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在他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是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2)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
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西方，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沒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将“李约瑟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明确提出的，是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后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研究和探讨
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最后他作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除李约瑟本人外，对于“李约瑟问题”或类似“李约瑟问题”，有许多中外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方面来探讨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
任鸿隽1915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中国无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没有使用归纳法。
梁启超则认为，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因袭已久，缺乏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科技传播组织，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阻碍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钱宝琮、徐模等认为，中国为大陆文化，以农业为主，太重实用，因而自然科学难以发展。
冯友兰认为应重点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哲学，他特别强调汉代以后国人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
陈立、竺可桢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近代)科学。
也有一些学者从语言文字方面找原因的。法国学者伏尔泰和蒙蒂克拉把中国科学的落后与语言文字相联系。美国科学史家戴维·林德博格认为象形文字难以掌握且效率低下。李世闻研究指出，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属于综合性，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西欧的拼音文字属于分析性质，使得欧洲人擅长分析性思维，而分析性思维正是近现代科学所必需的。费正清认为,中国语言的性质造成了士绅阶级对学术的包办，文字对人的桎梏也使中国学者未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精神密不可分的，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
刘志一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制约，构成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则是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的身体所产生的脑与神经系统应变模式的遗传与变异造成的。
牟宗三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其原因在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
赵显明认为，“李约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的兴起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导致了科举制的蜕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再也没有第一流的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了。
Mark Elvin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赶超，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中国最初的家庭耕作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的成果被一轮又一轮人口增加所吞噬，国家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去缓解人口压力。因此，中国出现了在较高农业技术水平上维持大量人口的局面。人口增加引起人地比率的上升，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同时由于人口膨胀，中国没有足够的剩余去发展工业，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姚洋指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资金向农业集中，造成工业缺少资金，这是中国未能工业化的真正原因。
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较亚洲为小。对此，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亚洲国家是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
还有一些学者主要从激励不足等方面去找原因。巴多明认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有两点：激励不足，缺乏刺激与竞争。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人口规模的大小是科学技术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4世纪以前一直高于欧洲;在现代时期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也有的学者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吴彤认为近代科学未能诞生在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王淼洋认为，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存在重大差异的关键不在存于西方长于什么和东方长于什么这样简单的对照上，而是在于西方实际上做到了各种相反思想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平衡或协作。据此思路，他推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至于西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得以延续，而东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却被中断，其各自的原因都必须从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传统中去寻找。
陈平教授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的游牧业、农业和农牧业三种经济结构中，只有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适当的稳定性和进化度，给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具有这样经济结构的西欧出现、生长，最终打破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国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自然生态破坏，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阻碍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稳定结构。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因此，虽然政治极不稳定，但经济结构却超常稳定，这是长期阻碍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也有的学者指出，西欧相对分散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市民阶级参与的等级君主制、实行重商主义的专制君主制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东方型”、中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击商品经济的政策则是导致封建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却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动等等。
还有些同志认为闭关锁国，没有对外开放是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二、笔者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对于“李约瑟问题”，下面谈谈笔者的思考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笔者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有机体系,犹如车子前进，轮子、掌舵人、动力是车子前进的基本要素，这里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诚信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一是有诚信导致有秩序。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秩序的本质也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众人的约定。所以，有诚信意味着秩序能得到有效执行，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将得到有效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从而也就有利于市场经济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演变。二是有诚信就容易合作，就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从而也就有利于大企业和大工业制度的建立。三是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从而也就有利于建立更完善的法治社会，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保驾护航。
