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底层话语早已被研究者视为当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观念视野，但深究起来，这种话语乃是一个并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概念系统。事实上，这种话语实践的困境早就潜藏在其文学起源--小说《那儿》之中。在这篇小说中，曹征路无力对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命运做出真正的历史分析，缺乏节制的现实愤怒和偏于一隅的历史判断，都限制了他对于主人公反抗意识的构造，劳动尊严的呈现以及身份政治的透视，由此陷入阶级想象的危机之中。而要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就必须重新审视底层在市场社会中特定的身心状态，并由此回到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转折的历史脉络，寻求重塑其理论想象的话语空间。
如今，底层话语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关键词。没有人能想到，十年前一场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会将久已边缘化的当代文学重新带入公共空间。十年间，底层话语在不断被解释和形塑的过程中，已被广泛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甚至扩展到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尽管在此过程中，这种批评话语不断遭到不同声音的质疑，但是，毫无疑问，它早已被许多研究者看作理解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观念视野。
然而，细查起来，这种视野往往局限于一种新的当代文学题材的发现，通过辨识其左翼文学传统，剖析其社会背景，评判其美学旨趣，申明其精神困境，凸显底层写作的特殊意义。而那些批评的声音，诸如质疑底层文学的左翼传统、社会意涵、艺术成就和道德立场，尽管观点相反，但其认识论框架与赞成者并无二致。在我看来，诸如此类的争议，除了学术话题的更新外，其批评话语的构造并未愈出当代文学史的既有理念。正是因此，随着这个概念的使用逐渐成为批评常态，原有争议中包含的思想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尽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底层话语批评实践的这种困局，但大多数的论述往往无法摆脱既有的意识形态化判断，过分局限于枝节问题，未能做出较为整全的分析。在我看来，当代底层话语乃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概念系统。如主要倡导者李云雷所言："'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①]其问题表征乃是，它对当代底层经验及其文学实践的整理，过分依赖于既有的文学批评范式，而未能深入开掘这种经验的历史脉络和思想意涵，从而为当代批评展开新的理论想象。本文的写作试图重新回到当代底层话语的文学起源--小说《那儿》，通过检视这篇小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位置，剖析既有的政治经济学判定的伦理限度，并以此为分析的进路，透视这篇小说中阶级想象的危机，以期重审底层话语实践的内在理路及其表述困境，并为重塑其阶级意识展开新的理论想象空间。
一《那儿》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位置
当代学术界对于底层问题的关注，缘起于2004年《天涯》杂志开启的"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系列讨论。但这些讨论相对零散，并未直接形成关注底层经验的学术方向。事实上，稍后在这年第5期《当代》杂志发表的小说《那儿》，才真正将这种关注凝聚起来，带入知识界的交锋地带，并最终促成底层话语的诞生。因此，重返当代底层话语的这一文学起源，对于把握其内在理路和表述困境至关重要。
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的语境中，《那儿》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是前所未有的。小说的情节主线是"我"的小舅朱卫国，作为工厂的工会主席，在国企转制面临资产被领导侵吞和变卖的危机时刻，试图通过个人努力阻止这一伤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悲剧发生，最后无能为力而饮恨自杀。不难想到，这样具有阶级指向的批判性主题，很容易获得左翼学者的应和。不少批评家很快将《那儿》纳入左翼文学的传统，称其为"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等等。正是以此为开端，底层文学的命名得以诞生，并引发广泛争议。
然而，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并未领受这种命名，并提出不同程度的批评。这些批评或是指责其回应现实的深度，怀疑其文学性成就的高度，或者对左翼学者的解释框架持保留态度，甚至追责左翼文学传统本身的限度。对于这些批评纷争，李云雷在随后的评述中，特别提到反思"纯文学"的当代文学史视野，以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的当代思想史脉络。[②]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观点要么过分拘泥于文学研究的学科樊篱，执着于追问其"文学性"的高下成败；要么过快地将之纳入各自的政治立场，以二元对立的框架做出相对简化的思想判定。最终无法从总体上审视这篇小说的底层叙事在当代中国的思想意味。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回到文本，勘测作者塑造工人阶级形象的文学方式，并追问其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位置。
不少研究者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为工人阶级不断"底层化"的命运。经济学家左大力更是明确地指出，小说深刻揭示了国企改制中的MBO进程及其弊端。[③]然而，仅止于这样的经济学判断，并不足以打开这部小说所对应社会政治转型过程。
