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被视觉主宰及形构的时代，再也不是危言耸听。这早就被马丁海德格尔断言，整个“世界都被把握为图像了”，我们正步入“世界图像”时代。事实上，从以口语传播为主的农耕社会到以印刷媒介为主的工业社会，再到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所谓信息社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都经历了从以抽象语言为主到以具象影像为主的转向，用米尔佐夫的话说，“作为文本的世界已经被作为图像的世界所取代”。
生活在以视觉为主导的世界，人们自然习惯于摄影、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更不会对使用这类视觉媒介表达观点感到生疏。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也不例外，甚至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视觉化手段因其直观、易于传播、难于被监测等特性成为公众与权威进行话语争斗的“武器”。话语争斗往往是针对依附于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宣传话语的意义争夺，在当下集中表现为公众对作为宣传话语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的对抗式解读。大到领导出访、视察工作等事件类政治新闻图片，小到会议、学习等日常类政治新闻图片，都关乎权力精英运用视觉话语塑造形象、制造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国际新闻界“认同”、完成宣传的意图。因此，网民对政治类新闻图片所进行的对抗式解读，实则是对具负面色彩的“宣传”话语的声讨。
放在过去，宣传图片因通常被理解为是对客观身外世界的复制、还原，而成为人们了解身外世界、建构脑海图景的主要依据。即便当面对经制造、摆拍而成的宣传图片，公众也仍沉浸于“眼见为实”的信念之中。本文这里借用马克思韦伯的“祛魅”卞念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政治类新闻图片作为一种宣传话语，之所以在过去被公众自愿接受的“魅”的内涵是什么？第二，在当今社会情境之中，公众是如何对政治类新闻图片之“魅”进行解构与再造，即如何“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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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话语之“魅”：与权力的合谋及与技术的联姻
要探究作为宣传话语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的“魅”的内涵，便无法避开宣传话语的正当性问题，即哪些因素影响着某特定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存在？
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存在首先来源于权力主体力图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刚性需求。福柯的“鼠疫模式”认为“通过对个体实施严密观察，收集并分析信息来形成知识”，从而一种与强制性暴力无关，但与“保证知识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相联”的权力形式得以形成；这一模式运行的直接后果是：与权力相交织的知识，因被赋予“真理”的光晕受到被统治者的拥戴，而“被压迫的知识”则遭到排挤。权力精英对政治权威性的维系正是通过这一“真理制度”的运作才成为可能（李敬2013）。知识的制造与传播，成为了以监视、改造个体为目的的权力运作和权威扩散的理想隐性机制。而对特定宣传话语的应用作为一种渗透了权力意图的知识实践形式，自然成为了统治者通过操纵象征符号塑造权威形象、潜在影响被统治者认知的必要手段。从这一层面说，宣传话语因与权力的合谋所染上的权威性、严肃性色彩，成为了宣传话语之“魅”与生俱来的一层底色。
