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无论就理论和方法的创造还是对国际体系中新出现的现实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方法三个方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作了一个简略的分析和总结，以期引起我国学术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重视。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 经济社会历史方法 国际机制方法 理性选择方法 问题解决方式 意识形态方式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又称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作为国际关系一个分支学科主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

今天盛行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始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冷战后期的国际社会现实变革所作的思考和反应。

就冷战初期的国际关系而言，如下两个事实对于形成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冷战格局的形成及对抗的开始。这种对抗使得权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突出出来。两大阵营的形成使得许多国家为了国家主权的安全不得不加入其中，尽管在安全问题上出现了免费搭车现象，但安全问题仍然是冷战时期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二是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内，建立了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其中，1947年7月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这种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基础。

冷战的现实影响了当时学者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这就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兴起。这时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权力和安全，其中权力最主要是指军事力量，而安全最主要是指领土完整。关于这一点，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摩根索于1948年出版的名著《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States)的副标题"为权力和和平而斗争"(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最好的体现。

现实主义地研究国际关系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在50、60年代具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征：(1)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2)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权力；(3)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相互分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西方的学者们相信，"自由体系明显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巨大增长；因而也创造了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背景，这是今日经济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体系肯定有益于西方集团所有民族经济的共同利益，甚至有益于那些依附性的第三世界"（注：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o(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Boulder,1991.P.3.）。这种信念的逻辑自然是：为了使得共同财富最大化，在自由主义体系中经济活动必须和政治活动相分离。

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社会现实出现了非常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既表现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也表现在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中。

在西方世界，先是英国为争夺大国地位而在生产核武器问题上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后是法国改变了初期完全依赖美国的态度。1960年，戴高乐改变了过去和苏联完全对立的态度，提出"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思想，同时，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法国于1967年撤出北约组织。后来，德国也改变了同苏东国家的对立，实行"新东方政策"，即既要保持同西方的合作，又要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这样，西方世界开始分化，进入70年代，这种分化更为明显。而在东方世界，由于前苏联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东欧各国，也引起东欧国家与苏联矛盾的加剧。先是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就里亚斯特的归属发生分歧，导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其后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的发生，最后终于导致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阵营内也出现矛盾。

对两极世界政治格局的挑战，不仅来自其内部的矛盾公开化，而且还来自外部另一支政治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壮大。50年代中期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推行"不结盟运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且在部分地区加强区域建设，促进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等区域国际制度在促进各自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世界经济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1968-1974年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四件大事。

(1)尼克松冲击，又称美元浮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改变以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黄金折算美元这一布赖顿森林体系确定的规则。这一决定首先在经济上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用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话来说就是，这一决定"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2)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从战后到7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处在美国的保护下，有人把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形象称之为"免费搭车"。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日本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虽然我们不能把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成功完全归之于国际环境，但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日本经济的成长过程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60年代末期，特别是7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之后双方出现了五个回合的贸易摩擦（注：裴默农：《21世纪：太平洋世纪?》，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第一个回合的争吵发生在1968年，即1965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出现了战后首次的3.6亿美元逆差，1968年增至10亿美元，双方进行的争论是关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第二个回合发生在1971-1972年，美、日的贸易逆差增至25.17亿美元，比1968年翻了两翻，双方展开了关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彩色电视机的争论。第三个回合发生在1976年，是年美、日又出现了逆差达38.81亿美元，双方就日本出口美国的小汽车展开了争论。第四个回合发生在1981年，当年美、日贸易逆差达133.2亿美元，双方就日本向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诸如计算机和电讯器材展开了争论。第五个回合发生在1985年。这一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94.85亿美元，占美国贸易赤字1485亿美元的26.6%，双方就日元的升值展开了争论。随着日本和美国之间一轮又一轮的贸易争论，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开始改变了过去对日本的看法，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合作者"和"一个竞争者"。

