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准备与思想的训练
一个人无论做何事业，或做何种学问，都需要有知识上的准备。假如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则任何事业与学问都无从谈起。通常，读书时期就是知识准备的时期。但个人的出身、经历、机会不同，各人知识准备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我本人是大学毕业，但我的知识准备，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因为入了大学，实在就没能再有系统地读书和学习，绝大多数时间都消耗于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中了。
读书是知识积累的最主要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劳动、办事、待人、接物，都可能学到知识。读书也不是专指读老师教的书，应当包括自己选读的课程以外的书。有时，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中学读书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它给我打下各方面知识的良好基础，使我具备了自学的能力，我可以根据我的兴趣选读我想读的书，并且能够读懂。这一点极其重要。那时的中学教育之所以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教材编得比较好，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很合乎知识吸收的自然次序。二是老师都比较胜任，教学法亦比较讲究，能够激励起知识的兴趣。因为有这两条，我只要在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就能完全消化老师所教的知识，课后只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作业，就把所学的东西巩固下来了。这样，我就有非常充裕的时间，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
我的兴趣，在小学时期，是在文学方面。但身处落后的乡村，没有什么新书可读，我就把在乡间所能收罗到的旧小说都借来读，什么《三侠剑》、《大八义》、《小八义》、《水浒传》、《荒江女侠》等等，总有几十种。记得当时看到的所谓新书，只有两种：一是偶然从一位同学的家里看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一是忘记了作者名字的，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书，叫《战斗的春天》。
这种对小说、戏剧等文学的浓厚兴趣一直继续到初中毕业。中学是在城市里读的，本溪不算是很大的城市，但因是煤铁之城，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直辖市之一。所以，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市里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旧书不多，但新书不少。中学生可以办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两种。利用这种方便，我把一切剩余时间都花在读小说或诗歌、戏剧等文学上面。我当时特别喜欢读翻译过来的外国，主要是西方各国那些第一流作家的作品，像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尔、莫泊桑、巴尔扎克、福娄拜、乔治·桑、梅里美、大小仲马、左拉、罗曼·罗兰；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哈代、吉英·奥斯丁、拜伦、雪莱、弥尔顿；德国的歌德、海涅、席勒；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可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美国的马克·吐温、惠特曼、德莱塞；印度的泰戈尔等等，等等。
这些作家，的确都是第一流的，有些完全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我读他们的书，对我至少有两种好处。一，在司汤达尔的《红与黑》一书里，他曾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小说，原来是生命旅途中的一面镜子”。这些伟大的作家们，教会我、增长我观察和体验人生的智慧。二，恩格斯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予我们关于欧洲社会的知识，比当时欧洲所有的统计学家所给予我们的还要多。我通过阅读那些欧洲和美国作家的作品，使我这个东方少年，对西方社会，对他们的风俗人情，对他们的文化心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这对我后来从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确有极大的好处。当然，大量的文学阅读，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提高，也很有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阅读文学以外，我对历史、地理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当时用我仅能得到的一点点零用钱订了《世界知识》杂志，那上面有关各个国家的历史、风俗及人物介绍，给我增加了不少知识。
除了知识上的准备，思想的训练亦极重要。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很小就开始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简单劳动，所以很少与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一人孤处，就经常陷入沉思。当我读书识字之后，就有更多思考的必要与机会。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是个老先生。他把许多事都交给我去做。当时学校规定有时事课，期末要考试。他就要我给大家读报。读什么内容，怎么读法，都由我决定。这给了我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机会。我每选读一篇文章之后，就把这一篇文章的要点总结、概括出来。我慢慢地说，同学们就用笔记下来。他们可能记不全，但总多少会记下一些关键的词语。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张榜公布各班的成绩，我们这个班平均77分多。其他各班，则有不及格的，多数是60分稍多一点。这件事令我非常兴奋。当时，我的作文，已在牛庄区范围内小有名气，但我不很在意。然而，这次时事测验，我们班取得最高分，我倒是很在意，因为它显现出我具备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我当时并不很了解，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思想的能力。思想，主要是两种工夫，一是综合；一是分析。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实际运用知识解决各种问题的需要的增加，运用思想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可以说，我一生都时时注意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思想的能力。
