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外部安全环境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因此，如何判断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成为人们眼下十分关注的话题。事实上，各种因素对我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还在发展中，目前其内容是不确定的，不宜急忙地下结论。大致说来，影响我国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与美国有关的变化；二是其他相关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很难简单地说对我有利或不利，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冷战后美国的一超地位确立之后，美国事实上成为了我国外部环境中的最重要因素。就美国因素来说，2002年的消极趋势首先在于，在反恐进程中美国借机扩大了其战略优势，霸气更重了，单边主义更突出了；其次，由于恐怖活动的刺激，美国外交中的强权政治倾向更为突出了，布什总统6月1日西点军校讲话中的"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即是集中表现；再次，美国借反恐之机进入中亚、强化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重回东南亚，客观上对我形成地缘上和军事上的包围态势。
另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目前的矛头不是针对中国的，相反，反恐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事实上，在今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方首次将大国关系定义为竞争性合作，而此前一般的定义都是敌对性合作，西点讲话也把大国合作设定为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提；截止到目前，美国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军事介入，确实是与反恐有关的，这里确实是恐怖组织活动狷獗、基地众多、威胁特别严重的地带，因此只有在反恐大致结束之后，才能看清楚美国对我的真实意图；就是在反恐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继续留存上述地区，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正值还是负数也很难说，美国能否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战线是否过长，相对于中国和俄国的强大陆上力量美军在亚洲大陆的孤军深入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债，这些都是问题；美国的霸气和单边主义使其与包括盟国在内的大国关系复杂化，美国的单边主义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可能加大，如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美国与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态度就明显不同。
美国因素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影响或利弊的大小，最终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本身的发展，而"9·11"以来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是好的。尽管美国国内不时出现对中美关系不利的刺耳言论（如交替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或"蓝队"分子的其他奇谈怪论），尽管美台军事联系有所提升，但是，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主导方面是稳定性加强，合作面扩大。今年2月21日，布什总统在中美和解30周年之际正式访问北京，这是他继去年10月APEC会议期间访问上海之后的第二次访华，显示了美方在"9·11事件"后对中国的高度重视；今年4月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美，遏止了两国关系中因台湾问题出现的紧张势头；而江泽民主席10月22-25日对美国的访问更使中美战略对话上了一个新台阶。
总结"9·11"后的中美关系，可看出其四个特点：(1)用比较短的时间从不稳定走向稳定。通常美国的政府权力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转换的过程中，中美关系会出现较长时期的不稳定，如里根取代卡特之后，中美关系动荡了一年半（从1981年1月至1982年8月）；克林顿上台后，中美关系更是耗时三年半才回归稳定（从1993年1月至1996年5月17日克里斯多弗国务卿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对华接触政策）。而在此次政党权力转换后，中美关系只用了半年时间就重新走上了正轨。(2)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备心理仍然存在，两国间的结构性问题也依然如故，但是恐怖主义威胁毕竟对美国是更直接、更紧迫的安全问题，形势促使美国寻求中国的合作。(3)中美对话机制和管理两国关系问题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双边对话机制的逐渐形成，一年来两国高层互访的一个重要成果则是两国战略对话机制和其他管理两国关系的政府间机制的进一步完善。(4)中美合作比较顺利，两国在某些方面成为了事实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克林顿第二任期时中美双方提出要"致力于建立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当时中美并没有很多具体机会展开合作，而布什当局在上台之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关系"，态度颇为消极，但是，今天中美两国间的合作远超过人们原先的估计。在不少具体领域，中美正在成为事实伙伴。
促成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主要也有四个：第一，国际时势使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其中的道理可以用来作为观察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特殊视角。海湾战争使中美关系加速摆脱了"八九风波"的阴影，而"9·11"则使两国关系避免了新冷战的可能性。第二，中美关系的基础已经比较巩固。经过冷战后十多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已经从冷战时期主要基于对付第三者的合作这种结构，调整为主要基于双边利益的更正常的结构，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已大大扩展，两国关系的基础相当稳固。第三，中国的合作政策。过去十年的中国对美政策一直是稳定的，是一个常量，而美国的政策却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是主要变量；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寻求合作和提供合作方面还加大了力度（如在今年8-10月陆续公布了有关导弹技术、化学制品、生物制品和军品的出口管制条例，表明中国对国际防扩散的支持）。可以说，在稳定中美关系方面，中国的政策比美方贡献更大。第四，中国的国力增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显现出来，进入21世纪之后，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力增长显得更为突出。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980年迄今，中国的经济增长了7.4倍，综合国力大大加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而非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之类的战术技巧。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更有持久性。
对于中美关系未来两年（至布什第一任期结束）的前景，人们可以抱有谨慎乐观态度。两国关系应该处在一种总体稳定、具体分歧和合作并存、但合作超过分歧的状态。反恐会持续较长时间，中美在此领域的合作机会仍然很多；地区热点问题的突出也是有利于中美合作的；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维护地区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中美的一致性很强；在环保、能源、防止疾病传播等全球问题上，中美的合作机会也是不断增加的。
关于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第二类新因素，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中国与美国以外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二是与周边国家关系有所进展，三是出现了新的安全难题。
"9·11事件"后，美俄关系进展的幅度之大超过所有人的预料，一度有人担心会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但是2002年中俄关系依然稳定，这表明中俄关系是有其独立的战略价值的。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两国关系没有双方友好人士所期望的那种热度，但基本上处于正常状态。中欧关系发展平稳，在今年的亚欧会议上，中国和欧盟的领导人再次进行了战略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有所改善，双方的经济合作正在平静而有效地展开，今年2月朱镕基总理对印度的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进展表现在："上海五国组织"在平稳运转，中国还与中亚国家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在刚刚结束的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期间，中国加强了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东盟确定在201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使"10+1"机制更加充实，签署的南海行为准则有助于搁置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与日、韩领导人交谈时，中国方面还提出了使中日韩贸易自由制度化的新设想。
中国面临的新安全难题主要是四个：一是能源安全突出了。2001年中国的石油进口达到6500万吨，占中国石油消费的28%。其中，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占总进口量的2/3。随着以巴冲突上升而来的地区不稳定，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的加剧，一定程度上显现中国能源安全的某种脆弱性。二是朝鲜核问题公开化，使未来一段时间的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重新紧张起来。三是东南亚的内部安全出现问题，东盟一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出现了新问题，美国和东盟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也有一定的紧张状况。四是在事实核国家化后，印巴关系呈现新的紧张。上述问题都对中国原有的政策提出了挑战，可能使我国不得不做出某种政策调整。
由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处理好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关键。第二，运用多边合作的方式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另一个成功经验。第三，中国的国力增长和正确的外交决策在决定中国国际环境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自己外部环境的能力正在增强。第四，台湾问题仍然是可能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的最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加大政策创新的力度。^N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