(3)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1973年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联合采取了一项措施，将石油的价格由每桶的2.59美元上涨到11.65美元。这一行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从中东进口石油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给予了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用经济或资源的力量对发达国家采取的有力的行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只能言听计从的格局。

(4)跨国公司的管理。1974年，加拿大设立了一个"外国投资审查局"，由此来管理美国企业在加拿大的投资。随后，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现类似的机构。这是各国对战后出现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首次作出的官方的反应。

这几件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事件，但对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尼克松冲击"对战后形成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了强有利的挑战；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反映了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矛盾，也反映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经济实力的衰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资源为武器与发达国家进行讨价还价；跨国公司的管理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各个国家不仅从经济上关注跨国公司，而且从政治上开始干预跨国公司。

国际体系中这些新出现的问题既是传统的政治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以往经济学难以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将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解释这些问题的倾向，从而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所以，准确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力图回答国际体系，特别是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难怪有些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究的领域，一些特殊的问题和一系列关于国际体系的假设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体系'，而不是指一种特殊的方法或理论的应用"。（注：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o(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1.）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1.政治学和经济学。

当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开始探讨和解释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时，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学术问题是：在传统的学术界中，政治和经济是彼此分离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为捍卫各自学科的纯正性和独特的传统而努力。

对于政治学的纯正性，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Waltz)是这样认识的：

"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际体系是共存的并且是相互影响的，国家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可以设想的国际体系。沃勒斯坦以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来表明世界体系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但是，主张经济影响政治并不否认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政治结果有政治原因。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然而，说一种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经济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种政治理论能够取代经济理论（注：Waltz K.N.,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P.38.）。"

对于经济学的纯正性和自律性，经济学家瑟罗(Thurow)是这样论述的：

"经济学这门学科作为专业已步入行会之道。这个行会的成员，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都倾向于保持并提高传统的理论，而不是努力去发展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做一些能够解决新问题的事情（注：Thurow Lester,Dangerous Currents:The State of Econom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83,Xiii.）。"

政治学和经济学这种分离状态的结果便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在20世纪被忽视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互分离并且在理论和分析方面彼此隔绝。因而，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分割成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注：J.E.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London:Allen & Unwin,1977,pp.1-2.）。

这样，如何解决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学术传统便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被组织的方式，或者政治无政府状态如何和国际经济合作相协调--政治组织和经济职能的不一致。更为准确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结合（注：Ejorn Hettne(e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Global Disorder,Fernwood Publishing,1995,P.2.）。"

为了从理论上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互分离的状况，也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现实经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开始回朔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

2.政治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西欧，14-18世纪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因为商业逐渐地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基础。新兴的市场经济不但为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且也鼓励以前被教会限制的商业行为。尽管教会仍然通过限制积累控制商业，但人们作为个人不断地要求从教会和联邦国家的社会限制下解脱出来。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新的思想和观念也在不断出现。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哥白尼、伽里略、培根和牛顿的科学探索铺开了道路，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促进了这种变革，最后迎来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这一时期，科学由于能够提供证实真理和废除偏见的方法而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相信，通过发现自然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科学能够将人们从物质的控制和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尽管科学在一开始主要被应用于对自然的研究，但很快就被转向对人类存在的分析，开始是了解人体的物理学，然后是精神。随着对人类行为认识的提高，启蒙思想家开始探讨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们的假设是：假如可以发现人类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法则，那么，框定以及建立理想社会制度就有了科学的基础。这种新出现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的是法国的作家蒙特莱田(Antoyne de Montchretien,1575-1621)，他在1616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论集》(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一书；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的是詹姆斯·斯图尔特(Sir James Steuart，1712-1780)，他在176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为政府鼓励商业提供政策上的建议，其观念和政策被称之为"重商主义"。

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即古典的重商主义、古典的自由主义以及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就学术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而言，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出现的不同学派其实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翻版和修正。尽管"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为复杂也最富有争议的一个概念（注：Staniland Martin,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Caporaso,J.A.and D.P.Levine,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2.），并且经常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但学者们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就是探讨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正如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所说的：

