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本文以武汉市为例，从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基本上处于社会的边缘，其弱势的社会特征往往使得他们在择偶问题上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困扰困境。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就新生代农民工择偶难题的现状、原因、对策进行探讨，以期他们在城市健康、幸福的生活。

一、择偶问题现状

此次调查，我们随机发放了3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4份。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在受教育水平上，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0人，仅占7%；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07人，占73%；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有57人，占20%。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大部分受访者只能在一些建筑、加工制造、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普遍的工作特点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工作强度大、工作空间狭小、时间长、收入低、加班为常态。总体上，他们从事的职业都较低端，男性大多从事一些初级体力劳动或从事个体小买卖；女性大多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一方面，由于收入少、没住房，他们之中的未婚男性难以得到女孩子的欢心，在择偶市场上缺少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中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女性，由于自身的农村户口，加上无论是家庭还是自身经济地位的低下，往往容易受到经济条件稍好的男方家庭成员的歧视。总之，无论是对于他们中的男性还是女性来说，时时困扰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苦闷，是职业环境等各种因素束缚导致的择偶困难。

二、择偶难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原因

1、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阻隔引起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困难的根源，是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这种受到制度性安排和社会结构阻隔形成的障碍，让他们很难取得城市户口，也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保障政策，造成在住房、就业、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极度弱势化、边缘化。[1]他们与城市当地居民往往分居于不同的地区，形成类似于“城中村”的贫民区。从城市当地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难以沟通和交流的对象；就他们自身而言，城市居民楼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领地。他们大多维持着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择偶网络的拓展与延伸。可以说，户籍制度形成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阻碍，造成了他们难以获得正常的经济、政策、氛围等支持，从根本上造就了不利于他们择偶的社会环境。

2、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目前依附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上的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当地居民有区别地分离出来，导致这一群体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只能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2]比如受访者中占33.2%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武汉生活了10多年，但就是不能获得武汉户口，只能在武汉长期打工暂居；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武汉当地孩子一样获得同等的教育；由于缺乏住房保障支持，96.5%的受访者没有能力购买武汉的住房,有的甚至不具备条件去租住一个可以进行简单家庭生活的空间，这一切无疑会让他们在择偶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

（二）微观原因

1、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得的悬殊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他们始终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造成他们在择偶市场上缺乏优势。调查中，8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经济收入虽然与家乡相比有所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从事的工作劳动环境较差、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报酬却相对低廉，导致其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严重边缘化；另外，74、2%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远隔家乡，他们在城市中不再有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在资源获取和发展机会方面，与城市居民存有较大差距，在城市中社会地位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新生代农民工居住与工作环境的不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居无定所、流动性大。在我们的284位调查者中，只有10位受访者在武汉买了自己的住房，其他人大多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与同事或老乡在外面集体租房住。这些受访者中，只有37人，约占13%的人与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其余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与工作单位形成稳定的、合法的雇佣关系。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房与稳定的工作单位，导致了他们周边异性的不确定，给他们的择偶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他们遇到称心如意的异性的概率极低，另一方面职业的流动性也决定了他们很难有稳定的收入，势必影响到其感情的发展和维系，他们的择偶大多很难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3、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与职业技能差异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多数的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从小接受的是地方民族语言教育，汉语水平普遍不高，与外界只能限于一些简单的语言交流，大多从事一些个体买卖，如路边干果摊、羊肉串摊、饰品摊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受访者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学习能力较差、在城镇缺乏技术培训的机会，很难在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尤其是他们中的男性由于工作差、待遇低、非城非乡的身份，在择偶方面竞争力较低，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

4、农村与城市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城市现代择偶观的影响，他们更加倾向于自由恋爱，择偶的标准也呈现出自己做主的多样性，但来自于多方面的现实压力让他们的梦想难以如愿。一方面，现代的城市择偶观对他们有着难以抵挡的冲击，他们极度地向往城市婚姻，但是自身微博的经济收入难以支付城市巨额的婚恋花费。另一方面，农村传统的“早娶媳妇早抱孙,早抱孙子早享福”婚恋观念给适龄新生代农民工造成沉重、苦闷的择偶压力。现实的盼望与长辈的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严重地制约着绝大多数适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自主性，他们难以在城市择偶成功，又不愿回归农村接受父母的安排。

三、建议

（一）循序渐进地改革户籍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要冲破择偶问题遭遇的不公平阻碍，真正融入到城市，制度改革是根本。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淡化身份边界,让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异不断缩小，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各种影响择偶的不公平制度。[3]一方面可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社会保险等各种功能,让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照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另外，还可以试着以条件准入逐步放宽户口迁徙,最终实现流动人口的自由流动。

（二）构建分类分层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让他们享受与市民平等的福利待遇，可以消除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择偶障碍。[4]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地位，消除他们择偶制度上的不公平性。比如在就业方面，可以建立平等的城乡居民就业制度，为外来人口就业创造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基本待遇，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和生存质量；在义务教育方面，流入地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措施，保障留守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另外，可以根据外来人口在城市不同的工作周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一些生存轨迹以城市为重心、有固定住所、工作收入较稳定的外来人口，有留城倾向和条件的，可以为其争取落户；对于生存轨迹以农村为重心，处于流动状态的外来人口，要完善与其工作周期相适应的工伤、失业保险以及大病医疗等救助制度，实现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三）建立开放的社会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的封闭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范围，要改变他们择偶范围狭窄的状况,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生活环境，引导他们与别人之间建立一种互动的人际关系。[5]他们所在的企业可以组建免费的职工俱乐部，给他们创造更多与异性结识的机会；还可以与其他企业联手，举办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帮助他们拓宽在城市的社交网络，为其择偶创造机会和条件。当然，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问题，主要还是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只有他们积极主动的融人城市生活，在原有的社交基础上扩大在城市社会的交往范围，才能增加与异性相处的可能性，拓宽自己的择偶网络。

（四）加强文化知识的再教育与职业技能的培训

目前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文化技术水平和能力素质不是很高，很难适应高新技术企业的用人需求。因此，一定的的职业技能、文化培训，是增强他们在城市社会生存、发展能力的根本出路，也是他们在获得内在能力和素质，增强择偶竞争力的重要渠道。输入地城市政府可以制定税费减免、培训补贴等措施，扶持与鼓励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连续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输出地政府可以给一些公共机构提供资金补贴，为失业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中短期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应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着重培养其文化素质；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自立自强,要主动接受各类教育培训。只要他们工作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经济收入，生存实力增强了，择偶方面的竞争力也就随之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只有体制上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上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社会生活环境方面拓宽其择偶网络，并且在职业上提供给他们更多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才能扫清其择偶方面存在的制度障碍、政策障碍及素质障碍，解决好他们当前的择偶难题。

[参考文献]

[1]王春光.农民工在流动中面临的社会制度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4).

[2]刘玉侠，赫林.农民工社会保障地位的边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J].学术交流，2008（7）.

[3]赖广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J].中国职工教育，2011(9).

[4]王珏.浅析农民工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新农村，2010(11).

[5]王国防.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探析[J].商情，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