我升入高中后，我初中的一位要好的朋友给我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当时只出了第一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我很高兴。此前，我稍读过马克思的几种小册子，略知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那年的寒假，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当时虽不能全懂，但总的思想理路，是基本了解的。特别是黑格尔的深刻的历史发展的观念，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但他那篇太长的“导论”，实在难读。我后来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看到，列宁说，读黑格尔的这篇“导论”，是令人头痛的最好方法。黑格尔的书，使我对于哲学和理论思维产生更大的兴趣，也使我更努力地追求思想能力的提高。于是，在第二年的暑假到来的时候，我决定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个暑假，我家里有些事，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我还是把《资本论》读完了。我还做了一部分笔记。《资本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一是使我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必将被一种更合理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另一个对于我个人是更为重要的收获，即理解了辨证法的思维方法。后来我读过黑格尔的《逻辑》，但真正使我养成辨证的思维能力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是黑格尔的《逻辑》。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把我的兴趣引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我对文学的爱好，完全被哲学社会科学所取代。文学，有时仍会读一些，但那只是为了欣赏和消遣。
从此，我对思想能力的训练更加自觉了。继续阅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甚至连倍倍尔、卢森堡的书，我也读过一些。当时我是学生会的主席，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常常需要发表讲话。渐渐地，我对许多问题都能独立地做出分析与判断。同学间，不仅是同班同学，他们往往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当做根据，去同人家辩论。
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爱好，我对思想训练的重视，终于使我在高中毕业时，毫无犹豫地决定去学习哲学。我们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文、史、哲不分家。我想，外国也应当差不多。这并不是说他们三者无差别，而是说三者在知识的连贯性上，尤其是在理论与方法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三者无论其中的哪一种，若做到深入，势必会与其他二者相贯通。世界上凡是好的学者，他的文、史、哲的修养一定都达到很高的程度。
因为特别的机缘，我从哲学专业毕业后，却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1964年，即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中央要组织一个专门从事反对修正主义的研究和写作班子。为此，中宣部委托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和《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先生，由他抽调几个人，分别持中宣部的介绍信到全国十几家文科较有基础的大学去选拔人才。被选的人有学文学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经济的，还有学外语的，共有36人。我就是这样被选进近代史研究所的。由于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这个班子没有来得及开张，就无形解散了。这36个人，被暂时留在近代史研究所。后来，或因夫妇两地问题解决不了而被调走，或因工作需要被调至其他单位，还有的已去世。现在仍留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包括已退休的，大概还有十几个人。
三次农村“四清”（我在大学毕业前，已参加过一次“四清”，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又参加两次“四清”）和一次劳动锻炼，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社会有了较为深切地了解。后来又经过十年惨烈的“文革”，我对社会、政治、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这些，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都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常人不易理解的东西，可以变得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胡适
1972年夏天，我们正在河南干校搞所谓“清查5，16”。这是十年文革中，搞得时间最长，斗争最残酷的一场运动。这时，忽得到消息说，在去年举行的一次全国出版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等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不久，根据中央决定，我们撤离干校，回到北京。当年十月，由李新先生领衔，组织起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我成为这个研究组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个全新的课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对于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动手编写民国史，而是从资料建设做起。我起初被安排做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研究。同历史专业出身的人相比，我的最大弱点是缺乏资料的积累。为此，我每写一个人物的小传，都要尽可能翻阅可以找到有关此人的一切资料。比如，为了写王国维的小传，我翻阅了王氏死后，报刊上所有关于他的报道，别人写的追念他，回忆他的文章。然后，我又借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几十册翻看一过。为了写梁启超的小传，我更是查阅了他本人主编的几种报刊，以及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种报刊。然后，又借来《饮冰室合集》40册，大致翻了一过。其他人物也是如此。我力求作到写出的小传，语语有根据。因此，我写的几篇小传，李新先生都很觉满意。在他看来，我这个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刚刚开始做研究工作，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易。
民国史上思想文化方面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胡适。所以，要写民国史，特别是要写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胡适是无论如何越不过去的。瞿秋白曾说胡适是“文化班头”；五十年代，全国大批胡适，也是把他作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来对待的。胡适影响最大，但对于他，忌讳也最大。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胡适的头上，堆满了各种顶级的罪名，什么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卖国贼、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等等。用历史家的态度，而不再用“大批判”的态度来写胡适这样一个人，难度实在太大了。特别困难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胡适，就只有大批判笔下的那个胡适，此外，人们根本不知道胡适本来面目是什么样。我要写出一个真胡适来，恐怕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
认真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一，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胡适的资料，首先使自己对胡适的真面目，有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二，暂不必求全面揭示胡适的真面目，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一个一个问题的研究，一个一个问题的澄清。
