识者多，不相识者少，甚至亲戚间的案子不比朋友间的案子少。中日两国悬案多，正表示两国是新近，是关系深……”彼此以诚相见，饭吃得很愉快。不久，日本上院议员来平，团长也谈起中日悬案多，佐分利也引用永昌的话剖析。可惜佐分利这位鸽派外交官，回国述职时被少壮军人除掉了。永昌慨叹地对身边人说：“悬案，不出十年将以战争来解决！”
几乎活捉蒋介石
２９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永昌深虑阎陷于是非之场，进言：“今特为公进三言：第一，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称：“我没有这个心。”“第二，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他说：“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为要有看不起他的心。”“第三，你不要去郑州，郑州是一是非之场。”阎不听劝，在永昌回北平前一天去了郑州。腊月永昌回并，又劝阎：“现在我只说两句话了。第一，不要走打仗的路。第二，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并告他和阎签字的张学良的代表和张关系不一定深，如何能代表这样的大事。当时阎尚无决心作战，演变的结果，骑上虎背，兵戎相见，吃了败仗。
永昌感于阎的知遇，劝阻不能之际，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之任。当时兵分三路，阎指挥津浦路，冯指挥平汉路，永昌与陆钟麟指挥陇海路。归其指挥者以阎部为主，冯部次之，共约十五万人。
对方阵容：蒋介石指挥各军在陇海与永昌对阵。北方陇海线数月战事，进退自如。南方则深感旷日持久。蒋介石当时的随从秘书周佛海后来在《往矣集》回忆：“陇海方面，好几次由正面举行中央突破，但因为阎冯的壕沟，又宽又深，损失很大，死伤很多，终不能进展寸步。……当人们驻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轰炸声所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呼道：‘火车头呢？’因为正准备开动，所以火车头离开了列车，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冯兵就是现在的陆军部次长郑大章同志（周此书写于汪伪时代）所指挥的，来袭飞机场。他的任务，烧了飞机就回。谁知那时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名宪兵，车站上又没其他军队。如果骑兵（指郑大章军队）达到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么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另外一种写法。真是气数！”
(中缺)
受降密苏里号
1945年5月1日德国宣布希特勒自杀。次日美国宣布德国投降。２１日永昌判断两个月内苏联不至出兵。７月１７日美英苏三国元首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开会，会后美英与我电话联系同意于２６日发表美中英三国波茨坦宣言（苏以尚未对日参战故尚未列名），劝告日本政府履行开罗宣言之条款，无条件投降。８月６日，美国飞机在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苏联亟于８日子夜宣布对日宣战。９日美国再于长崎投原子弹。当日日相铃木即将投降问题交日皇裁断。１０日经其驻瑞士公使等送交中美英苏四国，并于当夜向海外广播，附加优待日皇条件下波茨坦宣言。四国回复提出天皇及日本之统制权限，应置于盟国联军最高司令官指挥之下。美国指派麦克阿瑟元帅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在等待日本复文期间，１２日中午，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传达蒋主席之命，要永昌代表中国会盟受降，先赴菲律宾会晤麦帅，日内或须成行，等等。回顾他八年半以来，鞠躬尽瘁，辅佐元首，完成抗战大业，膺此重任，不亦宜乎！
永昌当日决定以杨宣诚、朱世明、王丕成、李树正、陈延?等人为团员，陪同赴菲。当晚赴蒋官邸晤赫尔利大使与魏德迈参谋长。１５日凌晨日本宣布投降。１７日他同各团员乘飞机赴菲，会晤了麦帅，慰问了华侨。永昌一行所乘之运输舰于３１日抵横滨。美第三、五、七各舰队及部分英国军舰计有３８０艘先后驶抵东京湾一带。入夜各舰灯光闪烁，照耀海滨，永昌觉得真有舟舻千里之概！他回忆地说：“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他们一行及各国代表一直信在舰上。舰有日出一份的舰报，是日刊载他的略历，并派记者来访问他对受降的感想。他仅答称：“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时刻！”
九月二日这一个从战争到和平的伟大日子终于到来了！是日晨７时30分我代表团以及各国的代表们循序登上一艘驱逐舰，驶向停泊在东京湾南端的密苏里主力舰（美第三舰队之旗舰）所在水域，八时十五分到达。按照规定，中国代表先登。当永昌率领同人登上扶梯步入舰上时，军乐大作；接着，英、苏、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络绎登舰。美代表尼米兹则与海尔赛于八时五分先到，麦克阿瑟于八时四十三分到来，与海尔赛与尼米兹陪同进入舰长室。日代表团十一人由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率同於八时五十三分登上密苏里军舰。
会场布置是；於广濶的甲板上右侧划出一个区域，中间放一长桌，罩以绿色绒布，上置降书。长桌上下两方有木椅各一。各国代表各自纵列一行由右至左并排於长桌上方，并邀自东北集中营中接回之美军巴丹守将魏锐特及新加坡英军守将裴西佛参加。日本代表则立於桌之对方分作三排，後排四人，中排五人，前排二人；这前排二人即是重光与梅津。此时甲板上、高塔上、到处挤满了观礼的官兵与来自二十个国籍的二百八十余位新闻记者与摄影记者包括日本记者四人在内。