事实上，建国后社会主义实践为工人阶级提供的生存保障和政治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位体制。按照梁漱溟的说法，这种体制创造的团体生活，使得"工人生活得到保障安定而人心透出"，获得个人尊严和创造性。[④]与之相对，不少社会学研究也表明，这种体制在运作中形成的"新传统主义"弊端，即传统政治关系中的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进入工厂体制，并由此重构了工厂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这种弊端带来了工人阶级的"制度性依附"。[⑤]随着改革开放引领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单位制的功能也开始发生转变，原有的职工生活设施交给市场力量解决，工资福利也转由经济规律调控。由此，工人和工厂之间的关系由"制度性依附"转变为契约式的经济利益关系。正是在单位制的这种功能转换中，国企改制的改革进程得以展开，并引发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尊严抗争。显然，小说《那儿》所关注的正是这一问题表征。
然而，在我看来，在这一问题表征背后隐含着当代中国政党角色的深刻变化。汪晖以为，当代中国政治从"政党政治"转向"后政党政治"，这一转变的显著特征是"政党国家化"。所谓"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⑥]换言之，改革时代政党与阶级政治的对应关系逐渐弱化，它不再仅仅作为劳工阶级的代言人，而是成为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由此，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减弱，而行政组织功能凸显。与此相应，在宪法框架下，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政治规定性逐渐空洞化，转而成为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特定阶层。在这种意义上，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原本建基于政党政治的阶级尊严，逐渐丧失既有的合法性地位。显然，这正是《那儿》中朱卫国抗争行动的深层原因。而曹征路从表面上将这种行动指向受损害的工人阶级利益，并未关注到背后的政党政治转型。
深究起来，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变化，同时带来了这一阶级群体的意识分化。如果我们追溯当代工人阶级叙事的历史脉络，不难注意到，在十七年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工人群体往往被视为具有政治觉悟的阶级整体，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意识分化。在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之后，以《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工人阶级危机四伏的阶级意识被整合在新的改革主义意识形态之中。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同样难以维系日益严峻的利益分化与阶层重组。就此而言，《那儿》这部小说的出现，正是对工人阶级群体意识分化的直接写照。
具体而言，这种意识分化在小说中显现为主人公朱卫国与周围工人的精神对照结构。作者设置了玩世不恭的"我"作为叙事者。"我"并不理解小舅身上的反抗动力，甚至直接怀疑他"真的没有一点点私心吗？"或者因为他"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让我不太相信。"[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叙事口吻代表了"来自所谓'去政治化'年代长大的年青人的视角"。[⑧]更确切地说，这种视角正是新时期以来改革氛围的精神表征。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正是把每一个劳动者视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小生产者，[⑨]在这样的道德想象中，"大公无私"成为面目可疑的个人品格。
除此之外，尽管有家人的不解和重重阻扰，但真正让朱卫国难以理解的是，昔日同甘共苦的工友们不但没有与朱卫国并肩抗争，甚至猜测并怀疑其个人动机的不纯。面对这种现实，朱卫国最终陷入认识的难题："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吗？"[⑩]这些困惑和控诉，无疑表明他的反抗乃是逆时代风向而动。事实上，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诉求，构造了小说的激情叙事。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叙事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认识限度。换言之，朱卫国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者自身的困惑，他显然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精神溃败的历史根由。
事实上，这种精神溃败早就隐含在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的历史变革时刻。在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中，蒋子龙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工人阶级在文革结束后无所依托的个体精神状态："电机厂工人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的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精神都退化了。"[11]在集体主义的信念丧失之后，工人如何重新寻求人生的意义，安顿自我的身心位置，无疑是改革时代极为重要的思想问题。1980年发生的"潘晓讨论"，正是这种人生意义危机的精神表征。尽管这次全国范围内的讨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指向性，但深究起来，"潘晓"作为这种精神诉求的最初发起人，其身份正是工厂的青年工人。[12]然而，当时知识界的讨论并没有促成这种精神危机的顺承与转化，[13]反而使之遮蔽在以乔厂长为代表的改革意识形态之中。即便是国企改制中工人阶级的转变，也往往被视为政治经济学问题，而非关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伦理精神问题。
