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常常被当作一种美德，因而人们才会敬佩愚公移山、铁杵磨针。

然而物极必反。一个人坚持过度，难免陷入固执和偏见；一个政府或政党坚持过度，也会步入僵化和落伍。

钱乘旦和许洁明所著《英国通史》中对英国的保守主义有如下一番感叹和评论——

“英国保守主义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它从来不落伍于时代，当然也从来不走在时代的前头。它与时代的进展离一步之远，但一旦进展完成，它就迟早跟上，并且以新成果的守成者的面目出现，维护新成果，而把它原来的立场抛于身后。”

“保守党的可变异性也解释了保守党比其他党派都更长时期地掌权。”

“英国保守主义的可变异性是英国始终可以走改革道路的重要原因。”

其实，纵览英国历史，我们会有些惊讶地发现：何止是保守党！英国历史上种种政治力量，呈现的“可变异性”特征都十分明显！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是托利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狂飙激荡的法国大革命引起英国民众大声疾呼政治改革之际，当时的托利党政府拒绝对政治制度作任何变动，对民众要求严厉镇压。然而经过种种政治力量数十年的殊死较量，在1832年英国上院审议改革法案时，托利党最终退出会议，让法案顺利通过。自此以后，托利党演变成主张缓进、渐变的“保守党”，并与自由党竞相争取改革主动权，扩大选举权的政治改革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改革不断推进，使19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国的一个“改革时代”。

1945年7月二战尚未结束之际，英国工党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建设一个“新英国”为旗帜在大选中获胜。工党执政后，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推进经济国有化，把英国建成了世人艳羡的福利国家。然而面对1960-70年代挥之不去的“滞胀”困境，面对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抛弃共识，推进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的“反击”，面对连续四次的大选失败，英国工党内部意见逐渐一致，于1995年修改党章，正式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并迎来了1997年大选的胜利。

政治立场不坚定、甚至是接纳敌对的立场，在英国政治历史中并不代表耻辱。英王查理一世在1640年代英国革命中宁死不屈被送上断头台，而复辟后的英国王室却渐渐习惯了议会掌权；克伦威尔在保王与共和之间不断摇摆，最终却当起了“护国公”；大不列颠从一个岛国打拼成“日不落帝国”，最终却能迫于形势接受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欣欣然重新过上小国寡民的小日子。

既能坚守，又能顺势而变，好像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我甚至想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可变异性，是政治成熟、政党成熟和选民成熟的必备素质。

不仅在政治运作领域，在经济运行的世界里，善于改变同样彰显出迷人的魅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从诞生至今都被西方经济理论所首肯，是西方很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西方工业革命和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不能忽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可是“放任自由”所带来的严重贫富差距、经济危机频发，又渐渐使人意识到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于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学说在1930年代大危机之后又成了经济学的显学，并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接着西方社会经济面临了“滞胀”，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似乎不那么灵了，“自由市场”又回潮了。然后是2008年之后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市场自由”之手的贪婪，于是加强政府监管又立马提上议事日程。“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这两种貌似对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就是这样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像矛与盾一样和谐地被一个战士执于左右两手。对于喜欢非此即彼、沉溺于坚持美德的人来说，这样的经济理论、这样的经济政策，不是毫无操守可言吗？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察今》篇，专门谈论治理国家要善于及时变法的道理，其中说——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

变，就是易。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就是《易经》，它启示我们：善于改变，是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法则。

能够坚持是一种美德，善于变化也是一种美德。当变化和调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利益问题时，善于改变，更加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