"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经济学们的研究领域（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这样，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就为当代国际关系学者们联结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政治因素)和市场(经济因素)提供了一种理论出发点。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她那本开创性的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直接称为《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States and Market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吉尔平教授那本风靡全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书名便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源于对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的解释，所借助的又是西方19世纪以前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当代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如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以及国际新秩序)，所出现的理论自然也是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翻版或修正。

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的思考，所以问题解决方式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关于这一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在第六卷《国际政治经济学年刊：新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Volume 6: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中曾明确地指出：

"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多地被学者们作为一个关于研究什么(what to study)，而不是关于如何研究(how to study)的领域而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指一个探究的领域，一些特殊的问题，以及一系列关于国际体系的假设和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体系，而不是指一种特殊的方法或理论的应用，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系列问题"这样的观念现在已被广泛地为这个领域的一个正确的特征（注：Craiy N.Murphy,Roger Tooze(eds.),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1.）。"

罗伯特·吉尔平在谈到为什么借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时也认为：

"我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简单地是指一系列问题，通过将分析方法和理论探讨折衷起来来考察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国家和市场这两种"决定人类关系的两种根本不同方式的矛盾"极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历史进程，同时也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注：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14-16页。）。"

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主要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按照有的学者的总结，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注：Thomas D.Lairson and David Skidmor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93,P.9.）：

(1)政府和国内的利益如何影响对外经济政策?

(2)如何理解政治领导人以及政治制度管理和操作市场的方式?

(3)政治权力和国际制度在框定贸易流动和资本转让的条件方面起么样的作用?

(4)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能力是如何影响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5)南北发展差距的根源在哪里?

(6)国内和国际因素是如何影响发展战略的选择?

(7)国际合作的根源和阻力是什么?

(8)国际经济竞争的特征是如何变化的?

(9)如何解释不同的发展战略的成功与失败?

(10)富国和穷国的政治利益是如何影响外援的成功?

(11)如何理解南北在对外投资和借贷条件方面的讨价还价?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解决方式，其实就是围绕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以上诸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将国家和市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可以回溯到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以前，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主要有三种学术传统，一种是重商主义的学术传统；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学术传统；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尽管这三种学术传统在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探讨的主题都是关于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号召政府对市场进行管理，以便于使得本国获得特殊的利益；自由主义主张推动贸易的发展，使得世界财富获得增长，从而各个国家都受益；而马克思主义则相信，资本主义体系(国内的和国际的)使得经济结果只有利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阶级。

在以往这些将国家和市场结合起来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也出现了三种相应的思潮，即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注：Bjorn Hettne(e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p.8-9.）。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主要有两大流派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相互依存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和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15)(注：Thomas D.Lairson and David Skidmor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P.9.)，一种最适应的经济是世界市场，所有其它安排，诸如区域贸易安排都是次好，区域安排是世界市场的垫基石而不是绊脚石。按照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变化就是从一种仍然受政治因素左右的不完全世界经济转化成完全的、一体化的和自我调节的世界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有两大理论，这就是著名的依附论(dependence theory)和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这两种理论都假定，在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存在一种结构，这就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是资本积累速度快、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地区，而边缘地区则是指资本积累速度慢、劳动力密集型的地区。这种结构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得以持续的基础，而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的"不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得以延续的动力。在这种体系和结构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继承重商主义传统并对其加以修正的理论主要是国家主义理论(statist theory)，或称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或称经济现实主义(economic realism)。这种理论主要吸收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观点，即不但重视国家，而且也重视非国家因素；不但重视军事力量，而且也重视非军事力量。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集中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由于现实主义流派"采取了折衷的和实用的方式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因而)使得它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中最有活力的核心部分，而且也是三种传统中最为漠糊的"（注：Bjorn Hettne(e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9.）。

