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常识报刊亭”为四川大学学生自办新闻实践平台，有时事刊物《常识》、常识读书会。
1978年至1980年间，全国涌现出成千上万家民办刊物，那是民意表达被压抑了10年后的集体爆发，这场暴风雨一样的狂欢在当局的打压下又迅速归于沉寂。成都的第一份民办刊物《野草》仅公开出版了3期，它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名声，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从60年代至今，"野草"就像她在创刊词中所写"红衣主教以及他的传教士们曾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过一座空前绝后的圣殿，然而仍然有野草，只是她们默默地，在圣殿的下面"。"野草"以手抄刊物、文学沙龙的形式一直存在至今。
《常识》口述历史将关注这个拥有几十年历史的地下文学群体，透过他们的讲述，了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打捞那些被掩盖被忽视的个人命运与故事。
本期《常识》，专访"野草文学社"社长邓垦。
敲钟人的自由灵魂
1979年3月4日凌晨3点，《野草》创刊号诞生，比《今天》晚了3个月。深夜12点，《野草》主创们聚集在主编陈墨的家中，等待着他把最后一张蜡纸刻完，再用滚筒油印机将刊物一页页印出来。第一期《野草》成册243份，"野草"文学社由此得名，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初的创作尝试。
"野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3年，邓垦通过徐坯结识了陈墨等人。那时，他们还都是不到20岁的青年，因为对诗歌的热爱而走到一起。
2001年，邓垦终于出版了自己的选集《邓垦诗选》，在作者自传里他写到"我来时，教堂的钟楼没有敲响祝福的钟声。我不需要祝福，我就是敲钟人。听，我的钟声，正汇合所有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钟声，成为一股浩大的洪流，为一切丑恶送行！"
邓垦出生于成都陕西街的一所教堂，比起九九这样出生于国民党将军之后的"黑五类"家庭的朋友们，邓垦的父母都是工人，是货真价实的"红五类"，是所谓的依靠阶级。"但我背叛了这个所谓的'阶级'，因为我觉得它只是被利用的对象"。邓垦在自传里写到"从发蒙的第一课'人，一个人'到高中门，十二年寒窗，我始终没有弄懂：人，怎么会是螺丝钉？"
邓垦的人生波折开始于1959年，还在读初中的邓垦在一堂作文课洋洋洒洒写下几百行的长诗，讽刺批评行为不端的语文老师，被打为"小右派"。从此便天天被斗、写检讨、认错，一直斗了半个月。
而"高中门"发生在1962年，时值大饥荒，全国饿殍遍野，四川尤甚。在湖南，有一个叫"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党"的组织，简称"中国劳革党"，在全国发展了很多成员。一个"中国劳革党"宣传部的成员是邓垦的同学，他借帮助邓垦发表作品为由，邀请邓垦加入他们的文学团体--"友谊之花俱乐部"。不久，该组织被破获，该同学被捕，供出了邓垦，邓垦受到处分。
高中毕业后有污点的邓垦无缘大学，"野草"的大多数成员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进入大学。邓垦说自己是"野草"，并且珍惜在野的身份。1977年9月至1978年1月，邓垦因介入1976年成都地区秦华灿等人的"造反"活动和有人揭发其写反动诗歌《当春风归来的时候》、《春波梦》等，被关押审查。在牛棚中写下《探监》："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1976'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肯变弯。"诗藏在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儿子的小口袋里带出来。这一次，邓垦被关押了150多天。
悲惨世界，大饥荒与文革
"大饥荒"时期，邓垦读高中，每月27斤口粮，一年不见油星。"那时候体育课都全部取消了，连课间操都取消了，大家都饿得没了力气，每天没有心思上课，吃了早饭等午饭，吃了午饭等晚饭"。