如果从这样的脉络来看《那儿》中工人的精神状态，便不会感到奇怪和意外。事实上，曹征路在小说中塑造的杜月梅形象正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典型。她在下岗之后生活陷入窘境，白天沿街卖奶茶，夜晚站街卖身体。作者对其遭遇充满同情，戏称其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不难明白，这种戏称包含着作者对工人阶级精神溃败的反讽和叹惋。然而，作者并没有对这种精神溃败做出历史分析，而是直接将伦理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并竭力辩护："她们是被划入好人行列的，她们是没法子才去当哨兵的。"[14]由此，他所有的道德义愤最终流于对权力机制的抽象批判。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作者无法将之作为精神事件，置于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的结构性历史变动中加以展开和表现，所以最终难免在认识上陷入朱卫国式的困惑之中。
如上所论，《那儿》的意义在于，它敏锐地勾勒了工人阶级不断底层化的命运，并刻画出他们在这种历史转折中个体意识的分化和颓败。然而，透过朱卫国的困惑，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能力对此做出历史分析。不过，这样从外部批评作者历史认知的限度，并不足以解释朱卫国式困惑的精神实质，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主人公个体意识的内部，并追问这种意识构成方式包含着作者怎样的阶级想象？
二身份政治、劳动尊严与阶级想象的危机
事实上，曹征路是怀着真切的现实愤怒来创作朱卫国的这个人物的。在接受访谈时他曾明确表示："当'那儿'渐行渐远的时候，'那儿'被权贵们弃之如敝履的时候，他们愤怒一下都不可以吗？"[15]这种现实愤怒在小说直接呈现为朱卫国反抗行动的阶级内涵：他并非为个人的一己私利，而是不断申明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如果深究这种意识构成的方式，便会发现其阶级表征背后的含混与暧昧。
就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言，作者为朱卫国的反抗意识设定了两条理解线索：其一，他的旧时相好杜月梅在国企改制中不幸下岗后，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深深刺伤了他的心，成为上访揭发工厂领导恶行的直接动机；其二，他的姥爷作为一代工人领袖，在反动资本家的暴动中不幸牺牲，这种家族革命传统成为他反抗行动的内在动力。显然，前者属于私人感情，后者乃是家族记忆。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左翼文学的基本模式：主人公走上反抗的革命之路，总是带着个体或亲属被压迫和伤害的经历，或者受到家族革命传统的濡染和激励。不过，主人公要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往往还需要通过政治教育和革命实践，将这种私人感情和记忆提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然而，曹征路并未讲述对此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革命实践的故事，而是直接将主人公反抗的动力诉诸私人情感和家族记忆。
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肯定。李云雷曾指出，这个人物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他大公无私，与人民血肉相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度匮乏的。与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相比，他身上没有意识形态的归约性，而这正是其可贵之处，也是对当下主旋律文学和纯文学的超越。对于这种赞扬，曹征路表示，自己虽没有如此整全的创作自觉，但的确试图与其他诸种文学区别开来。[16]然而，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去意识形态的诉求中，这种重塑阶级想象的方式，果真如此深刻有力地超越了以往文学的局限吗？
事实上，经过1980年代"新启蒙"思想的洗礼，曹征路早已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深刻怀疑。他在访谈中明确指出："在我国说'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也许只是一个幻觉，所以小舅的抗争才具有深刻的悲剧基础。曾经有过的阳光明媚的空气也是稀薄的，只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真诚地迷失在概念里。"[17]这种说法，很可能出乎不少评论者的预料。因为，他们大抵认为作者对朱卫国的态度高度认同，并据此对其或褒或贬。其实，按照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小说中朱卫国对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坚定信念，不过是他的幻觉而已。事实上，曹征路在小说中暗示了这一点。朱卫国在上访时听说新盖工会高楼，天真地以为："这说明咱工人阶级还是有地位呀，工人还是国家的主人公不是？"[18]就作家的写作伦理而言，这种刺破幻觉的反讽态度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曹征路在不自觉中僭越了这种写作伦理，直接以此种态度来想象主人公阶级意识的构成方式，仅仅将之归结为私人情感和家族记忆，而完全无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特定历史内涵。在我看来，这种处理方式已是以自己的历史判断强行介入主人公的意识逻辑，主观裁剪对象以符合一己执念。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作者写作态度的内在分裂：一方面，他试图将饱含个人愤怒的现实感直接投射为主人公的反抗意识，并据此形塑其反抗行动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个人当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怀疑，取代主人公阶级意识构成的历史逻辑。显然，作者在情感与认知的暧昧混杂中并未意识到这种分裂感，并因此在不自觉中抽空了他力图彰显的阶级想象的历史内涵。最终，主人公的反抗动机停留于捍卫工人阶级的群体利益，而几乎不再包含任何他们作为阶级共同体的尊严政治。这种空洞化的阶级想象，集中体现在作者处理劳动问题的方式。
在《那儿》中，即便曹征路急于通过主人公投射自己的现实不满，他也并没有因此将之抽象为符号化的人物，而是力图凸显其个体生命史的历程。在此其中，他特别着意将朱卫国塑造成一个技艺高超的大工匠，并且不惜笔墨勾画出他打腰锤的高超技艺。小说中写到，美院的学生听闻此事，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观摩作画，不停赞叹："真美，美极了。"然后他们集体创作了一幅画《脊梁》，至今收藏在省博物馆。有意思的是，曹征路在此将画作设定为八十年代的作品，而且禁不住借"我"之口揶揄这种纯粹的审美趣味："八十年代的审美趣味我说不上来，反正那种画搁今天白送人还嫌占地方。"[19]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纠正这种审美偏颇，小说特意通过的"我"的回忆，具体描绘了小舅年轻时候打铁的情景：