然而，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存在仅凭权力主体的单向强制维持还不够，一旦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宣传话语的正当性自然也受到挑战。因此，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即“魅”的来源）还必须辅以被统治者自愿接受的成分。正如马克思韦伯（2004）在阐释政治权威性来源问题时所言，政治权国际新闻界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威性的实现“必须依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的信仰，或者说每种支配形式都应包含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被统治者的自主能动性被纳入为维系政治权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现代政治环境下尤其重要。对于统治者而言，选择怎样的宣传话语在其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时，仍能让附有其意识形态的知识于无形之中被被统治者自愿接收，从而及时修复其合法性，成了最大难题。新闻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技术，在被引入中国后所完成的与宣传话语（即官方权威话语）的“联姻”，其实丰富了宣传话语之“魅”的内涵。
摄影术于鸦片战争后被引入到中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新闻摄影的价值与地位在战事频繁的动荡时局下得到提升，我国新闻摄影迎来蓬勃发展：一些报纸摄影附刊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出现；中国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中央写真通讯社”成立盛希贵。也正是在新闻摄影快速发展的这一时期，原本作为“传道”之意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引渡至日本的“宣传”（Propaganda）—词，也以政治、商业的新意涵再度被传入中国，并开始了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息息相关的现代化及正当化进程刘海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时间节点，我们便有了新闻摄影与宣传观念进行联姻的语境基础。
然而，历史维度的时空共存还不足以说明形成关联的必然，于是，问题进一步聚焦于新闻摄影活动为何会被收编于宣传话语之中？
首先，新闻摄影作为有关图片信息的新闻生产实践活动，具有真实、客观、时效等属性。这些属性是新闻摄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公众也正是在此合法性营造的安全感中逐渐形成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图景。宣传话语对新闻摄影的吸纳，恰恰是通过借助新闻摄影真实、客观等专业属性，制造公众在认知过程中自愿接受的安全感。其次，与一般文字新闻不同的是，新闻摄影因其图片产品所特有的“形象性”、“标记性”等特征，而具有被公众自觉接受的视觉说服潜能保罗梅萨里。权力主体施加于新闻图片的说服意图或意识形态，正是在公众对新闻图片“眼见为实”的认知惯性作用下，被不着痕迹的隐藏。于是，对于宣传图片的传播而言，其不但不会造成公众对政治宣传的抵触，反而还让公众在不自知中主动内化权力主体强加的说服性信息。这样，由新闻摄影的真实、客观、可信赖等属性，与图片所暗含的说服性结合，创造了新闻摄影与宣传话语“联姻”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国际新闻界的可能性。事实上，到文革结束之前，新闻摄影一直在以其强大的视觉说服潜力，及提供“不在场”目击可能的客观属性，为权力精英完成着连接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环节的使命。可以说，新闻摄影与宣传话语的联姻，将真实、客观等色彩，附加在了宣传话语之“魅”的内涵之中。
从宣传话语与政治权力的合谋，到其与新闻摄影技术的“联姻”，我们便大致窥见了潜蔵在政治类新闻图片背后的“魅”的真实面目。这便不难理解带有宣传色彩的政治类新闻图片，更甚之是“摆拍”类宣传图片，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浸浴在鲜花与掌声的拥簇之中。但是，这一由权力、技术所构建的富有权威、严肃、真实等内涵的宣传话语之“魅”，正因如今社会的变迁及技术的变革而被拉下神坛，逐渐褪去神秘性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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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视觉“祛魅”：网民基于互联网的对抗式解读