饥荒在农村更广泛地蔓延。1962年暑假，邓垦回乐至探访姨妈一家，从县城到那个村庄八十里，走到一半天就全黑了，山间小路，最怕遇见野狗。邓垦看见山底下有房子，以为有房子就有人家。越过荒草，邓垦看到所有的人家门户洞开，人都死在了屋里。"能逃的人都逃了，饿死的尸体就摆在那里，竟没有人管"。
据后来的资料，四川当时是有粮的，但为了保北京保上海，中央下了死命令，要求调粮。因为四川在内地，死了人不易被发觉，而北京、上海饿死了人容易被知道，国际影响很坏。
人活不下去了，便会铤而走险。四川资阳等地出现了月光团，铁血团，事实上是暴力团伙，以武装起义的名义抢夺粮食，后来都被镇压了，枪毙了不少人。
既是"小右派"又是"反革命集团成员"，邓垦在文革初期自然成为了"牛鬼蛇神"。那时邓垦在雅安，被批斗，不久后，毛泽东又转而支持造反派，高喊"造反有理"，于是邓垦也起来造反，两派越斗越凶，武斗开始了。
1967年，邓垦回到成都，住在东郊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陈墨亦在此租房。一天，两人在黄昏时散步，沿府青路的法国梧桐林荫道漫步到刃具厂，又从刃具厂漫步到40信箱，谈论诗书文章，在这条路上往返走着。这便引起了刃具厂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的注意。这里正好是两派交锋的地方，一派是兵团，一派叫做红成。十几个"拿枪的"突然围了上来，4个大汉跃身猛扑，两个抱一个地将邓垦和陈墨按在地上。搜了全身，发现没有武器，才松开他们询问。
邓垦刚从雅安回来，与成都的派系斗争无关，随身的证件证明了他的"清白"。邓垦判断这群人属于红成派，陈墨亦是"红成派"。然而陈墨却不敢拿出证件，被殴打及被强行搜出证件之后才放行。事实证明，邓垦的判断没错，但如果对方是"兵团"的人的话，陈墨大概马上就被枪毙了。
只要有书读，春熙路"黑书市"
图书馆在文革前就全部被关闭了，包括四川大学图书馆，对学生也不开放。
但是在成都，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春熙路"黑书市"。"黑书市"在孙中山铜像后，当时那里是成都市总工会，属于兵团，偷书的大部份都是兵团的红卫兵，于是兵团便对这种公开交易书籍的现象放任自流。
停课后，很多学生借串联之名游山玩水，他们把图书馆的书偷出来换钱充当旅行经费，而另一些人，像邓垦一样，强烈地需要读书。红卫兵们拿张报纸或一块布，往地上一铺，摆上几本书，就开卖了，买书的人也都知道在那里有书卖，于是书市渐渐发展起来，达到几百人的规模。
偷书、卖书的红卫兵不识货，尤其是解放前的诗集诗选，很便宜就能买到，通过黑书市，邓垦读到了不少民国时期作品，读到了丁玲主编的《北斗》、新月派诗歌、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戴望舒等人的大量诗歌。邓垦说，他在读初中时，读到过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第二版，他的评价是"就这一首《再别康桥》使我非常激动，一本这么厚的《中国新诗选》我终于读到了一首好诗。解放后的诗人，写的都是迎合毛泽东口味的东西。当时我读到徐志摩的诗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的新诗并不是一塌糊涂，还是有相当优秀的，相当成熟的，至少徐志摩的诗已经证实了这点"。所以在春熙路黑书市，他很注意收集新月派的诗。
文革期间，通过一个朋友，邓垦还读到了中共高干才能读的白皮书，其中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赫鲁晓夫主义》和《斯大林时代》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给邓垦很深的震撼--"共产主义使人类倒退了几百年"。邓垦觉得太震惊了："我们读的是共产党宣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最后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基辛格的说法使我吃惊了一辈子，到现在都还觉得太深刻了"。
除了交换书籍，在"黑书市"，邓垦和陈墨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同好。谢庄、冯里、万一都是在那时认识，后来他们都成为了"野草"的一员。