九时正典礼开始，麦帅与尼米兹、海尔赛步出舰长室。尼米兹止於美国代表之位，立於我代表徐永昌上将之右侧，麦帅则走向长桌上方之麦克风前主持受降仪式。他首先宣布典礼开始，并作简短之演说略谓：
“吾人咸集此间，缔结一庄严之协定，俾得恢复和平。理想与观念之分歧，已在世界各战场上彻底解决，无复讨论与辩解之必要。吾人在此系代表全球民族之大部分，……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世界，迎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愿望。这是我们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在此声明——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为了彻底、迅速、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战败国日本代表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装订成两个文本，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日文。 外相重光葵“奉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命令，以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名义”、梅津“奉日本大本营之命令，以日本大本营之名义”签署了投降书。
日本投降书
降书:
吾等，谨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皇军总将，兹此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国政府及大不列颠政府于波茨坦协议所拟订的四个条款，和及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提出的附款，上述四强下称为联合国。
吾等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所属之各地日本军队，暨在日本国控制下之所有军队，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吾等命令在各地之所有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臣民，终止敌对行为，保存船只、飞机，及非军用财产，防止毁损，并令日本政府各机关，履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所颁发之各项要求。
大本营应立即命一切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所控制之一切军队指挥官（无论现在何地）本身及其所属一切军队，着即无条件投降。
吾等命令所有官厅，陆海军人员，遵行并履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为受降所发出或根据其委任所发出之一切布告、命令及指示。并令该等人员继续留在各自岗位，执行其非战UF闘任务，以至联合国司令官解除其任务为止。
吾等即发布命令，要求各级人员，诚实履行波茨坦宣言各条项，暨为实施该宣言联合国代表所要求之各条款。并约定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任者，同样采取此项措施。
吾等代表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承诺即时释放现在日本控制下之所有联合国俘虏，及被拘留者。并对之加以保护，供给给养，立即送至指定地点。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之统治权限，为实施受降条款，采取措施时，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四分，于日本国东京湾上签署。
奉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并以其名义。
重光 癸
奉日本帝国大本营命令并以其名义。
梅津美治郎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暨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尼米兹
中华民国代表 徐永昌
大英联合王国代表 符立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 狄弗扬科
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不是痛饮黄龙的时候
波茨坦宣言明白宣示以履行开罗宣言之条款为主旨，台湾於是重归祖国怀抱。受日本殖民压迫达五十年的全省同胞，无不欢欣鼓舞!长一辈的人更是热泪盈眶，额手称庆。
九月三日午后，永昌偕王参谋至市区游览，余人则赴东京。他看到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肃穆有序，报纸直称降伏，二晕不掩饰，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傍晚，同人游罢归来，所见东京被炸情形，实较横滨为轻，仅约十之三四。火车电车仍照常行驶，并见有学生女郎乘自行车往来，面色红润，并无憔悴之象。惟常见民众麕集持券排队领粮情事；其券逐日一换，外地来客无券便无粮可得矣。
晚饭时王参谋拟邀同人大饮，且谓此真“痛饮黄龙”者。水昌亟诚止之。并有所感而记云：“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
