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大的贫富分化是迫于"市场法则"的说法激怒了许多中国人——一片片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大楼，满城鲜艳炫目的霓虹广告。北京恍如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麦加圣地。但在炫耀的背后，对引起社会福利萎缩和二千多万人失业的无情的市场改革，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在知识分子圈里，失望的呼声唤起了一个所谓"中国新左派"的群体。这个松散的群体，中间有许多领军的学者，他们很多在西方留过学且对西方幻想破灭。他们以一种简单的信念挑战中国现行的市场改革：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中惨败的中国，在21世纪不可能通过拥抱19世纪性质的自由经济资本主义而复兴。
中国"夹在错误理解的社会主义和血腥的资本主义这两个极端，汲取了这两个制度的最坏的方面，"清华大学文学教授汪晖说。他在自己编辑的《读书》杂志上对中国市场改革的大肆挞伐被认为对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起了鼓动作用。"我们得寻找另一条道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波士顿环球报常驻北京记者泊察(Jehangir S. Pocha)在美国国家杂志(TheNation)上发表文章指出，尽管如此，新左派们并无一致的思想或一套连贯的政见。他们当中有的是强硬派，与信奉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的中国的老左派有共同的渊源。虽然他们说对毛泽东主义的暴力多年前就表示过反对，但他们仍执迷毛时代的社会政治运动，如集体主义。但大多数新左派知识分子属温和派，不相信旧的共产主义教条，而只是想纠正中国市场改革的弊端。他们的主要抱怨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战略加剧了社会不公，改革的结果只对城市居民和政府及共产党官员有利。
他们的批评声引起越来越多不满的工人和农民的共鸣。"现在是个不公平的社会"，55岁的河南省的一位村长陆舍中说，他过去6年来一直与当地政府斗争。为修建黄河小浪底电站，他们整个村子搬迁，但政府却没有支付任何补偿。"我知道工程的重要，但为什么在合同履行上欺骗我们？"据官方（包括公安部）报道，公众对非法拆迁、扣减退休金和腐败的愤怒，导致2003年五万多起抗议游行，是十年前的7倍。
有意思的是，习惯于对抗议行动采取强硬措施且怪罪外国势力试图破坏中国稳定的公安人员和警察现在也用新左派的思想来解释动荡的起因和采取一种更宽容更温和的态度。"公安系统的数据分析令人惊异地表明，他们毫不掩饰对警察本应镇压的工人农民抗议者的同情"，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者Murray Scot Tanner在2004年夏天的华盛顿季刊上撰文说。
"在公安人员的报告中，失业的示威抗议者都属于'受剥削者''被边缘化人群''弱势群体''牺牲品'和经济竞争的'受损害者'，是迫于对社会的绝望和自由市场的无情而抗议。他们明白地表示，正是官员勾结、幕后交易使工厂破产或卷款潜逃，才让许多抗议者成为牺牲品。"
新左派的言论与政府的配合一致的程度的确显示胡锦涛主席及其班子正心照不宣地支持新左派。胡的目的之一是消除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影响。江为这个国家提出了难听的"三个代表"理论。这个理论在西方被认为是里根总统的"肥马经济"（trickle down economics）（古话说，马有夜草则肥，马肥对吃马粪的鸟儿有好处。里根经济学的意思是，富人的财富将浸润穷人。）的翻版而受嘲讽，但却被写入中国宪法，尽管人们普遍将这个国家严重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它。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要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得起一辆飞鸽自行车，现在道路上却塞满了闪亮的奥迪和别克。但那些没有抓住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机遇的人们至今还在踏着锈迹斑斑的飞鸽自行车。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大幅缩减，特别是在农村。土改时打地主分田地，分给穷人的土地如今又让官员从农民手里夺给开发商。
将这种变革说成是"市场法则"的说法激怒了许多中国人，导致党的领导人担心国家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和自称新左派的陈新说，胡锦涛认识到他必须纠正江泽民任期出现的不平，因为民主国家可以通过让一个执政党下台或让过于专权的总统下台，以在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但"在一党制的中国，党必须有自己的平衡机制，否则就会失去与人民的联系。"