宣传观念作为权力主体借以维系其政权合法性的策略之一并不会消失，它只会以新的形式或借助更隐蔽的话语方式不断构建其正当化存在的合理形态。宣传话语的正当化过程应是一个双向的、不断辨证演进的过程，即“是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被精英和公众均可接受的中间点”，且这一“中间点的位置”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地协商之中”（刘海龙,2013;20）。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激化，使公众对政权开始不信任，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公众的能动性、话语权得到释放。两者结合，使得公众在与官方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放弃“协商式立场”，转向“对抗式立场”。作为宣传话语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由于演进发展相对滞后（多宏大叙事、政治宣传色彩浓烈）而成为了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被公众以娱乐化处理、置换解读语境等解读策略，从去权威性、严肃性及变更事实性信息两方面进行着“视觉祛魅”。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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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基础上的权力“脱冕”权威与严肃的褪去
政治类新闻图片一直以满足权力精英的宣传目的为主要任务，承担着单一的信息传递功能，很难说其能够满足公众在实用、好奇、娱乐、审美等多层面的视觉需求。但互联网技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似乎为公众视觉欲求的膨胀、视觉需求层次的提升创造了可能。从出自本能或好奇的观看到追求娱乐、审美的观看，甚至到借助技术手段的创造式观看，国际新闻界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传播主体并未料到政治类新闻图片，在网络文化所营造的全民围观的自由氛围下，被迫成为网民进行狂欢的素材和道具，从而逐渐完成着权威性与严肃性的脱魅。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在文学理论中窥见了网络文化的脉络。在他（巴赫金，1998）看来，中世纪的人事实上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具体而言，在狂欢广场式的生活中：首先，参与者的主客体身份、处于中心或边缘的社会地位，以及性别、年龄、身份职业、财产等一切二元区分及等级界定都消失殆尽；其次，狂欢常以隆重的仪式感，彰显新旧交替、变更的精神诉求，“人们通过加冕、脱冕、化装、戴上面具，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与自由的美梦”（叶虎，2006）；再次，粗俗、嘲弄、咒骂、亵渎、降格等狂欢式语言，作为营造狂欢氛围和狂欢感受的关键，通常被用以对神圣文字或箴言进行模拟、讽刺。总之，带有诙谐、娱乐气质的狂欢，是以反体制、反权力、反规范为逻辑，以颠倒、戏仿、戏耍等方式为策略，在与严肃文化或官方文化进行抗争。这恰好对应着如今中国公众基于互联网对政治类新闻图片进行娱乐化指向的“视觉祛魅”行为。其同样遵循着巴赫金所谓的狂欢仪式、狂欢式语言及相应精神追求。具体又分为两种策略。
第一种是抠像式的易位与戏仿。即基于原始新闻图片基础上的抠像策略，针对经技术操作所建构的新的事实，进行系列化的换装、易位及戏仿’以实现对宣传话语的嘲讽及对被宣传主体的权力解构。公众在网络世界的活跃甚至狂欢，无疑会倒逼官方世界尝试融入，各级政府官方网站的搭建及各公权机构官方微博的开通便能说明问题。但融入并不代表融合，官方行为因与网络世界的格格不入而多显拙劣。年月日，四川会理县政府在其官网首页发布了一条配有照片的新闻，题为《会理县高标准建设通乡公路》。图片说明表明若干领导正在“检査新建成的通乡公路”，但照片中所表明的“检査事实”，却是三位领导“悬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这明显是经技术加工、后期合成（的照片，因此，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热议，并最终演变为全网民参与狂欢的“悬浮门”事件，在短时间内，网民通过对三位“悬浮”在公路上的会理县领导进行抠像、再合成，集结成了会理县官员“穿越时空”的系列照片，如去到恐龙时代，在月球漫步，抵达美国白宫、利比亚战场，更有网民将三名官员嵌入当时热议的“郭美美炫富照”。这类通过视觉手段所实现的“戏仿”，正如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广场中的易位仪式，对权威主体进行脱冕，诙谐而具讽刺。在此过程中，对权力的脱冕与戏谑即是对政府官方网页中政绩宣传类新闻图片权威性及严肃性的“祛魅”。