我们研究所收藏着胡适的档案资料，数量颇多，有两千多个卷宗。1975年，我下决心要彻底查阅这批档案资料。前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些卷宗翻了一过。在这个过程中，我随时查阅胡适本人和相关人物的著作，加以对照和验证。这样，我对胡适的生平活动、思想主张、治学范围、治学方法、他与其他人物，包括蒋介石以下的党、政、商、学、军等各界人士的来往关系，等等，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知道，还不到可以实事求是地全面论述和评说胡适的时候，还须等待。
大约是1978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李新先生跟我说，中央决定，由社科院出面，于明年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五四6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你可以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我听了很兴奋，但又有些犹豫。我觉得，真正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恐怕尚非其时。
197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我在北京大学住了一个多月，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在北大图书馆查阅一些清末时期的报刊。大约是接近12月底的时候，我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广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其内容很令人振奋。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李新先生要我写的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大约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文，全文有二万五千多字。这篇文章得到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的赞赏，随即在《历史研究》五月号上发表。结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实，在今天看来，文中对一些问题并没有充分展开，只能说在当时条件下，我尽力了。从此，研究胡适成了我经常的业余工作，欲罢而不能，经常有人找我谈胡适研究的事，报纸、期刊邀写文章，出版社邀写胡适传记之类的书。还有的机关或学校邀去讲演，等等。
1985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与催促下，出版了《胡适研究论稿》一书，里面包括十篇论文和一个简明的《胡适年谱》。没想到，此书一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注意，在港、台的报纸、期刊中，乃至在海外其他各地的中文报刊中，都有长短不一的书评发表。这说明，胡适在中文世界里的确是个影响极其深远的人，人们极其欢迎用研究的态度对待他，澄清过去长久以来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我的基本看法是：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等领域，都曾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他在政治上，虽然不赞成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但他一直坚持要求改革，把他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看成完全是一回事，是没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打破沉默，为一个受到严重歪曲的历史人物讲几句公道话，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是一件合乎良知的事情。学者的使命就是讲真话，求真理。但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我相信，当时没有哪个人比我看过更多有关胡适的材料。第二，必须具备理论上的自信；我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所以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在1979 年、1983年和1986年，都曾有人以不同形式敲打过我，但我没有被吓住，更没有被打倒。我不是说，这些年来，我关于胡适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和准确，我只是主张，对于任何历史人物，我们都应当用研究的态度，而不可根据政治的需要，任意入人以罪。
1986年，为给近现代史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新史料，也为推动胡适研究，我提议全面系统整理和出版胡适档案资料。这个建议曾经得到研究所内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支持。为此，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一份给社科院领导的报告，由研究所正式报到院里。稍后，院领导批示，可以整理出版胡适资料。但院里没有这笔经费，需要我自己去想办法。我这个毫无攻关能力的书呆子，跑了许多地方，记得当时在《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的庞朴先生还主动帮我出主意，找过某某人，但都没有结果。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人们对胡适仍心存顾忌，谁也不愿意花大钱给自己买来大麻烦。
1990年5月10日，参加胡绳院长主持的一个座谈会。胡绳先生对我的发言很赞赏。会间休息时，我向胡绳先生提出：“明年是胡适诞辰100周年，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歧义很大，但他对中国教育、思想、学术影响之大，是无人否认的。我估计，海外，包括港、台、以及美国，都可能会有相当的纪念活动。我们内地若毫无反应，则海外知识界会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会怀有疑义。而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国内已有一批人开始做胡适研究的工作，除我的《胡适研究论稿》和若干文章以外，有人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初步形成一点研究胡适的气候。因此，我想，明年我们也举办一次有关胡适的研讨会，您看如何？”胡绳先生，未多想，很快答复我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接着他又说：“过几天史学片的负责人有一个会，你来参加一下，说说你的想法。”5月16日，我在史学片各研究所负责人的会上，说了我的想法。结果，大家都一致同意。随后，我就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了关于1991年举办胡适研讨会的报告。不久，院里就批示“同意”，并拨一部分款项资助此会。
那时，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用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筹备此会，终于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成功举办了第一次胡适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我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此书出版后大约五六年后又重印一次，总发行量超过一万册，真是创下研讨会论文集的一个空前纪录。
由于这次会议，全国研究胡适的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得以互相结识，互相联络。随后二十年来，我们又先后在北京、青岛、上海、南京等地举办了五次胡适研讨会，出版《胡适研究丛刊》、《胡适研究通讯》、《胡适研究论丛》等，作为胡适研究者的学术园地。胡适研究，按唐德刚的说法，近乎“显学”了。
第二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清末立宪运动
