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多夫是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其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理论的探讨》、《走出乌托邦》、《阶级后的冲突》等。达伦多夫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普遍存在性并对社会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流派——辩证冲突理论。

辩证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达伦多夫创立辩证冲突理论始于对功能主义的批判。针对功能主义过分强调社会系统的结构稳定、系统整合、功能协调和价值共识，达伦多夫认为，这实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均衡模式研究，与真正的现实社会不相符。事实上，社会具有辩证的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静态的均衡性，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动态的冲突性；社会结构既有稳定性，又时刻处于变迁之中；社会系统既具有整合功能，但其各子系统又无时不处于相互冲突之中；社会各部分进行功能协调时，既会发挥正功能又会发挥反功能；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则往往建立在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的压制基础之上的。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既承认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强调社会冲突，是典型的辩证社会学观点。

社会冲突的源动力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既不能归结为诸如人的侵犯性冲动等心理因素，也不能归结为偶然的历史事件，而要归结为特定的社会结构，即社会权威结构。

达伦多夫继承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认为权力就是不顾他人反对而实现自身意志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合法化的权力。在社会中，基于权力和权威，人们分化为行使权力、拥有权威的人群，以及服从权力、丧失权威的人群。这种分化存在于各种社会组织或团体之中，拥有权威的人群处于统治地位，可以发布命令；失去权威的人群处于被支配地位，只能服从上级命令，且违反权威命令将受到惩罚。达伦多夫将上述统治地位与服从地位的结合称为权威结构，而“强制协作联合体”则指一切具有权威结构的社会成员的结合形式，如企业组织、政党、政府以及工会、教会等各种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人们的结合并非基于组织成员的“共同意志”，而是基于权威――服从的压制性力量。掌握稀缺资源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必然利用自身权威，迫使其他的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服从或遵从自己的意愿；而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自然不甘心因无权而长期处于被压服状态，他们会要求重新分配权力或权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权力和稀缺资源的争夺，构建了社会冲突的一般动力机制。

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

达伦多夫认为，只需条件成熟，社会中的每个要素都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变迁甚至社会解体。社会冲突尤其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直接威胁到统治地位的占有者，改变权威结构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变迁。普遍存在的社会对立与冲突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与相对剥夺感的程度紧密相关，而社会冲突的强烈程度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速度与深度。根据统治阶级的人员变动情况，达伦多夫将社会结构变迁分为三种形式：统治阶级全体或绝大部分更换的革命式变迁；统治阶级部分更换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不更换统治者而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到统治阶级政策中的革新式变迁。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权威关系，因此社会冲突无法彻底消除。革命、改良和革新只能以新的权威结构来取代旧的权威结构，而新的权威结构内部又会分化为上下两个等级，产生新的对立与冲突。社会就是在这种永续不竭的辩证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

据此，达伦多夫指出，冲突是社会组织权威结构的必然产物，不能简单地否认或压制它，而应该采取“冲突的制度化调节”系列对策。如“达成共识”，明确地承认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并为其提供表达与协商的各种有效途径；“建立机构”，具体包括谈判、仲裁与调停等机构；“约定规则”，即冲突各方约定处理相互利益矛盾关系框架的一些正式游戏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制度化。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深刻解析了社会冲突的客观必然性，并循着社会冲突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社会变迁的逻辑关系脉络，十分清晰地解析了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正功能与反功能、共识与压制的辩证关系。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功能主义和辩证观的有机整合与发展创新，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其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矛盾和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现象，妥善解决不平衡问题，正确协调不断激化的利益矛盾，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理论借鉴作用。

必须说明的是，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他用权威地位来界定阶级和解释所有冲突现象，而忽视所有制关系、收入、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其他可能同样重要的冲突影响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理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