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遇到了各种问题，尤其是民生以及环境方面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本文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出现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中国经济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演变进行了刻画，在此基础之上，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并最终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指导，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超越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及实现方式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和发展理念，其形成和发展主要集中体现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2007）、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和发展》、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2008）等多边机构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当中。目前，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已成为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致力于国际减贫的国际机构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战略，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指导理论。
研究中，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关注的对象和内容各有侧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诠释。但是，综合文献来看，他们均认同：（1）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涵；（2）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伊夫扎勒·阿里等人认为（IfzalAliandHyunH.Son，2007.），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许多措施，关键的有4种，分别是：
1.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率
包容性增长始终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事实上，经济增长率的进步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能改进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个人的平均收入。经济增长对贫困者是有利的：它能够提供生产性的工作机会，能增加政府收入，从而有利于开展扶贫计划。因此，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率就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紧密相关。
2.通过对教育、医疗等基础社会公共服务的充分投资，增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人们的能力和资财一样重要。能力使人去经营运作，去自由地行使权利，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从而也为自己创造福利。从这个视角来看，经济发展不是扩大商品供应之事，而是努力提高个人的能力。要发展人的能力，就应直接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如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等，以增加公共供给。
3.提供社会安全网，并对脆弱人群和遭受极端剥夺的人群进行目标干预
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社会风险。常见的社会风险有：脆弱性风险、得地方性疾病的风险、外部的打击，等等。这类社会风险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贫困者缺乏手段来管理社会风险以及应付外部冲击。因此，需要有风险管理措施——社会安全网以及对贫困者的目标干预，这些都需要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时纳入考虑范围。
4.完善制度和公共治理
如果制度和治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处理，其他三种关键措施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换言之，制度和治理问题是实施三种关键措施的基础，从而也是达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基础。剥夺问题远比单纯的经济和金融资源短缺更为深刻。包容性增长和法律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关系，更具有包容性的法律规则或者司法系统，特别是在为贫困者和脆弱者提供实现公平的路径时将会起到关键的保障作用。
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对包容性增长的偏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中出口贸易占有较大比重。从出口额来衡量，中国的出口总额连续赶超发达国家，2004年和2007年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并于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是，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尤其是民生以及环境方面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地偏离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1.外贸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产业分布不合理
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的政策进行的，由于外资企业具有较强的外向性，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逐渐占据了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1）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增大；（2）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是中国总出口的增长的重要来源，我国的出口贸易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很大。
从总量上看，外资的大量涌入从数量上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从结构上看，外资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轻工业和一般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这些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曾经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迁，特别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这些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竞争激烈的产业。在占用大量稀缺资源的同时，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对生产率提升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作用日渐式微。
2.加工贸易比重过大，效果和效益较差
与外资企业出口的迅速增长并在出口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对应的是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由于国际间生产要素察赋的差异、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在各国表现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推行全球战略而尽力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区位。由过去主要使用本国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资源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逐渐向大量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然后再加工成产成品出口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但是，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并占有很大的比重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首先，加工贸易引进的技术质量不高，产品增值率低。我国目前加工贸易贡献的出口增长中仍然是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仅有的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的问题。
其次，加工贸易波及效果差，很难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在我国目前开展的加工贸易，不仅技术含量低，而且中间投入品没有实现国内供给替代，而主要依靠进口，加工贸易通常只是个别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一种贸易方式。即使具有一定的贸易规模，也主要局限于部分企业和少数相关企业，整体规模的扩大对其他企业和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大。
第三，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市场完全由外商控制，企业利润的大部分被转移到境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己经成为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加工贸易又是一种两头在外的经济，市场完全由外方掌握，外方可以一个跨国公司内部的不同企业提供料件和接受产品，同时掌握了从料件采购、成本核算到产成品销售的全过程，从而控制了从事加工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也因此获得了各个经营环节的利润。总体来说，我国在加工贸易中获益不大。
3.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从1978年到1994年间，出口依存度与进口反复出现你高我低、我高你低状况，1994年以后，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出口相对于进口增长的更快。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加大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会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而且，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动荡起伏，突发事件较多，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经济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势必增加外向型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由于我国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外需波动己成为经济运行中不得不面对的风险。
4.扭曲了国内经济资源的配置
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货币和廉价环境成本基础之上的。利用低廉的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成本的社会化，企业仍然能够赚取利润，这样就使得有些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业仍然在大量出口，纺织服装、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和建筑材料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或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污染环境。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多数资源价格低于国际水平，因此出口产品的成本显得很低，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始终保持在全球较低的水平，刺激了出口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急剧扩大。鼓励上述行业出口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增加了本已相当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负担，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福利的增加。
5.国内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我们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无疑是换取短期利益的“慢性自杀”。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受别人各种各样的骂名却让别人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6.持续的贸易顺差和过度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很多问题
