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纪昀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戒讼的故事。明朝青县的张公，曾和乡人相约，联名控告县里的官员。在骑马前往的过程中，一阵旋风直扑马首，马受惊跳起，他被摔下地。回家以后寒热病大发，家人正要请巫师来禳解，张公忽然坐起，发出他死去父亲的声音：“你不要祈祷，扑你马的就是我。打官司没有益处，如果你没有道理，又有什么好诉讼的呢？假如你有道理，是非自有公论，人人都同情你，这就是胜利，何必要打官司呢？况且告差役告吏员，祸害尤其厉害，侥幸打胜了，做官的有来有去，他们的子孙肯定要报复，祸在日后，因此我来拦你。”随后张公躺下，汗流如雨，再醒来以后病就痊愈了。后来，其他联名上诉的人都遭了殃，才知道这不是胡话。此公终其一生恪守此训，再没有与人打过官司。
这则故事的表现手法是神圣化的，它通过张公父亲的灵魂附体来教导张公一系列戒讼远离是非的道理。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种神话传说、怪志故事表达出对多元人格神的崇拜，这些人格神所惩治的行为便成为社会禁忌。对这些禁忌，民众大多抱有朴素的敬畏，包括很多封建士大夫在内的知识分子也常处于似信非信之间，而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祭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人们普遍认为先人去世后，灵魂脱离了俗世的肉体，会成为一种神秘而不可测知的神圣化力量。这种力量和逝者生前具有同样的性格、好恶，甚至同样的严慈，可以庇佑也可以惩罚世间的人们。承认了这种神圣性的存在，禁忌的作用就发生了。戒讼经由神圣化的力量附体表达出来后，能产生比普通成文法律规定大得多的消极禁止和积极制裁效果。一方面，被托梦附体者内心确信这种指引是神圣的，自己有足够的“宗教义务”来按照托梦者的要求行事，否则是不吉利的，将产生难以预知的恐惧后果，甚至发生“自我实现”的悲剧。另一方面，被托梦者周围的公众也期盼此人按照神示要求行事，否则由此带来的不幸将蔓延到整个家族。这种舆论进一步强化了被托梦者的内心确信，遵照托梦的要求戒讼不再是个体的行为准则，而成为社会强加给他的责任。当诉讼成为一种禁忌，戒讼成为一种神示时，滥兴诉讼，特别是民告官则变成一种使群体感到恐慌不安的行为或事件。
如果摒除神秘性因素，故事所揭示的要旨就是完全世俗化的。张公父亲托梦附体宣示的戒讼内容正是儒家社会治理要求——如孔子所言：“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戒讼被披上了神圣化的外衣，但倡导的仍是儒家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传统中国社会，在治国理念上，推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原则，主张通过调处息争、忍让息诉，达到“刑措不用”的“无讼”理想境界。在社会格局上，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希冀通过家族的道德教化来解决社会矛盾，按照礼制所确立的尊卑等级各安其分、各行其是，将矛盾纠纷全部消灭在萌芽阶段。由此可见，倡导戒讼的目的完全是世俗社会治理的需要，本身并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而戒讼的现实理由也只是功利性的考量。曲阜孔庙中的《忍讼歌》对此曾有精辟的描述：“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行到州县细盘旋，走也要钱睡也要钱。约邻中证日三餐，茶也要钱烟也要钱。三班人役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枷也要钱。唆讼本来是奸贪，赢也要钱输也要钱。听人诉讼官司缠，田也卖完屋也卖完。食不充足衣不全，妻也艰难子也艰难。始知讼害非浅鲜，骂也枉然悔也枉然。”《忍讼歌》几近直白地说明了戒讼的必要性，一是诉讼要花钱，维权成本高，经济负担重；二是诉讼得罪人，挨打受刑还要连累家人。这些理由都是世俗化的，其前提是认可缺乏公正、高效、廉洁的司法体系是正当而难以改变的——这并不足以赋予戒讼足够的权威性。
神圣观念和世俗生活是人类社会中的两极，通过神秘的禁忌宣示世俗化的戒讼，将儒家的政治伦理以近乎宗教的形式强加给社会大众，是禁忌巩固社会规范的基本方式。如涂尔干所说：“宗教力是被加到事物上去的”。在民众内心唤起的厌讼观念和感情基础，构成了内心的慰藉和依赖。当个体不依此行事，不仅要受到世俗的打击排挤，还要受到自己内心的煎熬和恐惧。而依此行事，远离诉讼，则能得到内心的安定和群体的接纳，顺利建立起与家族、社会认同的心理纽带，产生稳定的社会归属感。因此，传统社会中违反戒讼禁忌的成员是极少的，而且他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但任何禁忌的存在和作用都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连。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意识观念不断理知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这一切所指的就是世界的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和计算。通过意识观念的理智化，一些以往的禁忌已经不再成为禁忌，而由这些禁忌所约束的行为则需要新的规则和观念来调整。
除魅的社会，重建共识的基础是理性。政治权力经历了神权、君权到民权的发展后，现代法治政府权力来自于民众赋予和“司法为民”已成为社会基本理性共识。诉讼不再具有不可测知的神秘后果，民告官也不再是一种可能亵渎神圣的禁忌，这便是当代社会法治领域“除魅”的结果。由此，戒讼与否不再是基于某种神秘力量的威慑作用，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考量。法治社会无需刻意戒讼，诉讼本身在维护合法权益、强化规则意识、树立司法权威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但也无需一味兴讼，诉讼应该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诉讼最终无法脱离司法成本与现实收益的平衡考量。美国法治发达，民众普遍健讼，结果出现诉讼爆炸，法院不堪重负，同样也产生了类似于“辩诉交易”、“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等“戒讼”替代手段。在较为完善的制度文明基础上，社会应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矛盾解决路径，由理性个体考量法治发展阶段、实际维权目标、公正效率的比值等因素选择实际维权的路径。
戒讼的社会变迁，是禁忌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也是法治文明逐步赋予个体选择自由的过程。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