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讲一点关于“诗”的问题。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 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研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以后，就会懂得作诗了。”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叫甚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不见有意境，不见有情趣。无意境，无情趣，就算有此人，也只是个俗人。仅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至于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此刻先拿黛玉所举三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是道，是老庄；杜是儒，是孔孟。《红楼梦》作者，或是钞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故特举此三人。摩诘诗极富禅味。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著”。所以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此一联拿来和上引放翁一联相比，两联中都有一个“境”，境中都有一个人。“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研微凹聚墨多”那境中人如何，上面已说过。现在且讲摩诘这一联。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窗外树上果子熟了，烂了，给雨一打，朴朴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那人呢？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把来和陆联相比，便知一方是动的活的，另一方却是死而滞的了。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是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甚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于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亦即所谓欣赏。我们读上举放翁那一联，似乎诗后面更没有东西，没有象摩诘那一联中的情趣与意境。摩诘诗之妙，妙在他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看法，他虽没有写出来，但此情此景，却尽已在纸上。这是作诗的很高境界，也可说摩诘是由学禅而参悟到此境。

今再从禅理上讲，如何叫做“无我”呢？试从这两句诗讲，这两句诗里恰恰没有我，因他没有讲及他自己。又如何叫做“无住”、“无著”呢？“无住”、“无著”大体即如诗人之所谓“即景”。此在佛家亦说是“现量”，又叫做“如”。“如”是象这样子之义。“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只把这样子这境提示出来，而在这样子这境之背后，自有无限深意，要读者去体悟。这种诗亦即所谓“诗中有画”；至于“画中有诗”，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画到最高境界，也同诗一样，背后要有一个人。画家作画，不专在所画的像不像，还要在所画之背后能有此画家。西方的写实画，无论画人、画物，要画得逼真，而且连照射在此人与物上的光与影也画出来，但纵是画得像，却不见在画后面更有意义之存在。即如我们此刻，每人面前看见这杯子，这茶壶，这桌子，这亦所谓“现量”，此刻我们固是每人都有见，却并没有个“悟”，这就变成无情无景。而且我们看了世上一切，还不但没有“悟”，甚至要有“迷”，这就变成了俗情与俗景。我们由此再读摩诘这两句诗，自然会觉得它生动，因他没有执著在那上。就诗中所见，虽只是一个“现量”，即当时的那一个“景”。但不由得我们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这是当着你面前这景的背后要有一番“情”，这始是文学表达到了最好的地步，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

譬如唐诗最为人传诵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里面也有一人。这诗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究是怎样一回事。他不说，且教你去会。

又如另一首：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这一个愁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还没睡，他正睡不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一路听着，直听到天亮。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甚么？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著。在“断魂”，在“愁”，这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要能“凌空”起来不著地，有情却似还无情。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二）

以上我略略讲了王维的诗。

继续要讲杜工部。杜诗与王诗又不同。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上一次我们讲散文，讲到文学应是人生的。“五四运动”时提倡新文化，主张文学要人生化。在我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更接近人生。一方面，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我上次谈到中国散文，姚氏《古文辞类纂》把它分成十三类，每类文体，各针对着人生之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又再加上诗、赋、辞、曲、传记、小说等一切不同的文件，遂使中国文学里所能包括进去的人生内容，比西洋文学尽多了。在第二方面，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为何要放进，又要不放进？这一层道理，须到宋人讲理学，才精妙地讲出。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讲题内，此处且不论。现在要讲的，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甚么大道理。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其实，杜工部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在这上。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正为他不讲忠孝，不是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若是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倘使杜工部急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一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要知道他在甚么地方甚么年代甚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后来，讲杜诗的，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有时不免有些过份，而且有些曲解。我们固要深究其作诗的背景，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而陷于曲解，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不必再管他在哪年哪一地方为甚么写这首诗，这样也不行。你还是要知道他究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甚么背景而写这诗的。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你反可不必太深求，如此才能得到它诗的真趣味。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处在那里。

