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别:中学生和底层青年成为“殉情自杀”主要人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0 次 更新时间:2014-11-18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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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别  

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式自杀”的学者吴飞,曾在其论著里指出,中国没有“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概念。这句话说得刻薄一点,就是缺乏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确认。按照吴飞的讲法,中文里只有“命”能够对应英文里的“life”,并且只能解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日子”,他也因此展开了对中国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高企现象的人类学解读,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式自杀”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自杀现象的研究范畴,具有浓厚的地方性特征,系传统家庭伦理失范后,个人意志的张扬所造成的家庭政治的紧张导致,是一种“日子过不下去”之后的充满戾气的非精神病状态下的自杀现象。

吴飞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最终追溯到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美好生活”的德性诉求,即制度的安排如何对生命报以足够的善意,并为每个人都创造足够自由的追求幸福的空间,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界如何恰如其分地倡导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但略有缺憾的是,在吴飞的理论视野里,甚至在整个自杀学的研究框架内,对“殉情自杀”都未能抱以足够的重视,或者解读得过于简单。而事实上,即使不经过社会调查,单凭媒体历年报道的统计,也会发现中国式的“殉情自杀”以及有过“为情自杀未遂”经历和倾向的年轻人,绝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数字。

“殉情自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非婚姻状态下的恋爱关系,完全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冲突。婚姻状态下的矛盾,或许可以得到制度约束和伦理体系的缓冲,但独立个体之间的紧张,则彻底游离于整个社会制度和伦理体系之外。相比于家庭关系下的自杀,自由恋爱状态下的自杀,更能彰显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

因为缺乏系统性的社会调查,我们只能根据媒体的报道,将“殉情自杀”频发的群体慎归纳为两大类:中学生和底层青年。这两类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前者处于青春懵懂状态,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后者处于社会利益链的底层,缺乏基本的存在感和安全感。这种推论尽管显得草率,但还是可以大致厘清“殉情”的心理动机:无论是自我意识不足还是存在感的匮乏,都容易导致对感情生活的极端依赖,因为他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充实的生活乐趣和价值实现。而往往这种人格类型,在社会交往中都会稍微木讷,习惯于自我封闭,所以当感情生活出现危机时,郁积的戾气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排遣,容易走上轻生之路。

这种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利己型自杀”的现象,同样可以用来解释那些著名演艺明星的殉情,亦都是生活空间有意无意的自我封闭,“降低了人群对自杀的免疫力”,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抑郁症倾向。但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生活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人,会将自己的全部人生意义寄托于“他者”带给自己的感情生活,甚至不惜为此放弃自己的生命?

如果按照精神分析学派对于情欲的争议与分析,爱情一方面可以看做自然人的“本我”欲望的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社会人的“超我”价值的彻底彰显。按照弗洛伊德最正经的说法:“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更多的事情能像爱情那样,能够对于一个人的心灵和道德的本质,作出最严厉的考验”。套用那句“伴侣决定生活质量”的俗语,也可以将爱情的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个人格健全、价值完整的人的结合,是两个个体生命的彻底融汇,是对双方精神世界的互相拓展,最终丰富的,是两个人共同的心灵空间与生活体验;另一类是两个性格封闭、价值缺陷的人的结合,则通常沦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极端控制,是两个不完整的人,彼此寻求互相的暂时性的麻痹与安慰。所以,在大多数殉情自杀的案例中,导致自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性格不合”,而往往都带有一方对另一方的欺骗和背叛。这种欺骗和背叛所带来的人生幻灭感,最终导致了其中一方对生命的主动放弃。

笔者曾经发起过一个关于“情人自杀”话题的讨论,参与者所持的观点尽管五花八门,比如有的归咎于教育、有的归咎于家庭、有的归咎于意识形态,但所有的观点都一致认为:对生命价值的体认不足。直截了当地说,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背后,事实也存在一个类似于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基层溃烂”,即底层普通民众的价值真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无从确认,生活压力又日益高涨,那么感情生活势必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而这种超出爱情本来意义的精神寄托,彩票氐贾滤愿星榘槁录康目刂朴胍览蹈校砸坏┒苑匠鱿直撑眩蛘咚衔苑匠鱿直撑眩厝坏贾滤焦叵档募冉粽牛皇巧比耍褪亲陨薄

其实“情人自杀”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对大众心理的投射远比自杀本身更为触目惊心。由于人格的不完整和价值的不健全,青年男女在恋爱关系中所郁积的戾气,往往会导致交往过程中的“冷暴力”以及恋爱失败后的“幻觉感”。其区别仅仅是:一者是真的自杀了,一者是慢性自杀。当代社会的各种混乱的性关系及性伦理,有多少不是打着“我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借口呢?这恐怕又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个充满吊诡的人类学难题:“情人自杀”的频现并没有如涂尔干所预言,“彰显平庸时代的某种高贵品质”,反而在进一步地蚕食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最后,至于体制上的缺陷,其实不用多提。可以想象,当“无痛人流”的广告铺天盖地时,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会有意无意地认为:生命是可以被主动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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