受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激发，1990年代初期就从侧面质疑中国市场改革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加大了他们批评的声音。汪晖说，是时候了，人们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并非仅仅是脱离了市场机制，而是"坏的政策和坏的管理"的结果。他和其他新左派开始通过一系列精心编排的文章教育公众认识中国改革的毛病。"政府更注重帮助出口制造商而忽视农业和农村福利，而后者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新左派思潮的一位首领，清华大学的崔之元说。"国家财政预算中最大的开支不是教育，不是医疗保健，而是对出口者的退税。所以政府实际上是把钱还给（国内或跨国的）出口商，而削减福利项目。"
随着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始挑战崔之元所称的越来越猖獗的"腐败政客、银行家和企业家以改革之名联手对国家的肆意掠夺"，虽然汪晖和崔之元都说无疑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每年都在大量亏损，但他们仍呼吁一种"制度的更新"，使国有企业重组，而不要转给私人和放弃对工人的责任。
新左派的反对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石茵红，对新左派的言论不屑一顾，说新左派对当今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光会批评，拿不出替代办法"。汪晖承认新左派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性批评，但他说新的经济框架正在产生。"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想象力、看不见就说别人的东西不存在，"他说。
新左派的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他们所称的三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农村的困境。据中国政府报告，现在中国的农村平均收入是355美元，中国7.86亿农民，占人口的70%，却只占39%的国内消费和19%的银行个人储蓄。政府数字说有5000万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崔之元说聚焦三农问题将使中国从国外直接投资型经济转向受国内投资驱动的有机增长型经济，这将提高居民的工资和生活水准。
新左派说，他们的激烈批评加上农村与日俱增的抗议正在引导政府软化其政策。例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最近通过了新的破产法，规定当公司宣告破产时，首先要保护工人的权利。对农民的财政支持也增加了，现在进城打工谋生的人减少了。中国低廉的劳工减少了，工厂主开始担心了。"少关注GDP，多关注人"，这正是新左派所要争取的发展，崔说。
在中国，政治异议依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社会学教授陈新马上指出，新左派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社会福利。我们只研究我们周围发生的问题。我们希望它能帮助和指引政府。"由于中国政府先天地反对任何未经批准的组织，汪晖也强调"我们不是一种团体，只是有类似信念的人的松散的联合。"他还说，"就连'新左派'这个名称也不是我们的。它最初是用于败坏我们的名声，把我们描绘成老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不在意。一种新事物出现时，人们通常总是用旧术语来定义它。"
如果汪对他的反对者显得宽宏大量，那部分是因为"左"的标记已经对这些人有利。"我读了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感到非常亲切，这些文章使我想其我父母以前常和我谈论的价值，"北京林业大学24岁的张玛莉说。"我觉得中国过于向西方臣服而失去了自我。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和核心价值。"
鉴于这种情绪在增长，两年前取代江泽民的胡锦涛对北京的决策采取了不同的语气。他说，政府除了关注GDP，还要关注环境恶化、区域不平等和失业等问题。河南的村长陆舍中对此不以为然，"那不过是说说，安慰一下不服的人。"但陈新说，在中国，说是行动的开始。"能安抚人心，"他说，"接下来在政策上就会有所变化，然后，经过许多年，在管理和执法上又会有具体的改变。目前，我认为我们已经处于第二个阶段。"的确，胡已经调换了大批官员，用年轻的技术官僚取代老的、不得人心的官员。
但即使胡锦涛公开表示他想把中国领向一个更倾向于德国形式的社会责任国家，崔也不完全满意。"即使是西方左派的政策（如递进税制）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过是应付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种种不平衡，"他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探讨新的贫穷理论，发展一种独立社会，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大的不平衡。"
"虽然看似是反西方立场，崔却承认新左派所主张的大部分的基本理论来自西方：总成本定价（制造商承担产品所引起的环境和健康损害的所有代价），全面财政披露（控制潜在的不稳定金融工具如套头资金），拆除税法漏洞和避税乐园（如瑞士等国家），对专利、版权和版税的新定义（强调他们的生产利用而不是强调所有权人的限制），新的工资方案（强调工资加利润共享）。这些观念即使是西方社会也未普遍接受，但这没有吓住崔。"中国在找回自我，"他说。"我们有新的意向，建设一种新的社会，一种更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