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可是若读王诗全部，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这因荆公一生，有一段长时间，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直要到他晚年，在南京钟山住下，那一段时期的诗，境界高了，和以前显见有不同。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我第一次读苏诗，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如是往下，初读甚感有兴趣，但后来再三读，有些时的作品，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留连景物，一天到晚饮酒啊，逛山啊，如是般连接着，一气读下，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在此上，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此引杜工部没有象东坡在杭州、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在中年期的苏诗，分开一首一首地读，都很好，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便令人读来易生厌。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这有什么意义呀？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初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象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读工部。我们读诗，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

我们再看白乐天的诗。若随便挑来看，也都好。但要对着年谱拿他一生的诗一口气读下，那比东坡诗更易见缺点。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决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杜工部生活殊不然。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象他在《丽人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即如屈原，前面并非没有路，但屈原不肯走，宁愿走绝路。故屈原《离骚》，可谓是穷而后工的榜样！他弟子宋玉并不然，因此宋玉也不会穷，所以宋玉只能学屈原做文章，没学到屈原的做人；而宋玉的文章，也终不能和屈原相比。

现在再讲回到陆放翁。放翁亦是诗中一大家，他一生没有忘了恢复中原的大愿。到他临死还作下了一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即此一端，可想放翁诗境界也尽高。放翁一生，从他年轻时从家里到四川去，后来由四川回到他本乡来，也尽见在诗中了。他的晚年诗就等于他的日记。有时一天一首，有时一天两三首，乃至更多首，尽是春夏秋冬，长年流转，这般的在乡村里过。他那时很有些象陶渊明。你单拿他诗一首两首地读，也不见有大兴味，可是你拿他诗跟他年龄一起读，尤其是七十、八十逐年而下，觉得他的怀抱、健康，和他心中的恬淡平白，真是叫人钦羡，而他同时又能不忘国家民族大义。放翁诗之伟大，就在这地方。可惜他作诗太多。他似乎有意作诗，而又没有像杜工部般的生活波澜，这是他吃亏处。若把他诗删掉一些，这一部陆放翁诗集，可就会更好了。

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郑是贵州遵义人，他并没做高官，一生多住在家乡。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孝子。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诗“佶屈聱牙”，可是在子尹诗中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格来。尤其是到了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中人，象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

李太白诗固然好，因他喜欢道家，爱讲庄、老出世，出世的诗，更不需照着年谱读。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这等于我们读《庄子》，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他的境界之高，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李太白诗，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但李诗真长处，实并不在这点上。我们读李太白、王摩诘诗，尽可不管他年代，而读杜工部、韩昌黎以至苏东坡、陆放翁等人的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郑子尹的生活，当然不够得丰富，可是他也作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春天来了，梅花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

（三）

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跑进人生里边去生活。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的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象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理学家教人，好象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清儒章实斋《文史通义》里说，古人有子部，后来转变为集部，这一说甚有见地。新文化运动以下，大家爱读先秦诸子，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这是一大偏差。

我们上边谈到林黛玉所讲的，还有一陶渊明。陶诗境界高。他生活简单。他是个田园诗人，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陶诗象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但我主张读全集，又要深入分年读。一定要照清朝人下过功夫所注释的几个大家读。陶、李、杜、韩、苏诸家都有清人下过大功夫。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和地点。我们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而在这十八家里边，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即如陆放翁诗，他删选得很好。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不加挑选，能这样去读诗，趣味才大，意境才高。这是学诗一大诀巧。

且莫管他那一字和一句，甚至那一首和那几首。当知一首诗作得好，也不便是一诗人。一诗中某句作得好，某字下得好，这些都不行。当然，我们讲诗也要句斟字酌，该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这一字费斟酌。又如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第四个“绿”字是诗眼。一人最要紧的在两眼。一首诗中，一个字活了，就全诗都活，这也就是诗的眼。

