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形势既符合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目标，也符合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规律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1-9月GDP同比增长7.4%，其中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三季度比前两个季度略有回落。针对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已经创下了最近几年的新低。因此，主张采取更大力度的需求刺激政策，以促进经济回升。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既符合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目标，也符合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规律。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则保持稳定。比如，虽然经济下行明显，但就业状况保持总体稳定。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已经超过1000万人，基本完成全年的预期目标。与此同时，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企业效益指标也保持总体稳定；另外，1-9月全国财政收入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二是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经济结构有所改善，矛盾有所化解，且风险总体可控。今年以来，服务业增长继续快于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另外，近年来调整幅度较大的一些领域，包括重化工业去产能、房地产挤泡沫、融资平台去杠杆、消费领域挤浪费等，都呈现出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良性变化。在结构调整和矛盾化解过程中，中国经济长期积累和潜伏的一些风险因素进一步暴露，但总体而言尚处于可控状态。

三是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尚处于中国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合理范围。关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一个话题，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两个基本共识：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但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这个中高速潜力的范围可能在6-8%之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机械地理解为每一年都能够实现或都应当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这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我们既面临潜在增速的下降，也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防控风险的艰巨任务，这时个别年份的增速可能更低，甚至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也都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

当前中国仍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经济转型任务没有完成，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有待形成

首先，从中长期背景来看，当前中国仍然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依然突出，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也有待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还不能获得牢固和稳定的基础，仍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先看外需。总体来看明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各区域发展状况可能更趋分化，但总体来讲有望保持一个低速增长的态势。一是美国，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支撑，美国经济有望维持稳定增长态势。二是欧盟，一方面，受高失业、低通胀和结构问题的牵制，欧盟经济复苏乏力。但另一方面，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元贬值，以及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体逐渐企稳，明年欧盟经济有望止跌回稳。三是日本，深层结构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缓解，预计经济会维持低位增长态势。四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受发达经济体需求带动，新兴经济体增长将略有回升，但由于自身潜在增长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资金外流等因素影响，回升势头仍然脆弱。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中国明年出口环境比今年会有所改善，出口增速有可能会略高于今年。

再看内需。明年投资可能会继续今年以来的下行态势，消费增速也可能稳中略降。这是因为，房地产投资方面，虽然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四季度及明年房地产销售增长会有积极作用，但受转折性趋势和高企的库存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的态势很难逆转。制造业投资方面，一方面，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汽车生产和消费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等，都不利于制造业投资增长。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及设备更新、新兴产业带动和出口趋稳等因素，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不会太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若中央财政不扩大支持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会继续回落。消费方面，受收入增长小幅放缓、与住房相关的消费收缩，以及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明年消费增长可能会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

基于这样的需求背景，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在今年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回落。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三期叠加”的宏观背景之下，经济增速并非越高越好。只要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和效益有所提升，矛盾和风险进一步化解，民生继续得到改善，那么即使增速相对低一些，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理解，所谓新常态，除了增速换挡和回落之外，至少还要包括两点：一是过去粗放增长模式下所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地化解，二是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只有在那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才能说有了一个比较稳定和稳固的基础，才能说达到了新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

一是要通过改革，释放中国本来所拥有的但却被体制弊端所抑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比如，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等前沿国家，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中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在不少制造业领域成本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二是要通过改革，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实际上现阶段中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想象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将现在的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使中国广大的农村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处理设施等，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可以列举的领域还有不少。而且，目前支撑这些投资的产能要么充足，要么过剩。然而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的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最后，还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中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因此，必须加快这些领域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为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