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之前，我住在湘江边一处叫荷花池的地方，此地无池，亦不生荷花，却长出了一个文化指南中心，向百姓印发文化指南，传授诸如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先创造敌人，再把他们打倒之类的文化常识，因此有很多的文化人在这里制造文化。我溜进去看过，生活指南是从坦克一样巨大的机器吐出来的，这以后，我每拿到指南，就感觉有坦克对我碾过来。除此之外，我没有意见，尽管我在这个中心的空间不宽畅，也不很雅。
我的法定空间是两个装煤的藤筐和一块竹板，它们的算术和恰好是一张床，宽度与潜水艇里的士兵床相仿，摆在我家门外的过道上。我高兴如此安排，因为有一个独立的私人空间，当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足之处是偶尔会滚下来，弄得一身黑，而压碎的藕煤还得重做，此外，我还必须早早起床，如果不知底细的人猛地面对一双没有盖住的脚板，会吓一大跳。这张床给了我意外的收获，我从此睡眠质量极好，打死也不醒。人要是不在乎床会崩溃，就没有理由睡不着，如同不在乎人生崩溃的人，会活得格外舒坦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课题，很久以后，我把自己的案例透露给做心理学教授的朋友，他立即组织了一场心理学测试，让研究生班的学生在一个月内睡随时可能倾覆的床，结果一半疯了，一半呆了。我说：这就对了，我属于后一半。要说明的是，家人和我一点都不觉呆子有什么不好，或者早上从地上爬起来变得像刚刚下班的煤炭工人有什么难堪，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蜗居的，何况这也是长期被指南的结果。十多年前，中心发布了做高产母亲的生活号召，效果很好，到文革时，省城的大街小巷人满为患，所在的家庭都挤得满满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从不吃沙丁鱼罐头，因为我们就住在罐头里。
我躺在２+１的床上，不时想起奶奶，如果她老还在，应当如何调整家中沙丁鱼分布，当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她已经不在了，也是被中心安排的。指南中心有内部特供文化，其中之一是驱老。奶奶满八十五岁那年，她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无权与儿子一起住在中心大院内。有理由相信此举与寄老洞文化有关，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某个地方某个时期，人们习惯于把年满六十周岁的老人送到人工掘出的洞里去，以示祝福，让老人幸福地在洞中颐养天年。指南中心可能起初也想在大院里挖一个漂亮的寄老洞，但又苦于找不到地方，只好请她出去，在高墙外租个山洞一样黑的房子安享晚年。在那个准山洞里，老太太有两件须臾不离的宝贝：一个巨大的梓木箱，里面储存着各种各样的食物，那是儿子们带来的，一个古井一般深的清花瓷茶缸，这是我常去拜访她的两个念想。渐渐地，箱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终于没有什么盼头了，但我还是喜欢去，因为茶缸里的水永远是苦中带甜的，就和她的生活一样。
一次，她请我帮忙洗蚊帐，我照办了，她给我五角钱，我由此享受了一周的零食。第二次洗蚊帐是我主动要求的，我用自己那双破坏性极强，三个月毁掉一双炭底胶鞋的脚踩，卖力地踩，结果踩出了几个巨大的窟窿，她看了，笑笑，还是给了同样的价钱，她知道我是奔这个来的。这件事使我懂了什么叫宽容，宽容就是，当有人毁了你的东西，你还会笑着给他钱，不去毁他的期待。没人上门的时候，她戴上老花眼，捧着当时最热门的一本选集看很久，这是她唯一能够得到的书，有一次她指着这本书对我说：讲得真好。我注意到，书正好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页，而她的身份是地主。这个地主身份的母亲一辈子养育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在湖南农民运动之前就离家了，最后一封信说：我参加革命去了，不要等我。就这四个字，让奶奶等了他一辈子，（我强烈建议，给母亲写最后一封信坚决不要用“不要等我”这四个字，除非你想要她每天以泪洗面）后有人说在广州看见了他，再后发生了海陆丰农民运动，从此杳无音信。三子和四子被感染，也成了狂热分子，最后的职务都是指南中心的高级文化人，一个在省级中心，一个在市级中心，但他们完全不能撼动驱老文化，他们只能悄悄地去看奶奶，渐渐地，连看望也越来越少，因为文革来了，那一年，奶奶八十八岁。
家人以为，奶奶藏在丛丛迭迭，歪歪斜斜，黑乎乎一大片的旧木板屋中的一间，足不出户，是大隐隐于市的高招，其实大谬，很快就有内部人告密，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觉悟，可见文化是何等的有力量。（我后来一直想办一个杂志叫《文化就是力量》，向《知识就是力量》叫板，我可以证明，在文化面前，知识不堪一击。）于是，一群人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红色混混准确地闯进了那间山洞般黑的木板房，足足教育了她两个小时，勒令她从寄老洞滚出去，滚回老家去。几天后，她顺从地滚回老家了，带着梓木箱，茶缸和那本选集。三个月后，她离开了人世。对这个事件，两个高级文化人有生之年三諴其口，没有说过一个字，沉默是金啊。仅百姓身份的二子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此事足以证明，养儿防老须以数量为基础，如此才允许一定百分比的牺牲，一定百分比的忠孝不能两全，最后还能剩下个吧庶民履行孝道。消息传来，恨奶奶身份的人说她该死，因为地主本来就不该活，爱她的人，也说她该死，因为可以少受些罪，这就为驱老文化从正反两面提供了完整的理论解释。对这套理论，我一直不以为然，我相信，任何漠视生命的理论，都是从地狱爬出来的，天亮的时候一定要爬回去。