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要件。理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真，二是指求真。真主要反映客观;求真主要反映主观。真和求真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理性本身需要理性精神去发现。笛卡尔认为：只有那种被认为具有绝对必然性的而且不会被质疑的东西才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真意味承认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和法则。求真就意味着要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意味着要“怀疑一切”;但怀疑本身不是目的，怀疑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真理。所以理性就意味着反权威，就意味着创新和科学。同时，有了科学性，就意味着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
诚信和理性二者共同构成国家发展的两轮。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小，效率就高。没有诚信和理性，社会运行的摩擦力就会加大，国家发展的成本就高;或者发展只是体现为一种低水平的历史循环。
需求是引致国家发展的动力。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拉动新的需求，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制约。需求有个人需求和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是社会各种需求的总和。社会的总需求引致社会的总供给。这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产品不断丰富，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繁荣。另外，需求也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是发展的重要引力条件。
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首先，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因为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强势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其次，政府在提供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具有规模优势。
诚信和理性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内涵，政府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政治前提，而需求则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
(二)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了上面所说的几个发展要素。
首先，由于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基础。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理性精神始终贯穿西方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所宣扬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理性”或者像有的学者所称的是一种“宇宙理性”，它存在于浩淼的宇宙之中，与神的理智并存。中世纪的理性则由自然理性过渡到了“神学理性主义”，它将原先的无特定对象的自然理性转变为神意的体现，上帝则成为了理性的至上代表，理性则成了为神学思想服务的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理性得以冲破神学的枷锁而转向人类自身。这里虽然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不同的表现，但理性精神的实质和灵魂并没有变。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所体现的灵魂，才为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支撑。还有一个是诚信，这也是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诚信提高了交易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人文底蕴。在西方，产生诚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理性精神是产生诚信精神的逻辑基础。诚信和理性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一方面，诚信孕育理性;另一方面，理性也孕育诚信。理性精神注重的是系统性、长远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离散性、短期性和局部性，而这也是诚信所要求的。其二，宗教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内在约束。诚信是大多数宗教对人的一般要求。《圣经》就是上帝与人的一个约定。人为了救赎自己就得遵守约定，而遵守约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诚信。其三，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外在约束。
其次，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就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和工业革命以及科学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社会经济的主要后果是：1.促使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迅速扩大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地域，商品种类和贸易额急剧增加。原来的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地位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也空前膨胀起来。2.大量金银流入欧洲，造成商品价格猛烈上涨,影响到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3.引起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奴役和掠夺，由此奠定了以野蛮暴力为基础的近代殖民制度和国际分工体系。欧洲国家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着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从殖民地掠取到巨额财富。4.推动了本国生产制度的建设和分工的深化。从16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新时期。5.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6.推动了政府的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再次，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世界各国政府而言，西方各国政府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如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就与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渗透了政府的积极作用。为什么西方政府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里一是诚信和理性精神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好的人文底蕴。因为政府毕竟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构成的。所以个人的诚信和理性必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所以，尽管西方东方都有专制主义，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总是一样，这里人文底蕴的不同是产生区别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二是西方近代以来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也为政府行为的高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由于有了诚信和理性，发展就有了两轮;另外，政府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积极建设和完善;同时，地理大发现又解决了需求问题。所以，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产生，实质就是上述一系列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诚信和理性起到了内因的作用，需求的扩大起到了外因的作用，而政府是一个关键的中间变量。
(三)相比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的条件，中国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既缺少诚信和理性，经济发展又缺乏需求，同时，政府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中国的落后就是必然的，发展也将是十分缓慢的，甚至就是一种循环。
首先，缺乏诚信和理性是两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通病。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另外，面子文化所导致的诚信也是一种面子诚信，是一种表里不一的诚信，是一种作秀诚信，这种面子诚信与诚信的本质要求是相违背的。还有，血缘文化缩小了诚信的范围，不利于诚信在全社会范围的扩展。
在中国，缺乏理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缺乏理性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制约理性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其次，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制约理性发达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与思想创新本质是相对立的。再次，专制集权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制约了理性水平的提高。
