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开票前的各种舆论民调预测相吻合，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再次取得了和上次选举结果同样的326次席位，超过了众议院总数475次席位中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样的“绝对安定多数”，使得论者普遍认为，日本政局的走向，会基本朝着安倍晋三期望的那样，迎来一个较为平稳的时期，使其能够有足够充裕的时间，来设法扭转再次笼罩在下行阴霾下的经济形势，和继续推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一场没有悬念的大选，却也是一场疑问重重的选举。自11月21日安倍宣布重新选举以来，选举结果始终就不是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这之于具有决定政权归属性质的众议院选举，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安倍虽然将这场选举命名为“安倍经济学选举”，试图将选战集中于对其推行了两年的经济政策的评判上，但日本公众大多数却无奈地称其为“没有大义的选举”。比起对结果的预测或者选战过程的报道，各类媒体似乎更津津乐道于安倍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本届议员任期还有两年多。

有人认为，安倍是为了借此扭转因为前一段时间爆出的内阁成员经济丑闻而下滑的支持率；有人分析安倍要借助这场大胜，重新巩固自己在自民党内的领袖地位，以便顺利拿下明年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有人猜测安倍是要用这种形式来假托国民授权，为其以后推行重启核电、修宪以及历史认识等、在日本社会具有极大争议的问题求得合理性……不管如何，似乎没有人愿意像安倍希望的那样，仅仅将这场选举视为对其“安倍经济学”成绩的考核。

笔者认为，人们对于这场选举动机的揣度，背后潜藏着更加本质的疑问，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疑问在于不知道这场选举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里，只能流于无端的猜测；恐惧在于考虑到这场国政选举“表面上”的重要性，它的意义的缺失，使得日本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石，有被凿空的危险。笔者感到同日本选举有关的一种特定的政治现实，正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日本民主政治的柱石，正在不断摇晃之中。

政治算盘的违宪状态

代议制民主要求选民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国政运行，这些代议者的利益代言人身份，决定了其和选民之间极为攸关的密切关系。多少选民能选出一个代表，直接反映了每个选民手中一票价值的大小，也决定了其利益被维护的程度。如果两个地方的选民在数量上相差悬殊，却被赋予了同样的代表分配人数，这两个地区的选民的投票行为必然不是等价的，这就产生了所谓“票票等值”的问题。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基础。但实际上绝对的票票等值，只是理论上的政治状态。从实践看，虽然不同的国家尽量都对选区的划分，做了尽可能合理的设计，但考虑到有选举权的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构成，和实际有意愿投票的选民的比例等客观因素，要做到所有选区选民的投票价值都相同，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更现实的做法是做一种合理的认定，规定不平等倍率在什么范围内是可以容忍的，超过这个数值则要对选举制度进行改进，使其回到合理区间。

日本在1994年规定，一票的不平等率最大不能超过2倍。但实际上自那以后的历次众参两院选举，倍率都超过了两倍以上。拿最近的几次选举来说，众议院在2008年时的不平等率是2.277倍，到2009年众议院重新大选时，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2.30倍。参议院的程度则更甚，2010年的选举不平等率高达5.01倍，虽然随后对选区划定做了调整，但是去年的参院选的最大不平等率仍然达到4.77倍，远超2倍这个底线设置。

红线被离谱的突破并长期得不到纠正，说明日本国会选举的合理性的边界，已经被模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怪乎每次选举过后，都有公民团体提诉到日本各地的高等法院，请求宣判选举结果无效，甚至闹到最高法院。作为以宪法守护者自居的司法界，自然对这样明显的违宪事实不敢怠慢，纷纷做出了包含严厉意见和劝告的判决。但是碍于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考虑对实际政治运行的影响，各地高院和最高法院无法实际宣判选举无效，只能指出这是一种极为扭曲的、需要即刻加以改进的“违宪状态”。

“违宪状态”实在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术语，它和明白的“违宪”之间的界限过于暧昧，反映出日本司法界的无奈心态。它将日本民主政治的合法性问题置于一种灰色状态，一方面不愿也不能承担让实际政治停滞的责任，但同时对这种严重削弱民主选举公平性要义的扭曲事实，也不能坐视不理，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警告政府改进。

遗憾的是，日本的议员似乎对“违宪状态”安之若素，不愿意按照最高法院劝告，改变被视为是造成严重不平等根源的“一人额外框架方式”（即在划分选举区时不考虑人口因素，首先向每个都道府县都分配一个议员名额的方法），只愿意在不同选区之间搞议员定数的“几增几减”的微调；将几个选举区合并的“合区”方案，则在激烈的反对下胎死腹中。

这些民主政治的代议者，对民主政治本身的公平性原理，似乎远没有对本党本人的私益看得那么重要。他们不屑于追求投票价值平等这种理想大义，只汲汲于自己的政党还能不能在议会中站住脚，自己的地盘还能不能保住。

日本近年来重要选举的投票率屡创新低，刚过去的众议院选的投票率，更是刷新了战后最低纪录，只有52.66%。人们常说，日本民主政治参与度的低下，反映的是人民对于政党政治的失望和冷漠。执政党的政策固然不令人满意，但是反对党更是一盘散沙，拿不出什么代替方案来，所以投不投票结果并没有不同。

但是笔者却认为，低投票率在更深层次上，是人们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反应。随着投票率的不断走低，这种意识则变得越来越自觉，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正在缩水贬值，自己选出的代表，异化成社会契约的掘墓人。试想，当投票行为蜕化成对自我民主价值的羞辱，谁还会视这一票为神圣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课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