1977年，民国史研究组开始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工作。李新先生要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和我四个人承担写作任务。我所承担的任务，除了某些章节的小部分外，最主要的是写清末立宪运动。清末立宪运动，在过去是完全被否定的，说它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因此是反动的政治运动，立宪派是反动的政治力量。1949年以来，只见有人批判立宪运动，未见有人研究立宪运动。所以，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立宪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立宪派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我不是学历史专业的，关于清末立宪运动，关于立宪派，我也基本上不了解，只是在研究梁启超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这方面的史实。但仅凭我在研究梁启超过程中所接触的材料，我已很怀疑从前人们所做的批判的可信性。以前关于立宪运动的批判文章也好，批判小册子也好，都不能给我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只有独立地从搜集、查阅第一手资料做起。我查阅的资料包括：1，立宪派重要人物的个人传记资料，包括日记、书信、年谱、传记、其本人著作等等。2，立宪派所办的大部分报纸、期刊，并从中选定一种最有代表性的大报——《时报》，从其创刊起，直到1911年底，一天不漏地细查一遍，使我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全过程有一种近乎感性的了解。同时，还要查阅当时出版的其他重要报刊。3，查阅故宫所藏清末立宪运动时期的相关档案。4，查阅各省谘议局的文献。5，查阅所有能找到的，曾公开刊行的有关刊物和表报资料，如当时农工商部发表的统计表报，某些省办的自治官报等等。
看了这些资料，虽然仍不能说很完全，但已足以使我对立宪运动和立宪派，有了颇为全面，颇为深入的了解，足以使我有勇气推翻以往的错误结论，给立宪运动和立宪派一个新的比较更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我撰写的书稿，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都看过，他们都很满意。虽然同他们原来对立宪派的了解及其脑中的印象反差很大，但由于我写得有理有据，令他们信服。记得有一次我在李新先生家里，谈论书稿时，我曾谈到立宪派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时，当时在湖南长沙作教员的徐特立，曾写血书表示要求速开国会。李新先生说，你对立宪运动，立宪派的论述都是很严谨的，是站得住脚的。但希望你不要写徐特立的事，因为吴玉章同志写过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曾谈到有关的报导。我答应不写徐特立，因为实在有太多的资料足以说明问题。
1980年，我写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一篇长文（约两万八千字）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这是关于清末立宪运动与立宪派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它的发表，给国内外史学界以一新耳目的感觉。文章以大量人们过去都不曾注意的第一手资料，论述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全过程，指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要以类似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由于清政府严厉镇压请愿运动，驱使立宪派之大多数放弃和平改革的希望，转而赞成与革命派联合，推翻帝制，共建民国。文章又指出，影响全国的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起到了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的教育与训练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从体制内部瓦解清王朝专制统治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立宪派也是清王朝的掘墓人。
1981年10月，在武汉举办第一次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海外学者有40多人。这次会议上出现一些完全或基本上摆脱了教条主义影响的学术论文，颇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注意。海外学者对此尤为敏感。长期在加拿大从教的，当时已60多岁的陈志让教授找到我，他说，他准备把我的论文《清末立宪派与谘议局》（3万4千字）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他认为，我这篇关于谘议局的研究论文，是过去从没有人作过的，材料也是没有人使用过的，而文章的见解更是与传统说法大异其趣，海外学者对此种文章是非常感兴趣的。除我的文章以外，他还选了汪敬虞、章开沅等人的文章，共有五篇。后来，陈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经常有信来讨论与文章有关的各种问题。从此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随后，我把此文压缩至2万6千字左右，改题为《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1982年第2期）。
对于谘议局的研究，是深入了解清末立宪派与立宪运动非常关键的环节。谘议局的成立，是立宪派取得的最有实际意义的成就。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体按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程序的要求所举办的选举，它的历史意义与影响是值得重视的。谘议局成立后，它成了立宪派可以充分运用的一个可与现有的清政府统治系统相抗衡的合法机构。在谘议局，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制定法律，监督甚至弹劾官吏，可以监督和审议财政预算与决算，可以直接抨击地方督抚。这些看似简单，实际上，后来在民主共和国的名义下，所谓省议会之类的民意机构，在制衡行政权力方面，从来没有起到清末谘议局所起到的作用，达到谘议局所达到的水准。也正因此，它成了当时有相当威望的机构。后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领袖们急忙去找谘议局，求得他们的帮助。从而，建立政府机构，起草必要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等等极迫切的工作，均得以循序推展开来。再后来，其他接着宣布起义独立的各省，也都是在谘议局的积极参与下实现的。所以正确了解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不但对于了解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了解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变动，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关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史的一些基本观念，打破了革命主义思维笼罩一切的局面，认清和平改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不但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后来，邓小平说过，改革也是革命。我们革命，革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终于明白，改革也是历史进步不可少的。有了这种认识，就不能再否定历史上为和平改革而奋斗的那些仁人志士了。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1832年英国的国会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可见，那些把革命与改革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我明白这一点，所以，我才敢于对清末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做实事求是的研究。
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心得