九月四日十时二十分，他率我代表团一行由厚木机场起飞，经东京湾俯瞰一周，遥望富士山，风光依旧。过大阪、神户，被灾情况均较东京为重。过广岛时为一时四十分，机身环绕两周，地面残破最甚，几仅余十之一二，余皆夷为平地。原拟航经长崎一览，适值大雨，气候稍差，乃直飞上海，六时三十分抵沪，降落在大场机场。机师以白市驿无夜航设备而留宿焉。他与陈秘书（延?）应邀至上海航空司令部休息，余人分赴市区。五日他们齐集机场待发而机师不至，再留一日。六日晨沪市多人及新闻记者得息来送。八时一刻升空，沿江西飞，经武汉、恩施，於一时二十分到达白市驿。半小时後乘航站车回寓。计来去此行整二十日也。
九月七日上午十时，他晋见蒋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签字经过及宣慰菲侨情形。
徐将军对“要大家反省忏悔”的阐释
九月二日的签字典礼，各报记者均有详尽的报导。大公报记者更有较为深刻的描述。其一、为朱启平的专电，略称：“同盟国代表穿着不同的制服，由徐永昌上将前导，立於日本代表团的对面。麦克阿瑟走到签字桌旁播音机前立定，以严肃缓慢的音调宣读他的讲词。讲毕，令日本代表签字。之後，麦克阿瑟用六只笔代表盟国签字。九个国家的代表顺序签字：首为尼米兹元帅代表美国，继之徐永昌上将安祥地走到桌前以中文签字，其他各国代表相继签字……”。
[按]麦帅用以签字的六支笔：其一、即席赠予魏锐特将军（原菲律宾巴丹守将），其二、即席赠子裴西佛（原新加坡英军司令），其三、送西点军校，其四、送海军官校，其五、自留，其六、原为其夫人所有之红笔，签後仍还之本人。
其二，为黎秀石的专电，节录如次：
“当徐永昌上将在九点十分签字的时侯，我的两眼充满了泪水，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我为中国的将来、为自由、以及为纪念那些为我们而牺牲的人们祈祷，我为那些无名英雄的家庭祈祷!当徐将军离开桌子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海员说：“他是个大好人；他打仗打了多久了?”徐将军的确令人不觉的是骄傲的征服者。在仪式完毕後，记者请徐将军在这胜利的时候向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起初拒绝说什么，後来慢慢的经过深思後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的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已经落了两天雨的东京湾，今天却又出了太阳，象征着和平的降临。”
九月二日东京湾签降的当天，杜鲁门、史达林，均在其国内发表广播演说，当晚东京湾停泊之英舰约克公爵号上则招待盟友祝捷，各国的记者也都参加。
蒋主席则於九月三日上午八时三十分率同各院部会首长及文武官员一千余人在陪都（重庆）国府花园设堂遥祭国父陵寝告捷。随即主持庆祝典礼，发表广播演说，勖勉全国军民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同日上午九时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集合四万余人，包括友邦人士在内，举行庆祝大会。之後分成九段游行市区。蒋主席於十二时乘坐敞车前来，检阅游行行列，欢声雷动，盛况空前。化装游行车队中有一自由女神像，十足的道出了世人对自由和平的向往。三十五年四月，国府定是日（九月三日）为胜利日；四十四年五月国防部为统一各军种之纪念日，呈准行政院改以是日为军人节。
永昌返重庆后，来访亲友每以他在受降当时所说“要大家反省忏悔”之语，作为话题，向他讨论。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九月胜利五周年前夕，中国广播公司请他发表了一篇录音广播纪念词，他便针对这个话题加以发挥，也可以说是他对当年“要大家反省忏悔”的谈话作了一次具体的阐释。兹录如下：
“今天是九三胜利纪念。在此匆匆五年中，世局变化多端，真使人万感交集！回想五年以前在东京湾和盟军共同受降，当时有记者问我有何感想?并且说当这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时候，在你的立场，一定要表示点意见。我说：我觉得今天除了庆幸之外，还应当有所忏悔。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於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
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作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拖，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於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於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苏俄为极左国家，德国为极右国家，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於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