我躺在竹板上，视线擦过脚丫看出去，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再向右，是一个长长的楼梯，碰巧，楼房是木结构的，所以一有人上楼，整幢楼会像小鼓一般颤抖不止，它的居民便会开始做日常功课，判断谁谁谁回来了。查夜的时候，小鼓变成大鼓，振聋发聩。如果听到一阵战斗节奏的脚步响起，杂乱，沉重，急促，还夹着枪托在木楼板上拖曳响动，那就是他们来了。我怀疑牛高马大的他们是不是真提不动步枪，拖着枪，旨在警告我们，他们是带着凶器来的。再接着，门被很有力量地踹开，凶器和人一起进来了，执行搜查。大家都明白，没有什么值得搜的，被搜过N遍地方像被狗舔过的碟子一样干净，他们只是想来欣赏我们眼中的惊恐之色，那是他们的精神粮食，弱者总是希望发现更弱的人。查夜是随机的，随机就是第一批查夜完成之后，第二批可能当天夜里重新来过，也可能第二夜来，或者放一个长假后再来。这就把对查夜的等待从一个时段延长为永久。真到了查夜的时候，反而让人安心下来，哦，来了，坐吧，好像阿庆嫂招呼茶客一样，眼里也渐渐地没有了惊恐，当然很煞风景。
楼上的居民对于查夜很有看法，却无表达的勇气。东边是解放前的伪警察，既不受理投诉，也不出面执法，中间是文化黑鬼家留守的几个小崽子，连开门的胆量都没有，西头就是我们家了。这栋楼最初被称作黑鬼楼，后来又被升级为“贝多芬俱乐部”，因为楼上的两群小崽子在十分严肃形势下还敢拉琴唱歌大笑，很有挑衅的味道。受到警告以后，就安静了。于是，这栋楼再次升级，改称“鬼楼”，除了两种脚步，一片寂静。大院里的混混们对于寂静有天生的恐惧，他们用碎砖砸窗为自己壮胆，对象是二层我们家的玻璃窗。玻璃破碎的清脆响声，每次都会引发长时间的欢呼，好像他们攻下了一座坚固的城池。文化指南说，任何坏事都有好的一面，我可以佐证它的真理性，最近的例证是，我镶窗玻璃的手艺练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家中窗玻璃不论如何被砸，第二天早上一定完好如新。因此有人惊呼，有鬼手相助，我听了，好生得意，决定自荐去街办工厂，做划玻璃师傅。
这个时候，下乡动员令下达了，两个选择，沅江或靖县。两个地方都来人在学校作报告，沅江说，鱼多得不得了，下水要小心莫被鱼咬了脚，靖县说，你在树下乘凉要先抬头看看，小心板栗掉下来打中脑壳。我对咬脚指头的鱼和砸头的板栗完全没有在意，一门心思做划玻璃的梦。第二天我背着工具袋到了校工宣队办公室，他们正在烤火，我介绍了我的练手艺经历，说：如果这里有破了的窗玻璃，五分钟之内我就能修好。我们一起环视了办公室，不幸，所有的窗玻璃都完好无损，我拿出榔头说：没关系，我砸一块作示范。立即被喝住了。接着我到居委会，做同样的尝试，也被喝住了，我沮丧，为什么文化时代的人对技术就没有一点兴趣呢。一周以后，我无奈地再次走进学校，报名下乡：
想报名去哪？
哪儿远？
靖县远，要开两天汽车。
那就去靖县。
没有骗我，送我们下乡的车果真开了整整两天，对此我很满意，我希望离文化远些，越远越好，让指南中心找不到我，工宣队找不到我，居委会也找不到我。如果你们不消失，我就消失。我的志气，已经赶上阿Q了。
到达古村的第三天，没有任何预兆，我们与大批农民一起，被拉到很深一个山沟去伐木，在这里，我见识了劳动的巨大破坏力，几十个强劳力可以迅速地毁掉大片的原始森林。我们的工作是将粗大的杉树用开山斧砍倒，去枝，剥皮，两人一组将原木拖出丛林，再滑下山去。看到成片的参天大树倒下，天豁亮起来，感觉畅快淋漓，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破坏都有振奋人心的效果？！
以后五年的日子里，在这个古老的山村，我练出了两个最上手的功夫，伐树木和施农药，常引以自傲，今天，这又是使我内疚的两门手艺。我明白，作为一个劳动者，我没有错，进一步说，没有人有错。问题恰好在这里，众多没有过错的个人集合起来，足以完成任何伟大的社会错误。文革是如此，毁林是如此，知青潮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是，那也是一个美妙的错误。多年以后，我参观了瑞典数百年前的战船瓦萨号，为它的精湛工艺，优美造形折服，但它却出于完全错误的设计，以至造成之日就沉入了大海，由此得以保存下来。历史，或者说记忆，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往往会以美妙的方式记录错误。知青潮可能是国家治理中若干重大错误设计之一，它没有实现安置就业的目标，反而演变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国办民助的集体旅游，只是时间长了一点。这个过程里，当然会有激情和快乐，也会有頽废和痛苦。于我，这是一段有点疯的日子，它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我可以感受到久违的清新和自由。
我们在深山疯了一个星期，白天，我们使用斧子，扛棍，师傅棒和带绳钢钉，干得满头大汗，晚上，在营地发疯，唱，吼，闹。撤出深山的那天，下雪了，雪落在脸上，瞬间即化。
这里冬天雪不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