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个周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设立一周年。如何总结自贸区的改革试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继续探索负面清单模式，事关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笔者认为，从深层次讲，中国版负面清单制度在探索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上需加快步伐。正像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上海考察时所说，我们要进行更多的探索，促进在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形成更公平、更开放的环境。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许多区域性贸易安排也采取了这种外资管理模式。这已成为引领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风向。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融入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程度正在逐渐加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以开放促进改革，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积极构建更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政策体系。
在推行“可复制、可推广”的负面清单制度的探索上，目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是简单地“由正转负”，把原来的鼓励类去掉，把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起来，而是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因此，要对各行业各门类进行重新分析评估，尽量缩短清单条目，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否则过于冗长、面面俱到的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无异，也达不到激发市场活力的目的。
其次，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给予外资更多的自由，但是我国并不会丧失对外资的监管权，负面清单只是将传统上的事前监管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一方面，在外资准入方面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有利于促进投资自由化；另一方面，负面清单模式意味着全面开放未来投资监管体制，即使是那些国内尚不存在的产业。这一模式的最大挑战在于，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时，若某一产业没有列入例外或者不符措施，可能会导致其潜在地受到来自外国投资竞争的损害。
第三，目前，我国有关外商投资准入的政策犯规过于繁杂，多头管理、多层次立法、区域差异大、内容欠缺统一性、规范性等问题十分突出。为此，有必要对现行外商投资准入条例重新加以分类梳理，剔除其中重叠、交叉和冲突的政策，并逐步规范、透明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但同时，更大的挑战则在于对外资监管的高水平透明度的要求，即不仅需要按照规定格式提供所有不符措施的详细信息，使用负面清单意味着未来投资监管体制的全面开放，这需要中国做好充分准备。
最后，负面清单的一个难题就是对东道国民资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保护问题。我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投资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但负面清单中列入的行业是有限的，因此，如何制定出既体现我国产业保护的核心利益、又能够对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具有前瞻性的负面清单，并取得经济自由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平衡将是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