第二种是漫画式的隐喻与讥讽。即网民通过结合应用图片与文字的隐喻修辞可能，针对目标政治类新闻图片进行示意性的视觉表达，其以幽默、丑化、反讽、夸张、暗示、影射等修辞风格为主，多为对时事的“去政治化”批判。相对于抠像策略，漫画式解读除了通过运用换装、易位等狂欢创作手段及多元化的符号类型诠释“一种关于笑的艺术”之外，还通过对“政治分寸、传播潜力、语义结构、话语安全与修辞智慧的拿捏和把握”（刘涛，2002），传达丰富、深刻的观点，引发更多用以对抗主流叙事的思想火花。年月，互联网上曝光了有关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截图，起初网民只是搜集过往有关雷政富参加会议、视察工作的照片，与模糊、多噪点的视频截图进行比对，并沿袭一贯的狂欢“脱冕”仪式，对雷政富进行“小丑化”、“卡通化”的技术处理。然而，随着事件逐步推进，网络中陆续出现许多具幽默、讥讽、影射意味的政治漫画。从形式上看，这类漫画多以图片与文字结合的多模态话语形式进行叙事从修辞手法上看，此类漫画以隐喻修辞为主，即：将作为隐喻本体的抽象的“贪污腐败”、“作风淫乱”等概念，与作为喻体的具体的人物形国际新闻界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象（裸露的雷政富）、相关符号（公章、乌纱帽等，见图进行关联。可以说，这些来自网络草根的政治漫画，体现了网民在应用公共修辞策略进行话语意义争夺方面的渐趋娴熟，如果说抠像只是在娱乐化的“去一”、“反一”逻辑基础上施展想象力、释放快感，那么，这类政治漫画则在嬉闹狂欢中附带着更多的犀利、讽剌与批判。
（二）悬置语境预设解读“图式”：事实性信息的变更
对新闻摄影来说，如果不借助于文字说明对相关背景信息进行明确框定，新闻图片会因图像元素表意的不确定性与多义性，而无法完成信息的有效、准确传达。因此，新闻图片与图片说明缺一不可，进一步说，匹配图片的相应文字说明是为公众解读新闻图片信息提供确切的解读语境，以实现传播主体编码与受众释码的结合。
网络文化的兴盛正以其“去中心化”、“去权力”等解构逻辑，消解着许多既存规约。如今，网民有了充分调动主观意向的空间，且常常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及信息传播权力的施展，重新赋予传播符号以新的意义，进而破坏编码者进行符号表意的原初意图。这一文化态势与皮尔斯（Peirce,1958）通过对符号进行三元划分预示的“后结构主义的开放态势”吻合。他将符号划分为表现体（representatum）、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相对符号学家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分法而言，“表现体”对应的是“能指”，即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对象”及“解释项”则对应着“所指”部分。其中，“对象”是“符号所代替的”部分，“解释项”代表“符号引发的思想”。一个完整的符号表意过程应该是：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一个是解释项；解释项是“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解释项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此延绵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的意义。可见，皮尔斯通过引入“解释项”，将符号表意推向了一个“无限衍义”（infintesemiosis）的过程(赵毅衡，2011:104)。
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循环过程中，“新闻图片配以图片说明”的同有信息传播模式，也经历着解构、重构、再解构的无限循环，每一次解构都是对原初图片说明的覆盖，即对新闻图片既有解读语境的“悬置”。“悬置”是现象学概念，指“一切先在的外在的认知，均不能以为理所当然予以保留，应该全部排除掉”（黄旦,2008）。用一个形象易懂的比喻来说明便是“加括弧”，括号里的内容（原初图片说明）不予考虑、不加讨论、不下判断，它强调的是个人意向对意义结构的奠基性作用，即“大众传播中个体通过一定规则成为‘大众’、获得某种信息解读策略，但规则并不超越于个体的意向行为，并由个体的意向行为及交往奠基而构成”（赵永华,姚晓鸥，2013）。于是，在公众自主意向的奠基性作用之下所形成的新的解读语境或规则，通过预设新的解读“图式”，致使经传播主体编码所产生的新闻图片的原初事实性信息产生变更，或延伸或变质。