春熙路"黑书市"存在直到1969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第二年，为了躲避危险，收藏了大量"反动"书籍的陈墨和九九自愿到西昌盐源县插队。至此没有人敢继续偷书卖书，春熙路"黑书市"消失了。
野草之路，再也没有人下跪
1963至1972年间，"野草文学社"初具雏形。72年春节后，邓垦在诗友们的鼓励下着手编选《空山诗选》，精选了邓垦、陈墨、白水、徐坯、九九、冯里、吴鸿、何归、阿宁、长虹等十四家一百五十首诗。
1974年秋，老友熊焰因偷听敌台，给台湾写信要求加入国民党被捕，熊焰与邓垦关系密切，且抄过一些邓垦等人的诗歌，恐殃及诗友，邓垦将《空山诗选》和大量文稿焚毁。但是放在朋友家的文稿抄本也已不安全，邓垦的妻子就在下雨的当晚，抱着刚半岁的小儿子作掩护，冒雨赶去老友家，烧了整整一夜，"野草"第一本诗集被毁。
1975年，诗友吴鸿再次编撰《空山诗选》，不料1976年初，周恩来辞世，全国即刮起追查"总理遗言"的妖风，顿时人心惶惶。当年清明前，吴鸿再次忍痛将《空山诗选》烧毁。
1979年是不安分的一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热烈之风吹进四川，有关《探索》、《今天》、《启蒙》等民刊的信息开始流传。人们坐着火车南来北往，传递的不是商品，而是新的消息、思想和热情。北京有新的作品，两三天以后成都也就看得到了。
"公元一九七九年的二月，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二月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大大超出了'乍暖还寒'的境界。这时节，北京民主墙发出的各种声音与中越边境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撞击着中国的天空；这时节，云南十万知青正在穷山恶水中，向世界发出'救救我们吧'的悲号；这时节，成都盐市口、文化宫等闹市街头，声援云南支边青年的大字报，以及形形色色的申诉，喊冤的大字报挤在一起，引得市民围观争睹；这时节，成都南河滨江公园一带，青年男女们一批又一批地自带着各种乐器，赶集似的涌占岸边的各个空地，拉起一个个圈子，狂跳着交际舞…"
这是邓垦的《野草破土记》中的一段话，描述了《野草》创刊前的社会景象。1978年以前的刊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例如61、62年的《诗刊》和《人民文学》，当中无法寻到灾荒的影子，内容依旧是毛主席万岁和生活充满阳光、全国形势大好。1979年，全国各地的民刊雨后春笋般涌现，"野草"群体本身爱好文学，渴望发声加之对现实中文艺刊物的不满，1979年2月，诗友们决定成立野草文学社并出版油印刊物。
《野草》的出版，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定于2月底开机油印，却一直在城内买不到油墨，最后还是几个朋友，在单位上或拿或偷，凑足了可以付印的油墨。《野草》创刊号刊登了主编陈墨的同名为《野草》的文章："……不长野草的地方绝没有花，也没有人。正因为如此，只有当野草在圣殿中出现，才足以说明这里再也没有人下跪……"
邓垦等人在盐市口、文化宫、总府路等闹市街头，张贴和散发《野草》，并邮寄给了国务院、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四川文艺、北大中文系、川大中文系、以及艾青等机构和个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然而，国内形势又紧张起来，北京的《探索》，上海的《文艺暴动墙》，贵州的《启蒙》等民刊负责人均遭逮捕。陈墨写于一九七六年清明的诗《天安门》（发表于第二期《野草》），由于言辞激烈，引起了成都市委的注意。随后《野草》被成都市委定性为反动刊物，被四川省委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刊物，《野草》第三期后被迫停刊。
停刊后，《野草》在当年11月转为《诗友》在野草群体中内部传阅，中途又因各种原因数度停刊，2000年，《野草》复刊。2004年，《野草》第93期"甲申360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被查获收缴，陈墨妻子入狱，《野草》再次停刊，至今仍未复刊。
（部分内容选自邓垦《南河背影》、《邓垦诗选》、《野草》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