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春节刚过，我所在的单位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黄永年先生，让我去火车站迎接。那之前我和他没见过面，出发前，我特地把他的大名写在一张纸上。

谁知那张纸竟一点都没有用。站台上人潮如涌，他从车厢里缓缓而出，我一眼就断定：这就是黄先生。上前请问，果然。

出站的路上，我越想越觉得奇妙，于是问他：一九九○年六月初的某日中午，他是否在陕西师大校门外的某个小餐馆吃饭？他觉得这一问好生突兀。我向他解释：那一天我和两位师兄在陕西师大答辩硕士论文结束，导师何业恒先生设席感谢以史念海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坐定后看到来了另外一干人，其中一位西装笔挺，走到史先生跟前恭恭敬敬行了一个鞠躬礼，当时我以为是个日本学者，此刻回想，很像黄先生。黄先生没多想，浅浅一笑，说，那正是他。

这一笑让我顿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研讨会期间，他领着几个人到苏州去买书。我因为要参与会务，也就没跟去。那个晚上去宾馆里看他，老远就见他背着手在房间门口踱步，一会儿踱出来，一会儿又进去，步态煞是轻盈。我第一次见他这样，觉得很好玩，忙走过去；他愈发得意，连说：“开心，今天开心！抓着辛德勇帮我刷书！”德勇先生坐在门里边，一面拿一个大棕刷飞快地刷着书，一面嘴里念念有词地回应着黄先生的调侃，动作和语调都特别地飞扬。

这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的最令我神往的一幅“得书图”。之前我早听说过黄先生如何爱书，如何站在旧书店门口一望，仅凭书根就能判断出书架上线装书的版本，那一晚算是初步有所领教。本来我还听说那次他在苏州那个书店的仓库里挑书时，也颇有一些异乎常人的举动，但没有亲见，不过是二手史料，在此且按下不表。

随后几年，与黄先生的交往渐渐的多了起来。又是开会，又是专程来讲学。或者到附近有事，顺便来停一脚。要不就是为一些事情而电话联系。记忆中拿起电话听筒就传来熟悉而亲切的“是张伟然同志吗？……”也就在那以后的几年逐渐频繁。

有一次，从刊物上读到他回忆五十年代前期沪苏市面上宋元书的文章，里面详详细细地缕述每个书店的每一种书，举凡书店来历、位置、经营特色以及书名、版本、品相、册数、价格乃至摆列状况，纤毫毕现，历历如昨。我大感惊奇，颇疑他当年看过之后留有日记。不久他到复旦来，我当面向他求证。他笑笑，说，哪有什么日记，就是因为喜欢，记住了，一直没忘，完全是凭记忆写的。

好像也是那次，我向他说起，我曾在丽江买到一套乾隆版的《古文释例》。话音未落，他就大笑，说，那是某某版，很烂，不值钱的。我回家检核，发现版本确实跟他说的一样。

不知是否因为多次跟他谈起过买书，那以后没多久，他竟托我帮他拍买起古籍来了。是上海博古斋的小拍，共拍过两次。先一年买到一种，第二年买到两种。我虽然对古籍版本一窍不通，但竞标还是会的。他老人家先看过目录，电话里指示编号和价位，我只管研究如何举牌就完了。

黄先生喜欢的书与我辈大不一样。我辈虽然也自命爱书，但大多从实用出发，或者能猎一些奇。黄先生曾戏言，这些书就是扔在地上，他也不弯腰去捡。他是正经的藏书家，讲究版本、目录、校勘，学有本原。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复旦文科楼九楼开讲，开头讲研究文史须有一些基础，左手指一屈，便数出这三门学问，然后再右手指一屈，数出音韵、文字、训诂。

对于文史学者来说，这些东西懂与不懂，平时好像不大成问题，但一到关键时刻，道行深浅便云泥霄壤。黄先生在史学、古典文献学领域卓然名家，就是在古典文学方面，也有许多人所难能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从他平时对书的喜好中涵养出来的。

说来也奇，凡黄先生看上的拍品，一般人都甚少关注。因此我每次去替他竞标，成交都比较顺利，价格远低于他的心理极限。第一年才举了两次牌，第二年更顺，较重要的那部书一举就拿下了。