当然，这些理论并不能穷尽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和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在继承19世纪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来解决当代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鉴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对现实的关注，明确国际政治经济学各种研究范式(参见下图)的差异，对于我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这门学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针对国际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在古典自由主义、古典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出现了三种研究方法：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国际机制分析方法和理性选择方法。

(1)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

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引起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认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85年出版的第一卷《国际政治经济学年刊》(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V.1)讨论这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应走向何处时，在一篇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它是什么以及我们在哪里寻找概念和理论?"的文章中，就有学者主张，"大量已经发表的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概念和理论"（注：W.Ladd Hollist and James A.Caporaso,"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What Is it and Where Do We Turn for Concepts and Theory?"载于W.Ladd Hollist and F.LaMond Tullis(eds.),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Volume 1],Westview Press,1985,P.40.）。今天看来，经济和社会史的研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建富有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有：波拉尼、戴维斯、奇波拉、布罗代尔、格申克龙、沃勒斯坦、莱恩、诺斯、吉尔平（注：他们的代表作有：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44;Karl Polanyi,Arensberg and Pearson,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1957;Davis,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cs,1973;Cipolla,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1970;Fernand Braudel,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t Capitalisme,1967;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6;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1974;Frederic Lane,Profits from Power,1979;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981;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进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社会革命、霸权国家的兴衰、战争以及不平等发展等进行研究。比如世界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主要是依据这种方法来探讨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

其二是比较社会史的研究，与经济和社会史偏重于国家和市场的研究有所区别的是比较社会史的研究更多偏重国家和阶级制度的研究，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摩尔、埃森斯达特、霍布斯邦、茹弗内尔、梯利、C.梯利、埃德森、斯格波等（注：他们的主要代表作有：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1966;S.N.Eisenstadt,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1966;Hobsbawn,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the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1963;De Jouvenel,On Power:Its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Growth,1968;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1975;C.Tilly,L.Tilly,and R.Tilly,The Rebellious Century,1830-1930,1975;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osolutist State,1974;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1979.）。

(2)国际机制分析方法(International regime analysis)。

这种方法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非常盛行的一种方法，它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理论，但也被融入其他理论体系中，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中，因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方法。对这种方法给以理论上清晰表述的有普查拉(Donald J.Puchala)，霍普金斯(Raymond F.Hopkins)和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国际机制进行了表述，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谈国际机制。

但是，无论是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倾向于现实主义，一般都把机制定义为一个体系内限制、规范并且使其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的一系列规则、规定、章程或者程序，离开这些规则、规定、章程或者程序，其参与者的行为就被这个体系内的其他参与者看做是不合法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普查拉和霍普金斯在一篇题为《国际机制：归纳分析的启示》的文章中对国际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的定义是，"所谓机制是指行为者期望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定以及程序。这些原则、规则、规定以及程序主要用来一个系统内的政治行为，并且赋予其意义。因为每一个政治体系，无论是联合国、美国、纽约市，还是美国政治学会，都有一个相应的机制。机制限制参与者的行为并且使其正常化；影响参与者决定哪些问题应该列入议事日程，哪些不应该；决定哪些活动是合法化的或被谴责的；并且影响是否、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解决冲突"（注：International Regimes: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in George T.Grane and Abla Amawi,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66.）。

从国际机制的特征来看，首先，国际机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国际机制的存在主要是作为参与者对合法化、合适或者道德行为的一种理解、希望以及信念。其次，一种国际机制包括恰当的决策程序网络。人们在确定一种机制时，不仅要依据一个主要的本质性的规则，而且还要考虑这些规则所能适应的更为广泛的规则。第三，描述一种国际机制一定要包括它所支持的主要规则的特征，同时也包括那些显示正常或异常的行为的规则。第四，每一个机制都有许多精英，他们是机制的实践者。尽管国际组织、跨国组织，有时国内的组织在实践上以及合法性上是国际机制的参与者，但民族国家的政府是许多国际机制的主要官方成员。当然，机制的参与者主要是官僚机构或者是作为这些官僚机构的个人，这些机构和个人通过发明和维持某些机制来主宰国籍关系的问题领域(issue-areas)。第五，一种国际机制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每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领域之中，在那里，有非常明晰的行为规范。在那些行为有规则的地方，一定存在某种规定、规则或章程来解释它。