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聒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真个身心都飞升出去。根本不像现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额头赛过皮带轮子。[20]
这番描写的目的，显然是要凸显劳动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作者错过了最有意思的最后一句对比："根本不像现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额头赛过皮带轮子。"这里自然关涉到的疑问是：同样是劳动，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对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作用？这种相反的价值状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又是如何转换的？
问题的关键不难想到，即劳动意义的历史转变。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劳动对于人来说，不仅是自我改造的需要，也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只有完成这两者的统一，才可能实现自我。工人在社会主义工厂的劳动实践，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我生活的需要，而是同时在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组织中占据特定的意义位置。工人之所以从中获得个体的尊严，正在于这种意义位置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相互之间伦理关系的重新构造，以及由此在更大意义上形成的与国家荣辱与共的价值感的自我确认。然而，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理解劳动价值的态度。如邓小平所言："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1]正是这种理念，将经济问题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去政治化的政治"。"人们在对经济发展投以前所未有的群体性关注的同时，劳动的道德理念也失去了活力，表现在劳动与个人及集体的责任理念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小。"[22]如前所论，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我们已经看到，经由这种理念转换，工人阶级的劳动地位逐渐下降，"以厂为家"的主体意识陷入危机，集体劳动的道德意味不断丧失。尤其是经过1990年代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工人阶级彻底失去体制的保护，成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方式中的劳动力要素。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工人阶级的劳动从此不再包含自我实现的伦理意涵，而是转成维持生计的物质途径。
曹征路的上述处理方式，显然没有观照到劳动价值的转换与工人阶级命运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而是简单地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劳动对于自我实现的意义，忽视了劳动对于朱卫国确立政治尊严和阶级共同体意识的内在价值。如果深究这种处理方式的意识起源，便不难明白，这种将劳动的价值局限于个体化技术化的自我实现，正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核心观念。如前所述，曹征路曾将自己对"纯文学"的不满，直接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出来。而他的底层写作实践，也正是反驳这种文学思潮的产物。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由此带来的表述困境：这种"纯文学"理念正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产物。换言之，他一方面在美学上反对"新启蒙"，另一方面又在价值上赞同这种个人主义观念。这样来看，底层写作对"纯文学"的反驳，远没有它宣称的那样深刻有力，而是不可避免地与之陷入复杂的观念纠葛之中，无法真正找到追查历史真实样貌的认知路径。
如果说曹征路的现实感和执着之念妨害了他真正进入历史，那么当他以空洞化的阶级想象重返主人公反抗行动的现实处境时，也大大简化了他所可能遭遇的伦理困局。如前所述，曹征路以朱卫国与周围工人的精神对照结构来组织小说的激情叙事。依据这种叙述逻辑，周围都被构造为他反抗行动的阻力，由此得以成就其毫不妥协的悲情英雄形象。然而，这样刻意凸显主人公反抗行动的"不合时宜"，反而可能抽空这个人物形象的时代感和伦理复杂性。首先，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反抗中，寄托着作者对不平等现实的无奈和愤怒，同时也暗示出他对其幻觉性质的理解和判断。如果底层写作的诉求仅止于此，那么留给读者的不过是一曲工人阶级底层化的挽歌，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境遇。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反抗行动并不包含任何反思的意味，因为它并不能为后来的抗争诉求指示出突进既定现实秩序的契机。其次，当作者不加反省地将主观愿望和判断投射在这种反抗行动中，便同时将主人公抽离其身处其中的伦理生活情景。朱卫国并没有超然世外，他是"我"妈妈的弟弟，舅妈的丈夫，也是月月的父亲。所有这些人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阻止他贸然的上访行动，保护他安稳的家庭生活。然而，在曹征路的笔下，朱卫国始终不通人情，不为所动（除了为罗蒂之死的隐微悸动），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于亲人之爱护的内心挣扎和道德抉择。在我看来，这种处理方式大大简化了这种行动所可能面临的伦理疑难，仿佛他可以完全置身其外，毫不犹豫地认定孤独的反抗之路。