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对另一强暴者的容忍与迁就，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远因近果，无乃有事过境迁之讥。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师，要知彼侵略者，是勇於冒不韪，而不是勇於冒危险；是量敌而後进，而不是百折不回！只要负有重大责任者认清此点，明白凶横者的姿态，不受其欺骗的手段，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随时随事予侵略者以正义的制裁，侵略者自然会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诈骗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世界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远难填。彼一逞再逞，此一让再让，正义一挠，志气随之而怯，驯至认彼方的无理亦有理，反视自己的有力也无力。积非成是之後，本可小事小了者，竟变为大事不了之局，非至触发火山，玉石同归於尽而不止！即使侵略者最後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巳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後来的人群。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与後来的认识。
再看今日强暴国家依然肆其侵略，盲目横行，不惜踏着过去德日意的脚迹往前走，纵使将无作有，自欺欺人，而害人自害以取毁灭，则毫无二致。有的国家更不惜摈弃朋友，取悦强暴，以为自己取守势，敌人或者也同样不至取攻势，不求敌之不能来，而望敌之或不来；畏敌既然过甚，料敌则又过低，不知计较朋友的小嫌，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贪圆一时的便宜，难免做了敌人的帮凶，并且强暴所长，惟在争先一着，岂能静而不动，相与图安！过去虽然有这种现象，所幸联合国宪章，远较从前国联的力量充实，例如此次美国对韩国被侵战事的果断，以及各会员国的仗义起而制裁，一改过去让步的恶风，使世人对历史不重演的信念，也因而加强。说到我们，只有痛定思痛，同心一德，戮力求存，以期自力更生，无负友邦之赞助，无忝联合国之一员。罗斯福总统有言，我们不但要肃清战祸，并且要消除战因。今天藉此伟大的纪念，提出这个崇高的名言，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大家要向这个目标一齐努力”。
九月七日永昌向蒋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蒋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蒋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蒋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１９５０年三月一日，由于李代总统之屡催不归，阎院长及各级民意代表吁请蒋公复总统位。其后于9月9日参加何应钦在宾馆之茶会时，看到美国所制中国抗日战争影片取材精审，对受华盛顿等薰陶的美国人士尽职尽责的品德深为叹服，并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
白蚁吃掉徐集抗日战争实录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１日，蒋公约他担任国防部长，永昌以多年吐血，今年四月五、六日才不犯，非其体力所堪负担而力辞，不果，二十四日到部视事。
1949年八月五日，重庆，方昉（前军令部作战厅副厅长、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柯剑霞来，他嘱二人拟稿请求政府指定地点保存仅此一份抗日战史底稿。此其在军令部八年多来指派方等随时记述之抗战实录，乃我数百万军民牺牲奋斗之血肉结晶，亦我国历史上空前之一部对外战争史，无怪其特予重视。
同年八月九日，重庆，方昉报告说：抗日战史稿已奉令准备送台保管。
永昌于1952年四月应聘为总统府资政。同年十月，他以陆军一级上将退役。此时只有二事縈系于心：其一，为他的日记及他所集存的一些抗战实录；其二，为军令部编纂的抗日战史稿。关于后者，一次聚会邻座的万仞千曾语他：“君于抗日作战始终其事，何不乘暇写一抗战史之真迹，以飨后代？”他说：“军令部原有抗日战史编纂委员会，由余素所信任之方昉出任主任委员，负责主编，且最后编纂完成。其中属于部队报来之资料，当有若干出入，亦已切嘱方君对可以补救者努力校正之。以方君任本部作战厅副长最久，取舍有自，强余十倍，必可胜任愉快；若属于军令部之资料，则十分真实。且历次会议，均一再致意方君及有关人员，以为我人遭此几于灭国危险之血的教训，务留一不计荣辱的直确史实，以贻后人，俾能成吾人之不肖而善将来。方君诚实君子，已尽力作到矣。当余三十八年夏秋间几次过重庆，每促其即运台湾。嗣方君离职，全部史稿交国防部接收。来台后询之林蔚文，后又询之史政局，皆谓抢运来台。过去余日记中不涉作战事，以信有此真实信史也。至缩小精简之作，当自有人为之。”
至于后者，赵正楷等在其病逝后整理成133本，300万字。至其所集之抗战实录，则寄存台中，竟未料遭白蚁之厄，只字无存。他亲往检视，败兴而归，归即犯吐血者四日，可见其内心苦痛。最后他说：“已经丢了，免得劳神整理，亦未尝不好！”台北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主编的《抗日战史》，知于1990年出版。
附注：著者赵正楷为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南怀化村人。1937年秋忻口战役时，此村为日军所占札营，第一天就屠杀村民及本来想到此地避战的邻村人500多人。此后十多天中，日军一面强攻忻口，一面用各种残忍手段，烧杀淫掠。一天，用机枪扫射躲在杨润年家的五十二人，将没打死的男女赶出来，将男的全部杀死，强行剥光妇女的衣服，让他们赤身扭摆。一个两岁小孩，被从母亲怀里抢过来，两人扯着小腿裂成两半。一个七岁女孩被剥光衣服，将两脚钉在一棵树上。此次只有一女孩侥幸活命。……南怀化原有203户1020人，日军屠杀1200多人，其中本村766人，外村500人，100多家绝了户，只200多人幸存下来。（据《忻州文史资料》一、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