在我国政府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来自于很多方面，但是经常项目贸易顺差是其重要的来源，占了很大的比例，是外汇储备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既显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问题。首先是过高的机会成本。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相对应的国民储蓄从国民经济运行中沉淀下来，没有参与国民经济的运作。其次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明显加大带来了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外汇储备占款具有高能货币的性质，通过乘数效应可以对货币供应产生成倍的放大作用，当外国资本通过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大量流入时，央行为了稳定汇率，被迫发行本币而收回外币，这就加大了中央银行通过冲销方式维持国内货币供给稳定的成本和难度。第三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央行没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销过多的外汇占款，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则会不断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对由此导致的国际游资控制不当，这种投机性资金会加大央行货币调控的难度。
以上分析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至少在以下方面很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和发展。
第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拼资源拼环境，代价巨大。很多集中于加工出口行业的企业，科技含量不高，生产率落后，纯粹以生产成本的社会化为代价赢得海外市场。在产能过剩之后，国际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工人便大量失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沿海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就是一例。
第二，人力资本提升缓慢，社会资本成长不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的表面繁荣诱致我国发展陷入了一种人力资源陷阱，产生了另类的“荷兰病”。“荷兰病”传统上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我们现在的“荷兰病”就是指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为指导的产业发展因过度依赖低成本、低等次人力资本，教育卫生等领域投资严重匮乏，导致人力资本提升缓慢甚至停滞僵化，致使产业升级紧迫性弱化、高技术产业自生能力严重不足，进而在亟需新的科技革命引领经济转型之时，出现了断档断层现象。
第三，人力资本低下导致一部分社会居民极易遭受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的剥夺，出现再贫困现象。我国经济转型已是迫在眉睫，而转型过程中最先遭到淘汰的便是在生产过剩领域从事低端出口产品加工的工人（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网的不健全，这些低端劳动力很容易成为经济转型的牺牲品。这种现象的出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辞其咎。
三、包容性增长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重新定位
包容性增长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共赢的，不仅局限在一国之内的社会阶层之间、行业地域之间，也包含着国与国之间的协调。从这个角度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目的也应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公平为总体目标。
但以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的工业化是以劳动力的低工资、低社保(甚至无社保)、土地等资源的低价格、低环保和高排放为代价的。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引发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事件急剧增加。在国内，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也使得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扭曲，加重已有的各种矛盾。这与包容性增长是相违背的。因此，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重新定位，通过对现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超越，进一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善民生，从而实现对包容性增长的有利补充。
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全面、深刻的多元化转型，推动着现代化模式的变迁和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度调整。改革发展面临的全新挑战，一方面来自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自主发展主体的创新能力不强。但总体看来，问题的根源和症结在于发展的包容性不强。由于长期单一化的发展主义路径，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考虑和协调所有国民的发展权利、发展责任、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物本性、断裂性、片面性和对抗性。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未能有效统筹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做到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正，使得社会利益矛盾和群体冲突日益复杂化，即便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性得到提高，但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失衡所诱发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意识”也日益强烈。
由于我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过去30多年中，拉动GDP增长的三大因素只有在2002-2007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其他阶段内需和外需之间的替代都带来了GDP和通货膨胀的高波动风险。因此，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1.平衡出口和内需
从对过去近30多年GDP拉动因素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出，GDP三大拉动因素呈现出波动中维持增长的格局。就不同的增长阶段而言，1994年前后三大因素在拉动GDP增长中的作用的变化轨迹是不同的。
(1)在1982-1985年和1991-1993年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负的两个时期，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间替代的过程中呈现GDP和CPI的高增长和高波动；在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为零的1994-2001年期间，GDP和CPI依然呈现高增长和高波动。
(2)尽管GDP三大拉动因素从未在连续两年出现过同步变化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波动，但在2002-2007年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GDP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物价比价保持平稳的原因除了货币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需吸收了国内物价上涨的部分动能。
(3)2008年至今，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欧美日经济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增长中出口的拉动效应补足，由于居民收入不均衡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内需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之下，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出口导向型经济应以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增长为基础
出口导向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是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轴。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外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作为最终需求，对相关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投资需求，具有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但是，稳定外需应建立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应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提高劳动者福利为宗旨，循序渐进地变价格竞争为价值竞争，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质量竞争优势，变贴牌贸易为品牌贸易，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3.加快创新步伐，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挖掘专业化的潜力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FDI的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企业技术的升级。对外表现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从先进国家或地区引进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都产生了明显的“外溢”和“干中学”效果。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02年以来，美国在高技术产品方面与中国一直存在贸易赤字，2010年达到创纪录的940亿美元。我国的统计数字也表明，2010年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4920亿美元，占全部出口产品的1/3强。
但事实又是如何呢？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顺差主要是计算机与通讯技术领域产品产生的，其对高技术产品顺差的贡献率2010年为329.5%。2010年我国加工出口品占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9.9%，而总出口额的82%由外资企业生产。2009年我国出口每台苹果手机的价格是179美元，留在国内的附加值是6.5美元；出口的手提电脑价格是484美元，国内创造的附加值是14.5美元。虽然这些数据据采集于几年前，但整体状况相信近几年不会有大的改观。可以说我们在技术扩散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有限后发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通过快速的学习过程形成一定的技术能力。这些快速的学习过程包括创造条件来引进、消化并吸收部分国外先进技术，将发达国家的创新迅速转化为商品，形成挑战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但要形成自主性技术，还必须通过在研发领域和技术人才上的大量投资获得创新能力。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局面，提升专业化优势。
4.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培育外需新的增长极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可以实现多重日标。稳定的币值能够提升人民币参与中国国际贸易结算的功能，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结算。这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规避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降低外贸企业的美元汇率暴露风险。二是可以降低美元外汇储备降低的风险，提高贸易伙伴贸易支付的流动性，实现人民币双边甚至区域贸易与金融政策的融合。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起到扩展贸易的作用。三是减缓中国美元外汇资产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因此，在充分研究贸易伙伴货币币值风险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加大人民币与一些亚洲贸易伙伴和巴西、智利、南非等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互换。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出口信贷的积极作用，并在中国特定的贸易区域内(如香港地区)实行人民币全流通等策略，加快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
5.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制度培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其中，法治建设是重要保障。包容性增长要求法治的正义和公平，要求通过良法实现善治，这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大基础。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制度培育，是扭转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结构顺利转型、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