一种常见的语境悬置策略是基于新闻图片素材本身，直接进行“标重音”、添加文字说明等数字技术层面的再加工。年月，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我们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査处”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随后，《赞一下那个要处罚低价售房的局长，看人家抽的烟》的帖子出现在各大论坛中，贴中上传了一组周久耕之前开会时的照片，并将其左手边放着的一盒香烟用红线圏出，配以蓝色文字说明：“这是南京卷烟厂出产的顶级的九五至尊南京烟！一条就要元啊！”（华阁，2008）。此后，“天价烟”引发了人肉搜索，周久耕又被接连曝出戴江诗丹顿名表、开凯迪拉克高级轿车等问题。在不到一个月内，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周久耕便被免职，并于年被判处年有期徒刑。推动整个事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包括那张被再加工过后的会议新闻图片。作为日常宣传手段之一，会议新闻图片出于其所拍摄题材的特殊以及表现形式的受限，而无法摆脱公众对其宣传色彩浓烈、事实性信息有限等问题的诟病，但一直以来，公众对其只限于采取被动式的漠视态度，“天价烟事件”则让我们看到了网民基于互联网的新的“对抗”可能。
在新媒体环境下，就新闻图片的传播而言，被拍摄对象的一次行为表达在经互联网传播之后，也不再意味着其行为信息的一次性传播与消费，其会被置于不同语境中进行多次的演绎。在这一过程中，图片的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取代新闻价值得以突显，致使新闻照片作为档案资料留存作证的功能得到激活。在“天价烟”事件中，周久耕的“参会行为”在多次传播的同时，还被网民以“标重音”、添加文字说明等方式进行演绎，实现了解读语境的置换。公众在红线圏出的烟盒及蓝色文字说明的引导下，将视觉信息所传达的“官员”形象与价值层面的“腐败”评判进行对接，整个过程中，新闻图片完成了从会议新闻图片到作为审判作证的档案资料图片的转换，实现了从单纯的“参会”事实到“官员在参会期间抽高价烟”事实的延伸，这是网民通过视觉手段对宣传话语进行视觉“祛魅”的一个成功案例。
另一种悬置语境的策略，便是将若干新闻图片进行或对比、或相似的参照式拼接，从而通过阻止公众对原始拍摄语境的回归，生成牵引式解读“图式”。年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其凤在陪同中央领导视察北大时，被拍摄一张合影，周其凤被指笑得十分谄媚。之后，有网友将周其凤“谄媚笑”的照片与北大老校长胡适先生的一张旧照进行拼接，并上传微博。在旧照中，胡适先生与蒋介石先生两人并排而坐，蒋介石正襟危坐，而胡适以泰然自若之势侃侃而谈。这一对比式的新闻图片拼接处理，意图以胡适清高儒雅的学者风范反衬出周其凤做作失态、有失文人风骨的形象。网民在胡适先生旧照所提供的对比式参照语境中，自然会悬置周其凤“谄媚笑”照片当时拍摄时的具体语境，从而轻易落入讨伐、漫骂等情绪之中。之后的年月，周其凤回湖南浏阳给母亲祝寿，长跪母亲膝前抱母痛哭的照片经网络传播后引发热议。评论中多是有关“作秀”、“炒作”、“消费亲情”等负面言论，更有网民将其过度解读为“配合政府所搞的一场提倡‘养儿防老’的宣传”。为何一个倡导孝道的事件，一经曝光会遭致如此多的非议？这便是由另一种区别于对比式图片拼接方式的解读策略所致，即：主体行为的相似性对相似解读“图式”刻板印象）的唤醒。公众对于周其凤夸张的“跪地抱母祝寿”行为，会产生与之前“谄媚笑”照片相似的关联记忆，从而形成作秀、表演等相似的负面评价。而事实上，对于照片拍摄者—爱好拍照的乡亲“老罗”而言，他只是因感动将这一事实记录下来并上传至互联网，并未料到照片上传之后会给周其凤造成如此多的质疑与争议。由此不难发现，公众即是通过利用对比式或相似式的语境悬置策略，对新闻图片的原初事实性信息进行对抗解读实现了“祛魅”。
三、“祛魅”之反思与讨论
经过以上讨论，本文要反思的是，网民“视觉祛魅”的策略中也潜蔵着虚无、极化或“再赋魅”的风险。