缺乏理性和诚信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增加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本。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支撑，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缺乏需求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拉动力。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不足直接导致需求规模不大，产生不了需求的规模效应，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规模化，从而也带动不了生产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二是政治对经济利益的过度侵蚀影响了经济自身的积累和壮大，从而也侵蚀了需求的扩大。三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节俭意识也对需求的扩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一直缺乏海外需求对经济的拉动。
再次，在政府方面，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政府对中国社会的阻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专制集权本质上是反对科学创新的。第一，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另外，专制集权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本质上是反对民间经济规模化和集中化的。专制统治追求的目标主要就是：一是追求自身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实现一生的穷奢极欲;二是维护社会的稳定。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不是社会，而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在集权统治下，经济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皇帝和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集权统治者总是希望并且采取措施促使社会生产结构小型化和分散化。而在这种小而分散的经济结构下，是很难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也就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体系的。
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个轮子。由于缺乏需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就缺少了拉力。由于集权政府的贪婪，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了好的导航者。所以，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西方由于有诚信和理性，又有市场需求的开拓，再加上政府的作用，所以，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产生就有了必然;而中国是正好相反的，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是必然的。
三、更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更进一步的探讨是，在诚信、理性，政府、市场四大因素中，由于诚信和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因，所以在国家发展的条件和因素中，诚信和理性又是最基本的。而诚信和理性比较，诚信又是最基本的。因为诚信既是理性精神的基础，又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所有社会发展的要素中，诚信是最深层的基础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有诚信精神而中国又缺乏诚信精神?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宗教文明是关键。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文明，也正是宗教文明的差异，才最终为中国与西方走向分岔提供了一个最关键和最主要的一个解释变量。这里宗教文明主要是指宗教文化中所体现的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积极因素，而非一切宗教现象。
中国有宗教和宗教文化，但没有宗教文明。早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就呈现出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希腊人发展出了以商品关系为基础的自由文化，它的基本因素是个体私有制、商品经济和城邦民主政治制度;而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人伦”为基础的文化，基本因素是家族私有制、宗法人伦和社会国家制度的演进。在这个时期，反映在宗教方面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譬如：西方(希腊)是神人同行同性，这种神话思维具有拟人化、形象化和叙事性的特征;同人一样，神也有办不到的事情;各神各司其职，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他是独尊的自由的，而其他神则无权管制。而中国的神是神秘的;中国的神系是具有森严的等级次序的。再如就信仰层面来看，赫西俄德的《神谱》统一了希腊神话，使众神有了统一的谱系——奥林匹亚神系，因此，人们的虔诚度非常高。而中国至始至终是祖先崇拜优先于神系崇拜，加之各种图腾崇拜，土生宗教的介入，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临时抱佛脚。在古希腊宗教中，虔诚是一种神与人交易的学问，它关于请求和给予，并且经常明确地提到神与人相互的责任和利益。向神献祭使崇拜者感到他可以合身建立盟约的、持续性的、双方的关系。因此，神处于一种易于理解的被接受的状态之中。而在中国，虔诚是单方面的，若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则是“心不诚所致”，神是高高在上的，拒人千里之外的。并且，中国人在宗教上的虔诚总是要受到家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
从历史长河的总体看，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宗教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方法上，中国的宗教更多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和实用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上的。而西方的宗教，本质上是与理性精神纠缠在一起的，是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来对待宗教的。其次，从影响范围看，中国的宗教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而西方的宗教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第三，从宗教派别看，中国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零散性，而西方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主导性。第四，从影响时间看，西方有中世纪的宗教时代，而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宗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相反，是集权专制统治维持延续了几千年。第五，从追求宗教的境界看，中国人是为生活而宗教，而西方人是为宗教而生活，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宗教的方式。第六，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看，西方是宗教高于政治，而中国是政治高于宗教，宗教在中国始终是处于附属的地位。第七，在中国，始终是祖先崇拜要高于宗教崇拜，而西方则不是这种情况。第八，从解脱方式看，中国宗教追求现世的解脱，而西方宗教追求来世的解脱。第九，中国人对待宗教是态度是世俗的，而西方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神圣的。第十，中国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人，而西方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神。
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宗教表现方面有着巨大差异，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存在宗教和宗教文化，但中国并没有将这种文化现象提升为一种文明状态，所以，中国是实际不存在宗教文明的。由于中国没有宗教文明，其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是诚信与理性的缺乏;另一方面是集权统治的泛滥和世俗权力体系的膨胀与张扬。因为宗教文明对集权统治和世俗的权力体系毕竟也是一种制约,同时也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改良。而强大的专制集权统治一经建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诚信与理性的缺乏。所以，若从中国历史源头和历史长河看，是宗教文明的稀薄，再加上专制集权制度的浓重，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也最终使中国与西方在发展路径上越走越远，各有各的方向。
反观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必须要进行综合推进。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深化社会化大分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均衡的权力约束和制衡体系。同时，中国也要借鉴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这既对解决目前中国改革中所暴露出的一些深层问题及对未来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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