国际机制分析方法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非常盛行的方法。自由主义者将之用来分析诸如殖民主义、食物、国际经济机制、国际贸易机制的变化、国际石油机制的变化、国际货币机制的变化、霸权稳定以及相互依存，而现实主义则将之用来分析第三世界对国际机制转化的要求（注：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pp.283-296.）。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这个概念可以是相对狭窄的和精确的，也可以是非常折衷的。就狭窄意义上而言，机制可以是一些明确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是在国际会议上由政府同意的，并且通常是和正式的国际组织相联系，……比如在布雷顿森林同意的国际货币机制"（注：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pp.246-247.）。但机制这个概念可以是更为折衷的，它不一定非的与非常明确的规则相联系，它也可以用来分析世界政治中那些没有明确规则的事件。总之，"国际机制这个概念可以为世界政治中的变化提供一种前后一致的分析"（注：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P.247.）。

(3)公共选择方法。

与国际机制分析方法一样，公共选择方法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颇为盛行的一种方法，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理论。这种方法最初起源于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为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盟行为所作的经济分析。这个模型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产品(public goods)问题。这个模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被人广为称颂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奥尔森等人于1966年发表在《经济和统计评论》的文章"联盟的经济理论"（注：Mancur Olson,JR.and Richard 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XLVIII,No.3,August 1966.）和弗雷于1984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文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观点"（注：Brund S.Frey,The public choice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XXXVIII,1984.）。

公共选择，有时称为"政治的经济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按照一般的定义就是"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的理论"（注：Robin Lynton,Introducing Political Science:Themes and Concepts in Studying Politics,Longman,1985,P.93.）。换句话说公共选择就是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分析政治过程，力图将"理性人"或"经济人"的范式扩展到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特点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注：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pp.220-221.）：

第一，个人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逻辑起点。这种分析假定个人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是理性的，即每个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因而每个个人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第二，个人的行为可以通过分析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来解释。也就是说，个人得偏好被假定为是持续的，而且个人被假定能够依其便好偏好比较选择各种相互替代的方案，实现其最优选择；

第三，公共选择强调分析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即任何理论假设和命题都是可以在实际研究中得以检验，即结论必须产生一个能经受经济或政治检验的命题。

公共选择方法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非常盛行的一种分析方法。学者们主要将其应用于公共物品分析、联盟和搭便车现象、政治经济模型、关税和贸易限制、国际组织，等等。著名经济学家布鲁诺·S弗雷认为："公共选择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巨大的并且富有价值得贡献。这一研究方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些新的观点，应该引起那些力图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关系之间架起桥梁的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关注"（注：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eds.),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Reader,P.229.）。公共选择方法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具体意义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注：同上书，第229-231页。）：

第一，公共选择方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即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一般的政治问题。这并不是说，公共选择方法比其它方法优越，而是说它能够解释国际政治学的某些方面；

第二，公共选择分析的优势在于，这种分析基于一个明确的和统一的人类行为理论，同时也基于一个能够进行理论解释和经验证实的技术工具；

第三，公共选择分析集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特别的方面，它能够分离出一些相对简单的关系并使得对这些简单的关系的分析成为可能。高度的抽象使得公共选择在一些复杂问题领域能够得出真知灼见的分析；

第四，因为公共选择强调对现实的研究，所以它派生的命题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检验的；

第五，公共选择是跨学科的，这个词的特殊意义在于，公共选择综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和政治方面，但使用的却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研究方法。

以上是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方法所作的简略的分析和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其发展动向值得我国学界密切关注，我们应共同努力，为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