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斯年首先是个学者，是个能博能精的学者能博是指他读书多，知识渊博，通古今，融中外

他的“博”表现在：

1. 读书时，将章太炎弟子赶下讲台。朱逢仙《文心雕龙》讲义，一夜读完，摘出 30 多处错误，要求校长撤其课。

2. 胡适、蒋梦麟皆佩服傅斯年读书之多，至于其同学辈更不在话下。

3. 不仅熟悉中国学问，而且颇能了解外国的学问，特别是外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他在读书时即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对外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和取得的成就颇有了解。傅斯年后留学欧洲多家知名大学，学过多种学科。对德国学者朗克的历史语言考证之学，尤为熟悉且有心得。后来创建第一个文科研究所、真正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一个证明。

他的“精”主要体现在他的古史研究，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听邓广铭先生说傅斯年先生著作不多，但是篇篇都是精品。我对古史没有研究，但是我相信邓广铭先生的话。确实，傅斯年先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作学术组织工作，虽然著述不多，但每有所著作，皆为精品。胡适写《说儒》一文，五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多处借鉴傅斯年的研究。

傅斯年先生作为一名学者能精能博，是我们学人的典范。

二、他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和教育发展的一个发动机

傅斯年特别有办事能力和组织才华。

1.《新潮》杂志的发起者和灵魂。

《新潮》是《新青年》的姊妹刊，其对新思想的提倡，新学术的启发，新教育的鼓吹，其作用是人所公认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是他写的，总结和展望也是他作的。其伙伴们罗家伦、顾颉刚等对他的信任和拥戴，也是人所熟知的。所以，说他是《新潮》的发动机和灵魂，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胡适多次讲，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几位年轻人在《新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想比他们的老师还要成熟。傅斯年的思想成熟、不偏激、不浮夸。

2. 中国近代最富盛名的学术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奠基人。

关于史语所的创办，学术标准的确立，人才的培养，已有很多专门著述和前辈的回忆资料，所以不再多说，下面我谈两个具体的问题：

一是他对中国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一个具体的方面就是他屡遭误解的“史料即史学”的说法。这一说法被长期的歪曲和误解。

我的理解，他的说法，表明他极端地重视史料。做历史研究全部过程都离不开史料。第一步，发掘史料，搜集史料，即是傅先生所谓：“上穹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第二步，整理史料，或按时序，或按事类排比史料；第三步，考证史料，去伪存真；第四步，分析史料，发现史料之间的联系，看出问题；最后，求得问题的解决，仍然靠史料说话，哪一步都离不开史料。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所以做历史研究绝对离不开史料。重新构建历史，离不开对史料的收集、分析、发现不同史料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过一句话：“研究问题，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发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这些联系表述出来，就如同事务按本身的逻辑展开一样。”（记其大意）与傅斯年的说法，实质上很相近。真正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都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绝不是大批判时所谓的一个绝对荒谬，一个绝对真理。每个学者的著作见解，都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在这里就不再多说。离开史料谈历史，那是说书人编故事，完全谈不上历史。按我的理解，傅先生的史料即史学的说法应当作这样的理解。

二是他对人才培养高度负责的精神。有一个事例，据一个前中研院史语所的一位前辈回忆说，他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史语所工作，当报到晋见所长傅先生时，带了他自己写的两篇文稿给傅先生看。傅先生看后，对文章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告诉他说：你至少两年内不要写文章。这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他的积累还不到写论文的程度，需要扎实努力，至少再做两年苦工，才可以写论文。与此相比，现在学校规定学生拿学位之前必须发表文章，试比较一下，哪一种是真正培养人才，哪一种是急功利，岂不很清楚吗。

史语所人才辈出，一代接一代。我第一次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时，与黄彰健先生谈话。黄先生有一部《戊戌变法史研究》，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看过，印象很深。黄先生在台湾，没有机会看到故宫档案的原始材料，却摘发出康有为奏折中的许多矛盾、错误，断定有些奏折是康有为事后伪造的，不是变法运动当时所写。还有黄先生写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引用大量英文材料，揭示出许多从前不被人注意的重要史料，目前尚无人能及。

正因为傅斯年先生这样的严格要求，所以史语所人才辈出，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

三、他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

这一点是大家熟知的。如五四运动，他是策划者、发起者和领导者；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他写作《东北史纲》；华北事变即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要把华北变成变相的殖民地。当时的北平市长肖振瀛要妥协投降，傅斯年与胡适一起，当面指责北平市长肖振瀛，于挽救危局，高扬民族正气作用很大。

我这里再补说一个例子，傅斯年内心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非常深厚，他的儿子叫傅仁轨。原来是有典故的，他很崇敬唐代率兵在朝鲜歼灭日本侵略者的将军刘仁轨。故以此命名他的儿子。可见他的国家民族之情之深厚。

四、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士人气节

一是抗战时期，他屡次上书揭发孔祥熙家族的腐败，要求孔氏下台，并吐出赃物。此事惊动朝野。蒋介石与孔祥熙是连襟关系，孔亦略有理财本事，蒋氏想倚重孔祥熙，不肯舍弃。当时朋友们纷纷劝诫傅斯年不要硬干，包括他尊敬信赖的胡适先生，也给傅斯年写信，要他注意，抗战时期要稳定团结。而傅斯年终不妥协。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明，他这样做，是自己身为读书人，不能上战场杀敌，遇此类害国害民之事，不能不以士之气节自勉，与之奋争。

另一个事例是，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时，胡适暂未归国，他出任代理校长，明确宣布，凡是任过伪北大教员等伪职者，一概不许进北大。此事议论纷纷，因为一些人确有学问，特别是关于周作人的聘用问题，曾有多人出面与傅斯年争论。俞平伯写一篇“四六文”，文情并茂，替周作人说情，傅先生毫不让步。他认为这是关乎民族大义，是关乎士人气节问题，决不能丝毫假借。是非之心、爱憎之心非常分明。

这些都是我临时想到的，没什么学术性。“山东自古多圣贤，聊城出了傅斯年”。这是聊城的骄傲，是聊城文化的亮点。这些年聊城举办的关于傅斯年先生的活动，我差不多每次都参加了。在我心目中，傅斯年先生是中国近代读书人的楷模。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谢谢大家！

（原文发表于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