荆公这句诗，应当是“春风又吹江南岸”呢？还是“又到江南岸”、“又度江南岸”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字的重要来。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这是容易知道的。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我们作诗，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先有了，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所谓言之工与不工，，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你的内心情感，如何讲来才讲得好。倘若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又有甚么“工”“不工”可辨？甚么“对”“不对”可论？譬如驾汽车出门，必然心里先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才知道我开向的这条道路走对或走错了。倘使没有目的只乱开，那么到处都好，都不好，那真可谓无所用心了。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好比作画，尽临人家的，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开家以后。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村庄上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是他的画才真好了。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呀。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以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如我们在纽约，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我们住五层、六层的高楼，不到下边马路去，晚上拿一本陶诗，因着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我可不用管。我们今天置身海外，没有象杜工部在天宝之乱时的生活在兵荒马乱中，我们读杜诗，也可获得无上经验。我们不曾见的人，可以在诗中见；没有处过的境，可以在诗中想象处到。西方人的小说，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没有碰见过的人。而中国文学之伟大，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如读《水浒》，固然觉得有趣，也象读《史记》般，但《史记》是真的，《水浒》是假的。读西方人小说，固然有趣，里边描写一个人，描写得生动灵活。而读杜工部诗，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这里却另生一问题，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一路写到老。象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都这样。我曾说过，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循此说下，必得是一定人，乃能有一定集；而从来的大诗人，却似乎一开始，便有此境界格局了。这其间道理何在？巧妙又何在？固然他的为人以及他的诗，可以随年有进，但究是一开始便上这道路了。这中应有一甚深道理。关于此一番道理，我不能在此细说，但我只就事实试说一点，即是学文学似乎是学做人一条很径直的大道吧！

诸位会觉得，要立意做一人，便得要修养。即如要做到杜工部这样每饭不忘君亲，念念在忠君爱国上，实在不容易。其实下棋，便该自己下；唱戏，便该自己唱；学讲话，便该开口讲；要做一个人，就得自己实地去做。其实这道理还是很简单，主要在我们能真实跑到那地方去。要真立志真实践履亲身去到那地方。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的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所谓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不要空想必作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四）

现在再退一层言之：学文学也并不定是在做学问。只应说我们是在求消遣，把人生中间有些业余时间和精神来放在那一面。我劝大家多把余闲在文学方面去用心，尤其是中国诗。我们能读诗是很有价值的。我还要回到前边提及林黛玉所说如何学作诗的话。要是我们喜欢读诗，拿起杜工部集，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常常读，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那样做，一年工夫就会做诗了。”在我想，下了这工夫，并不一定要作诗，作好诗，可是若作出诗来，总可象个样。至少是讲的我心里要讲的话。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李太白诗一百首，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王维诗也不多，抄出个几十首，常常读。过了几年拿着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不要的剔掉，再加些新的进去，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不然的话，拿曾文正的《十八家诗抄》，选喜欢的，三家五家，抄个几十、一百首，隔一个时候再重抄一遍。最好不要乱七八糟的读，诗尽多读也读不尽。比如读《唐诗三百首》，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甚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我们跑到菜场去，也只挑喜欢的买几样。你若尽去看，看一整天，每样看过，这是一无趣味的。学问如大海，“鼹鼠过河，不过满腹”。所要喝的，只是一杯水，大海且不管，只挑这一杯水，却要到上流清的地方去挑，不要在下流浊的地方，喝进这杯浊水会坏肚子的。学作诗，要学他最高的意境。如上举“重帘不卷...”那样的诗，我们就不必学。作诗、作文章都没有一定，就如做人也没有一定的格局。我们现在处境，当然要有一职业。职业不自由，在职业之外，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不愉快的心情减掉，事情就简单了。对事不发生兴趣，越痛苦，那么越搞越坏。倘使能把我们的心放到别处去，反而连这件事也做好了。这因为你的精神愉快呀！

我想到中国的讲来，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这个精神和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最好莫过于文学。