那天我抱着书刚回到家，他电话就来了：“喂，是张伟然同志吗？……”我答应是，他问我书买到没有。我故意逗他，问他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不解何意；我说：书我是都拿回来了，但有个老师想看一下……话还没说完，他声音就变了：“张伟然同志呀！我是把你当正人君子啊，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听出他是真的着急，赶紧不开玩笑，向他保证：书肯定是他的，那个老师只不过因为这书是被黄先生看上的，想欣赏一下，绝没有别的意思。听我这样讲，他的声音才复归于平静。

那个学期结束，他打听到此间有人回西安过年，来电让我把书给付过去。他对书从邮局寄不大放心，担心受损伤。事先他在电话里教我把书包好，说要包两层。书送走后，他又来电，询问交付情况，推测书何时可以到达等等。

按公历算这已是二○○四年的事。那一年他进八十，但没声张，只是收到他赐寄的《印存》。转年金秋，我和同事去陕西师大开会，回沪前，我们去看他。此时距前一次见他已隔有数年，他各方面变化很大。瘦得厉害，精神也大不如前。说话慢而且轻，略显得有些吃力。

我万没料到出现在眼前的是这样一个黄先生。我问他平常下不下楼活动，他说不。他家住二楼，没有电梯，只好就在房间里走走。我再问他休息得如何，他摇头，说，每天差不多睡到三四点钟的样子就醒了，再也睡不着；想找点什么书来翻翻，可是，“我看现在这些书啊、文章啊，水平能达到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好像也没有……”黄先生叹息着，轻轻摇头，脸上满是失望。

坐了约个把钟头，不忍心让他多耗神，我和同事告辞。他说不久华东师大有个纪念顾廷龙先生的会，邀请了他，他准备来。我计划着，到时候我可以带我的学生去拜见他，顺便请他吃江南特色“腌炖鲜”。黄先生说，他虽然在北方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但对从小爱吃的家乡风味，仍然很喜欢。

出来走在路上，我心里不由得有一种隐隐的悲凉。我觉得黄先生对现今学术的态度，表明他对当下的一切正在看淡，精神很可能会离尘世越来越远。这，实在是让人不堪深思的。

但我当时还是抱有信心。一来他思维仍一如既往地清晰而灵敏，二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以为有着季节的原因。他有哮喘病，我第一次见他就知道的。我总希望等天气暖和了或到南方来了他能好起来。

可是，预定的华东师大那个会的时间到了，他没来。我打电话去问，寿成兄说，老爷子健康不许可。

年关前，黄先生来电了，内容却是问我能否帮他买两个套在猫脖子上的药圈。他说他养的猫身上长了虱子，猫老往他身上蹭，弄得他不胜其扰。如果能买到，希望能快邮过去。我对养宠物素乏专攻，经人指点，得知小区门口正好有一个宠物用品商店，我一问，不仅有药圈，还有直接用的药，而且都很便宜。我再一打听，我一个学生正好要去西安旅行，第三天就出发，于是我买好药和药圈让学生带去，又快捷又方便。

安排停当后我打电话向他禀报，他料不到这一切居然这么巧，很是开心。我对他说：“黄先生，这是吉人天相啊！”他马上纠正：“不，这是吉猫天相。”

随后的日子复趋于宁静。我记得开春后还寄给他一篇刚完成的拙作供他消遣。我以为暂时不会有什么事，买到他一本旧书，还想等他来沪再请他签名。然而，万不料，在一个毫无征兆的静谧的雨夜，寿成兄突然给我来电话说：“老爷子走了。”

那是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晚。

其时正逢学期末，山长水远的，我没能去为他送别。想为他写些文字，刚起了个头，从网上看到德勇先生写的《送别我的老师》。我想我无论如何都写不到那个境界，于是叹息，罢手。过了一年，我重新起念，可是这一次仍未能成篇。

如今又快到了见黄先生最后一面的那个季节，西望秦天，想必早已秋风四起。在此我终于能写下以上这些碎屑，聊以为对九天之上的黄先生的系念，愿缥缈长空不要隔断这来自人间的微末的温暖。

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