首先，从抠像式或漫画式的狂欢化处理策略来看，一种可能是：活跃在网络狂欢广场中的网民，在自由氛围所营造的快感麻痹下，会模糊虚拟与现实、瞬间与常态的界限。当“在线狂欢”被视为是统治者用以满足、安抚民众的一种文化策略性的允许，那么真相便是，网民既践行了对宣传话语的“祛魅”，享受到了暂时的解放，又实际上对现实并无“损伤”（胡春阳，2006），最终陷入虚无。这种以虚拟化、瞬间式形态存在的解放，只能起到减压阀的作用，从而潜移默化为现实控制的安全区域，被收编为体制内部游戏规则的一环。另一种可能是：网络第二世界的文化特征虽与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广场式生活极为相似，但信息技术潜能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的观念击撞，使得虚拟狂欢或游戏性具有突破现实控制的可能，一度被批判的由网络虚拟自由所致的现实行动的萎缩，将逐步被互联网中由分散力量集结而成的“连结性行动”所取代。再配以互联网的狂欢气质，就极易演变为对权力精英的习惯式解构。这对网民而言，则面临着从马尔库塞所谓的麻木依附现实、缺乏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向另一类以“生理反射式”极化对抗行为为特征的“单向度的人”的转变。
其次，就悬置语境策略而言，无论是基于新闻图片本身的“标重音”、添加文字说明等图片修改策略，还是或对比、或相似的参照式图片拼接策略，都可被视为一种隐性的语境操控方式在预设解读“图式”，其阻止了公众对新闻图片原初拍摄语境的回归，从而导致公众对新闻图片原初事实性信息的解读发生变更。单从对事实性信息相对匮乏的会议、学习等日常宣传类政治新闻图片进行“视觉祛魅”的角度来看，通过解除原始语境的束缚引发其事实性信息的延伸，确实足够说明“祛魅”后果的合理性。但当“视觉祛魅”本身演化为一种语境操控的手段时，它的强意图性与说服性，会因照片“眼见为实”的属性，及照片之间通过拼接所产生的“第三效果”的神秘性而被“再赋魅”，这是极需警惕及反思的。
因此，本文认为，网民基于互联网对政治类新闻图片进行“视觉祛魅”的关键，并不在于熟练采用若干解读策略，也不必然与对权力的揭露与批判相关联。网民应更多关注新闻图片生产的诸环节，以及参与生产实践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从狂欢戏谑的即时快感宣泄与或真或假的简单价值判断，上升为对图片生产事实本身的剖析与评判。互联网时代，公众被赋予了对新闻图片的更多解释权，但使用这一权利，还仰赖于其对视觉教养的培养与提升。约翰·伯格（2005:1）在《观看之道》中写到：“观看先于语言。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看”作为我们感知世界的首要手段，不仅仅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机能，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在如今这样一个以注意力为指向的读图时代，深度挖掘视觉认知与表达的内涵与机制，对于剖析公众的心理与行为、解析特定文化与社会肌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合理使用并自觉训练、提升视觉认知与视觉表达的能力，会让“真相”离得更近、呈现得更加完整。一张新闻照片绝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的光影再现，它的背后还隐藏着有关拍摄、编辑、传播、解读等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博弈，而精湛的“眼力”是独立参透这一系列博弈的关键所在。
注释
“祛魅”（disenchantment）源自于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thedisenchantmentoftheworld），又译“世界的解咒”。它意指宗教的世俗化行动，即人们在科学解释、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对一切“终极高贵价值”及神圣真理的“解咒”，简单说是一个去神秘化和再世俗化的过程。
“图式”:最初由康德提出，把图式看作是“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技术。图式是一种先验的范畴。当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通过实验研究，赋予图式新的含义。他把图式看作是包括动作结构和运算结构在内的从经验到概念的中介，图式是主体内部的一种动态的、可变的认知结构。
“第三效果”:美国的威尔逊希克斯在其著作《文字和图片》中提出“第三效果”。含义是，当两张有关联的图片被放到一起的时候，读者不但会分别观看这两张图片，而且还会把他们联系起来阅读。这样除了图片各自本身的含义以外，读者还会在这两张图片之间读出第三种意义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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