1990年代之初，在我的倡议和推动下，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起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此后，除了因客观需要，仍不得不做一些胡适研究方面的工作（从1992年到2008年，我写作和发表研究胡适的论文和文章30余篇；出版研究胡适的著作4种（其中一种为合著），编辑研究胡适的书及资料集12种）之外，我开始比较集中精力于做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中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一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其最终成果是2003年出版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二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其最终成果是2008年出版的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前一项研究，我们是把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民主的思想与民主制度的建构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一种创例。从前做相关研究的学者，都是把它们分开来做，有作民主思想史研究的，有作民主制度史研究的，还有作民主运动史研究的。我觉得，把认识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可能更加深我们的认识。我们从研究中发现，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而在实际建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一项研究，是一项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课题。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整体社会的转型是基本同步的。这个转型过程至今尚未完结。但有两个时段很有典型意义：一个是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探索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并努力揭示出文化转型的条件与机制。我特别提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对于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在研究文化转型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我深入分析中国人在文化之中西与古今的问题上，长期存在困惑；要化解这些困惑，除了有赖于社会物质进步和政治发展之外，还必须建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所谓健全的文化心态，即对外要持开放的观念；对内则要求改革和进取，特别是要重视“个人的解放”。通过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与演变有两个最基本的趋向：即对外部世界越来越开放，通常人们叫它世界化；对内，则无论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最本质的是追求人的解放，真实的“个人的解放”，通常可以说是个性主义。关于这两个趋向，我最早于199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一文中，首次提出。后来在2004年专作一文，对此加以较系统的论述。文章题为《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这篇文章先是2003年初，在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报告，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上发表。而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中，这两个趋向，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在《导论》卷的《结语》中，对此尤作了清晰的概述。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包括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能够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这两个最基本的趋向，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轨迹，我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大枢纽。第一，它造成了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统一的白话国语。第二，更加开放的文化观念，有利于化解中西文化的困惑。第三，自由平等的观念大力张扬，较大程度上打击了专制主义与宗法伦理对人们的束缚，个性主义得到伸张。人们对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第四，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较大范围得到传播。第五，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展：包括新教育的大发展，社会团体组织的大发展及相应观念的更新，传媒系统的发达与进步，等等。这些都是促进文化转型的有力杠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开辟出新的方向与新的广阔空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历史证明，偏离或背离五四新文化的方向，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就会走弯路，就会遭遇挫折。当然，五四运动确实也曾发生某些负面的东西，例如，激进主义、泛政治化、迷信群众运动等等。但我们只能靠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的东西去克服其负面的东西，而不能借口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背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
上面所说，是我治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其他诸如孙中山研究、梁启超研究，都有很多著述发表，而且都有个人独到的贡献。
上面谈了我治学的大致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心得体会。
其实，做任何学问，最基本的方法都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实事，就是关乎所研究的问题的一切材料及它们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求是，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揭示其意义，并发现其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明其真相。在实事上做工夫，就是搜集材料，整理和排比材料；在求是上做工夫，就是运用理论与方法去解析材料，就是理论思维。前些年，应《院报》之邀，我曾写过一篇叙述我的治学心得的文章，我的文章原题是《治学之路：跟着事实和逻辑走》，发表时，编者把题目改成《注重事实和逻辑》。其实，这两个题目，其意味是很不一样的。马克思在说到自己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时曾说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里只有两个紧密联系的环节：一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一是要运用理论思维，分析材料，发现其内在联系。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得到事物的真相，这里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又说过，探寻真理的工作，犹如下地狱，地狱的门口写着：在这里，任何犹豫都是无用的，只有走下去。走下去的路，就是事实与逻辑所指引的路。我深信，若能坚定地跟着事实与逻辑走，就必定能有所发现，就必定能取得成绩。
2009年旧稿，2011年11月20日略加修订
耿云志
二〇一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