概而言之，作者简单地在二元对立的视野内处理朱卫国的反抗行动所遭遇的时代阻力，忽视了他在面对具体伦理生活情景时所显示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抽空了这一悲壮的工人反抗者形象所可能包含的复杂的历史意味。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不过是将社会主义时期备受诟病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转移语境而已，并没有为其注入真正包含历史与现实纠葛的伦理意旨。
三阶级意识的再造与底层话语的未来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曹征路在《那儿》中无力对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命运做出真正的历史分析，缺乏节制的现实愤怒和偏于一隅的历史判断，都限制了他对于主人公反抗意识的构造，劳动尊严的呈现和身份政治的透视。一旦离开对这些观念的清理和反省，小说苦心营造的激情叙事及其阶级想象，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洞化和教条化的表述困境。
据此反观已有的评论，不能不说大部分论争都错失了这篇小说的问题核心。那些急于为之贴上"左翼文学"之类标签的学者，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种底层叙事背后隐含着瓦解其阶级想象的话语逻辑。而那些批评者也往往纠缠于这些标签的确当与否，而没有耐心仔细分析其底层叙事的内在困境。即便是那些注意到这些问题表征的评论，也未能进一步深入到小说的话语肌理中剖析其构成方式，并辨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正是由于这些批评视野的缺失和错位，最终在这些论争中形成的底层话语便无法真正呈现相应的文学现实。
本文以《那儿》为个案来重新讨论底层话语的困境，并非要以小见大地涵盖底层写作的所有问题面向。在《那儿》之后，不少关注下岗工人、农民工、城市小生产者以及边缘落魄人群的写作，大抵都被归为底层文学。较之前者，这些作品在艺术手法和思想意旨方面都有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开拓。然而，如果我们深究底层话语出现的社会语境，会发现这些写作共享了某些回应社会现实的文学方式。
事实上，《那儿》中阶级想象的危机并非孤立的文学问题，而是当代学术话语交叠冲突的思想表征。从时间上来看，底层话语在知识界形成的时间大约在2000年前后[23]，吊诡的是，后来大行其道的中产阶级话语也正是在此时开始勃兴。[24]众所周知，后者受到不少当代学者的推重和褒扬，他们倾向于将中产阶级视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寄希望于他们来改变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然而，追溯起来，中产阶级话语起源于社会学领域广泛流行的社会分层学说。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对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学说怀有极大不满，迫切希望以阶层划分取代阶级分析。显然，底层话语的兴起无疑冲破了这种中产阶级神话的时代幻象，重构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视野。但如前所论，这种话语在构造之初便缺乏真正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想象，并由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产阶级话语的围困和限制。曹征路曾表达过这样的理解："一段时间来，国营企业和工人只是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存在着，他们的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作用。"[25]不难想见，正是这样的参照视野，无形中限制了作家构造底层话语的历史意识，瓦解了底层概念的阶级意涵，使之转变为表征差异的社会阶层类属。
如果说底层概念将被压迫者构造为整体性的社会存在，使我们得以看到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那么，《那儿》之后的底层写作，则更为关注底层群体中具体个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如不少研究者所言，这些作家往往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悲悯态度，书写底层民众在苦难生活中的善恶纠葛与人性挣扎。不过，这种苦难叙事往往由此将底层生活的冲突与挣扎抽象为"人的文学"[26]，社会不平等被直接呈现为个人不平等，从而丧失把握社会矛盾的总体性视野。在我看来，要重建这种总体性视野，必须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
需要申明的是，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并非不加反省地回归传统的左翼叙事，而是充分意识到阶级视野对于重塑当代底层话语的认识论意义。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阶级意识，底层文学作家往往将底层所遭受的压迫抽象地归结于权贵阶层和市场力量，同时又把底层内部的矛盾理解为人性的冲突，而无法洞悉这些压迫和冲突所包含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底层写作对底层个体命运的过分投注，使之常常无视底层群体中正在酝酿形成的鲜活的阶级经验。事实上，不少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不管是市场转型后的老工人，还是世界工厂中的新工人（农民工），都在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中逐渐意识到集体性抗争对于维护个体经济权益的重要性。[27]在这两种意义上，可以说，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关乎其理论品格的重建。