“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象我们刚才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但不是古诗词全是“无病呻吟”的。说不用典故，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可是一部杜工部诗，哪一句没有典？无一字无来历，却不能说他错。若专讲毛病，比如一个人，有了病，该请医生治去，却不能把这个人扔了。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两千年到今天？说从前人全错了，这不是在故意瞎说吗？又如说某种文学是“庙堂文学”，某种文学是“山林文学”，又是什么“帮闲文学”等，这些话都有些荒唐。有人说我们要作“帮忙文学”不要作“帮闲的文学”。其实，即如周作人正是在闲中写出这许多话，要是他不闲，怎么能找那么多零零碎碎人家没看见、不知道的那些小花样来呀？他文章里都写的是这些，他还不闲吗？若说要不用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典故用来已不是典故。《论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不忘填沟壑”。杜工部诗说“饿死焉知填沟壑，高歌但觉有鬼神”，此两句“沟壑”两字有典，“填”字也有典，“饿死”二字也有典，“高歌”也有典，这两句没有一字没有典？这又该叫是甚么文学呢？

我们切莫尽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应看他内容。一个人如何处家庭、处朋友、处社会，杜工部诗里所提到的朋友，也只诗些平常人，可是跑到杜工部笔下，那就都有神，都有味，都就好。我们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吗？若我们今晚请一位朋友吃顿饭。这事很平常，杜工部诗里也常这样请朋友吃饭，或是别人请他，他吃得开心作一首诗，诗直传到现在，我们读着还觉得痛快。同样一个境界，在杜工部笔下就变成文学了。我们吃人家一顿，摸摸肚皮跑了，明天事情过去，全没有了，觉得这事情一无意思般。读杜工部诗，他吃人家一顿饭，味道如何，他在卫八处士家“夜雨剪春薤”那一餐，不仅他吃得开心，一千年到现在，我们读他诗，也觉得开心，好象那一餐，在我心中也有分，也还有余味。其实很平常，可是杜工部写上诗里，你会特别觉得其可爱；不仅杜工部可爱，凡他所接触的，其人其境皆可爱。其实杜工部碰到的人，有的在历史上有，有的历史上没有，许多人只是极平常。至于杜工部之处境及其日常生活，或许在我们要感到不可一日安，但在工部诗里便成全可爱。所以在我们平常交朋友，切莫要觉得这人平常，他同你做朋友，这就不平常。你不要看他请你吃顿饭平常，只是“请你吃”这件事就不平常。杜工部当年穷途潦倒，做一小官，东奔西跑。他或许是个土头土脑的人，别人或会说，这位先生一天到晚作诗，如此而已。可是一千年来越往后，越觉他伟大。看树林，一眼看来是树林。跑到远处，才看出林中那一棵高的来。这棵高的，近看看不见。要在远处才觉到。我们要隔一千年才了解杜工部伟大，两千年才感觉孔夫子伟大。现在我们许多人在一块，并无伟大与不伟大。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要隔五百年、一千年才会特别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许会说一个人要等死后五百年、一千年，他才得伟大，有什么意思啊？其实真伟大的人，他不觉得他自己的伟大。要是杜工部觉得自己伟大，人家请他吃顿饭，他不会开心到这样子，好象吃你一顿饭是千该万当，还觉得你招待不周到，同你做朋友，简直委曲了，这样哪里会有好诗做出来？

我这些琐碎话，只说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所教训我们的，全是些最平常而最真实的。倘我们对这些不能有所欣赏，我们做人，可能做不通。因此，我希望诸位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真精神。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这个高境界，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但这些大文学家，好象一开头就是大文学家了，不晓得怎样一开头他的胸襟情趣会就与众不同呀！好在我们并不想自己做大文学家，只要欣赏欣赏便够了。你喜欢看梅兰芳戏，自己并不想做梅兰芳，一辈子练唱工，练台步，一生尽化在上面。在我则只想去看一次痛快就好了。这样也不就是无志气，当知做学问最高境界，也只象听人唱戏，能欣赏，不想把自己放进去，一心想登台出风头。有人说这样不是更一无成就吗？其实诗人心胸最高境界并不在时时自己想成就。现在我们有了一职业，生活已安定，为何定想要成就。象是志气高，其实还是伪，心里老是郁郁闷着，说不定一不当心随时随地就会出毛病。如此般的人生，如何更会有成就。大人物，大事业，大诗人，大作家，都该有一个来源，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当下即是一满足，便何论成就与其他。让我且举《诗经》中两句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诗经》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不求”，至少也应是一个诗人的心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