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将于10月25—26日在武汉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军扩：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回到母校参加张老师的发展经济学奖的典礼。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追赶型增长阶段转换”，围绕这个题目我想谈四点想法：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属于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增长。大家知道，世界范围之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创新引领式的增长，过去英国、当今的美国；另一类是落后国家和经济体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像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于。前一种增长靠新技术突破和人口自然增长，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能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长期以来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据研究，美国在过去大约180年间，长期平均增长率是3%到4%，这种增长可以形象称之为蜗牛爬行式增长，后一种由于存在后发优势，可能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到80年代的韩国，这种增长称之为压缩式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属于后一种增长(典型追赶式增长和压缩式增长)。后发国家之所以能实现压缩式高增长，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大，压缩高增长潜力大，后发优势减弱，高增长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高增长潜力也就不存在了。正是由于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的变化关系，使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过程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叫增速变化的生命周期特征；从低增长到高增长再回落到低增长的生命周期，这是内生的，要不追赶成功，要不就追赶不成功。第二是增长速度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追赶过程中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会从低收入直接跨入高收入，后发优势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所以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一个由低到高渐进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和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会呈现出增长阶段的变化。对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体增长过程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说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压缩式高增长的速度都不是一下子从高增长直接进入到低增长，而是呈现出从高增长到中速增长到低增长的变化。另外研究了国际经验，从追赶型增长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中速增长过程中有的过程实现增长速度相对比较高，是中高速增长，有的国家比较低，中低速增长。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从1953年到1979年27年年均9%左右的高速追赶之后还维持了自1982年1997年长达16年之久的7.3%的中高速增长，韩国从1963年到1997年35年里实现了平均增速8.2%的高速增长，此后99年到08年十年里实现了5.3%中高速增长；日本46年到73年实现了9.4%的高速增长，而在75年到96年，年均增长速度只有4.4%的中低速增长。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经济实际增长不光取决于潜在增速，还取决于其他的原因。

第二个看法，现阶段我国面临增长阶段的转换属于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增长阶段的转换，而不是追赶型增长结束转向前沿过程低速增长的增长速度的转换。由于时间关系不举太多例子，首先就是从现在的发展水平来看，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后发优势还是存在的，包括经济总体水平、包括各方面成本优势以及需求的潜力，由于时间关系不具体阐述。另一方面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而且区域需要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每年毕业600到700万大学生，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再比如制造业优势比较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另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这些因素都是我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大国所具有的优势。基于这样的特殊优势，我们也赞成现在大家的基本共识中国还还具有中高速潜力的增长，这也是现在政府决策层的基本认识。

第三点看法，中高速潜力并不能自动释放和实现，而是要靠我们通过改革去争取。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要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我国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比如说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只相当于美国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由于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资本等方面都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在不少制造业领域，综合成本反而高于美国，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也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好多制造业领域综合成本算起来还高于美国，主要是由于很多方面的改革不到位，垄断没有打破所形成的形成。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厂的重要原因。你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但由于体制因素的制约限制了释放，所以需要通过改革进行释放。

另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改革释放巨大的投资潜力。现在增速下降了最主要是投资下降，从我国现阶段来讲，我认为投资潜力还是很大的。大家想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的投资，只要将现在的农房按照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的投资，只要使广大农村具备基础的基础设施(农村的基础设施基本上等于零)包括基本的绿化道路、垃圾处理等等，需要多大的投资。而且从目前来讲，支持这些投资的生产能力是充足的，问题在于这些领域的投资大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适应新形势的投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的投资空间，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挑战。

第三个重大挑战，能否真正构筑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换从根本上要靠创新，要有适宜的创新环境，创新环境又是要靠政府来营造的。我国创新条件非常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发展的潜质，但由于没有适宜的创新环境，所以潜力没有释放。另外国际经验也证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期，不仅充满挑战也充满风险。其中最突出的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最后一个看法，增长阶段转换时期，增速低一些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要为进入新常态奠定基础。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机械地理解为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每一年都能实现或者都应该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这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我认为当前对我国来讲，最适宜的概括的词就是三七叠加，这个时期既面临潜在增速的下降也面临挑战结构、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艰巨任务，这是个别年份增速甚至会低于潜在的增速，这不能不说不正常，经济调控要立足于中长期发展。

三七叠加时期我们分析形势不能把眼光仅看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更要看质量是否改善，矛盾是否得到化解，新的增长动力是否正在形成，是否有利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等等。如果为了维持较高的增速，使得结构进一步扭曲，矛盾进一步积累，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进一步破坏，那是得不偿失的。相反环境在改善等等，即使增速低一些也是好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三七叠加时期不能算做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我的理解至少过去粗放增长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取得一定的实质性进展，从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定，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说进入了新的常态，目前来讲我们为新常态奠定基础。大家知道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情况的数据，上半年实际增长7.4%，三季度是7.3%，比上半年略也下降，从全年来看，明年也有下行的要是，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除增速指标其他的指标包括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节能减排以及经济结构等等都有所改善。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状况是正常的，是健康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一方面经济增速虽然有回落，但7%左右的增速仍然处在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区间范围之内，在全球范围也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矛盾，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政策调整的一个结果。增速的适当放缓有利于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加快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但经济结构和效益得到了改善，风险释放总体上也处在可控的范围，从而有利于为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明年，应该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之下，加紧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重大改革任务，能够为经济的平稳转换奠定基础，能够为实现新常态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