不过，仅以劳资关系的视角将底层抗争的诉求局限于经济权益，并不足以再造底层话语的阶级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尊严的重塑。而重塑底层的劳动尊严，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商品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同样也是其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不过，波兰尼以为，并不存在完全放任的市场，劳动力的商品化也不可能彻底实现。社会保护运动总会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对抗市场，并最终将劳动力商品化约束在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内。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被西方学者西尔芙称之为"马克思式抗争"与"波兰尼式抗争"。[28]以此来看，一方面，在这种社会保护运动中，底层群体的抗争诉求，越来越被限制在法律框架内展开；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并没有陷入完全的无产阶级化，由于个体私有财产的存在，他们的处境往往是半无产阶级化。事实上，这种处境正是《那儿》中大多数工人未来必将遭遇的命运。然而，曹征路在小说结尾设置朱卫国的自杀之后，以象征性的笔法将落魄的杜月梅引向宗教信仰，并没有暗示其他工人即将面临的命运抉择。
从表面上看，底层群体的上述处境，似乎限制了他们自身阶级意识的展开，但事实上，市场的有限性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了再造这种意识的空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以底层群体对劳动尊严的共同追求，冲破底层个体作为"经济人"的原子化倾向，从而将之重构为命运攸关的伦理共同体。当然，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政治论述，在市场社会的当下处境中，这种再造底层话语阶级意识的诉求必然面临着理论创造的重重困难。其中，最为核心的方面便是，如何将底层写作对底层生活中人性冲突的深刻洞察纳入这种理论诉求。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回到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转折的历史脉络，重建认识这种人性冲突与阶级矛盾之间张力关系逐步展开的精神历程。唯有这种认识论视野，才能真正开启底层话语未来可能的理论想象空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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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云雷：《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②]对于《那儿》相关争论的详细概述，可参见李云雷：《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第118-132页。
[③]参见李云雷：《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此外，汪晖在《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一文中通过具体个案也揭示了这一点。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5-364页。
[④]参见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411页。
[⑤]美国学者华尔德（AndrewWalder）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单位研究，他的这些基本判断大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纳。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关系》，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参见汪晖：《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与后政党政治》，《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⑦]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⑧][美]钟雪萍：《〈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王晴、黄蕾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⑨]参见贺照田：《寻求安置精神主体的资源与道路》，《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
[⑩]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1]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2]尽管"潘晓"是《中国青年》编辑部为了讨论需要而虚构的名字，但其身份设定及精神困惑都反映了特定历史过程的真实状态。事实上，"潘晓"的人物原型之一黄晓菊，正是工厂的青年工人。
[13]对这一问题的精彩讨论，参见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14]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5]李云雷：《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16]参见李云雷：《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17]同上。
[18]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9]同上。
[20]同上。
[21]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22][法]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倪复生、方仁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23]参见张宁：《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24]参见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曲线及关注点的变化》，见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25]参见李云雷：《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26]参见梁鸿：《通往"底层"之路--对"底层写作"概念及批评倾向的反思》，《上海文学》，2008年第12期。
[27]代表性的研究是沈原的《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
[28]对此的详细讨论，参见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