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多年研究东亚国际冷战史和印度支那战争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学术界对老挝问题的涉猎和认识甚为不足①。原因有三：首先，老挝无论在东亚冷战还是印支战争中都不是主战场，尽管曾经一度为大国争夺的焦点，但老挝危机毕竟历时短，影响有限，因而总体上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其次，除了美国外交档案外，有关老挝的其他史料较缺乏，故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颇受局限;再者，囿于史料开放的局限，国内外研究多偏重于美国和老挝的关系②，在视野和观点上都具一定程度的单边性、片面性。近年来，前苏联和中国外交档案的陆续解密，为我们继续深入和全面探讨冷战中的老挝系列问题开辟了新天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国新近开放的外交档案，比照美国外交档案，分析1954—1957年间中国为什么而且如何为争取老挝中立而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从而展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东西方在东南亚激烈争夺的历史场景，以此加深我们对东南亚国际冷战史的认识。
一 中国争取老挝中立的重要意义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老挝的战略地位在越南人民军两次进军老挝，发动上寮战役和奠边府战役，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后逐渐凸现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老挝是越南共产党力量能够冲破法国帝国主义防线的薄弱环节，是越南人民军向越南南方进军夺取胜利的迂回通道，也是中国巩固南部边疆安全、增强对越援助的前沿地带。而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老挝是东南亚的“瓶塞”，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防止东南亚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关键所在，是美国反共反华战线的重要一环。因此，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已经开始为争夺老挝而进行激烈的外交斗争。美国不断设置障碍，试图拖延或中断会议，造成会议无果而散，同时准备介入印支战争，力争把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纳入西方反共军事同盟的保护范围，而中国则针锋相对，尽一切努力促使会议能够迅速达成某些协议，争取印支三国获得真正独立、中立和非军事化的地位，推动印支地区的和平。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支和平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越、中、苏提出印支全境停火，越、老、柬三国问题不可分割，政治问题必须与停战问题同时解决，美国必须停止运送武器弹药到印支;而法、美、英则坚持军事与政治分开，只讨论越南的军事停火问题，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作单独问题讨论，认为这两国主要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坚决支持西方国家的立场，强调老挝只有越军“入侵”的问题，没有政治问题。
为使讨论印支和平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中、苏、越三国决定以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一个突破口，即政治上尊重老、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军事上承认在老、柬有越南志愿军作战，并打算撤出，以此换取谈判对手在越南问题上的更大让步。中国方面还要求，老挝和柬埔寨不能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而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而是希望两国成为像印度、印尼和缅甸一样的中立国家。为了分化法国和美国关系，中国方面也提出，愿意看到老、柬成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国”[1]。这些妥协的建议和要求得到了法、英的赞同，使得谈判显露曙光，取得进展。但老挝能否中立无疑还要取决于老挝王国政府本身的态度和立场，取决于老挝对中国和越南的疑惧能否消除。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对老挝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①。会议初期，中国坚持视印支三国问题为一整体，引起老挝王国政府代表的不满和抵触。中国方面通过与各国代表的广泛交流，很快认识到，印支三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明显不同，而且老挝王国政府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这使中国对老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应该严格地以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尊重其独立、统一和国内制度。6月15日后的一个月内，周恩来总理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培·萨纳尼空私下进行了三次坦诚的会谈(分别是1954年6月21日、7月14日和7月18日)。经过这些会谈，中国方面对老挝国情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对老挝接受美援、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且加入美国军事集团的担忧，对老挝要求中国尊重老挝的统一和《法—老协定》、保持最低限度的自卫武装等政治诉求也更加体谅，因而对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变得更加灵活。
老挝方面也因中国释放善意而对中国的态度从敌对、怀疑转变为友好、和解，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获得了中国尊重其独立和领土主权、不干涉其内政的保证，由此转而积极支持和配合中国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努力，反对美国准备暗中扩大战争的政策，明确表达了在老挝恢复和平后将成为中立国家、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的愿望。此外，周总理还精心安排了老、柬代表团与越南代表团在中国代表团别墅举行非正式会晤，三方代表以法语交谈，互道过去相识之情及同学关系，在热烈气氛中对会议的争端问题直接交换意见，使老、柬对越共的敌意得到了缓解[2]。
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最终在7月21日签订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确定了恢复印支和平的安排。这一成果显然得来不易，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它具有十分重大的象征和现实意义。首先，在当时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中，“零和竞争”是双方共有的逻辑，会议能够达成协议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大胜利，达到了挫败美国企图破坏会议的目的，抵消了在朝鲜问题上无果而终的不利影响。再者，中国争取老挝中立、非军事化的地位，防止老挝成为美国反共反华的军事基地，不仅维护了老挝的主权独立和完整，而且在法律上保障了北越和中国南部的安全，也有益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另外，中国在争取老挝独立和中立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地位、影响和风范，显示了周总理的外交才能，使得老挝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开始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亲密感，为日内瓦会议后中老改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确保老挝走向中立。原本亲西方的培·沙纳尼坤在协议达成后的第二天，即特意拜访周恩来，高度赞扬他的贡献，称：“日内瓦谈判是一件很重要的和很微妙的工作，在这工作中，总理阁下以和解和谅解的精神作了有效的努力，因而印度支那的和平才能得以恢复。我们要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3]
他还表示在老挝与中国建交后愿意第一个出任驻华大使。然而，日内瓦会议后，由于美国强势介入印支事务，中国要落实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切实保证老挝中立，巩固北越和中国的安全利益，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 中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
日内瓦会议后，中共中央即判断，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中国的政策[4]。1954年9月，美国策动八国达成《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使中国更加确认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因此在东南亚地区全力开展反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和平外交斗争。中国在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原则，以及表现出求同存异、友好合作精神，赢得大多数赞同和平中立主义的亚非国家的好感和支持，这又
使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对美国“文打”的信心。
老挝的中立很快在美国的强力干涉下成为一个瞩目问题。老挝王国内部亲西方势力强大。国会中的主要政党，如1954年9月出任首相的卡代(KatayD.Sasorit)领导的进步党和外交大臣培·萨纳尼空领导的独立党都依靠美国经费扶持，而民主党则得到法国的撑腰。在寮国战斗部队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集结于与北越接壤的桑怒和与中国接壤的丰沙里两省后，老挝王国政府即在美国武器装备和美、泰军事人员的帮助下，不断地进攻桑怒和丰沙里，至1955年底，已控制了两省总面积的27%左右的土地。不仅如此，老挝经济发展落后，财政困难，长期依赖法国的帮助，故此在国家完全独立后仍然需要大量外援，而王国政府决定接受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11月美国援外事务署已开始进驻老挝。1955年2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抵达万象对老挝作短暂访问，同老挝王国政府主要官员正式商讨了美国援老计划[5]。之后，美国对老挝的援助不再经由法国，并且从法国手中接过了老挝的货币发行权。中国方面已注意到，美、日、泰的货物已迅速占领了95%的老挝市场，在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的老挝国家预算中，军事和行政开支为15亿余元老币(piastre)，但国家收入仅有1.5亿元，赤字全由美国的3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和600万美元的非军事援助来填补，美国的势力和影响已明显地取代法国。老挝于年2月第一次派遣了观察员到曼谷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万象电台广播声称：“老挝王国政府决定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6]
更严重的是，按照日内瓦会议协定的规定，老挝定于1955年进行全国大选，组建新政府。但1955年12月底，卡代政府在跟苏发努冯领导的“寮国抗战政府”(简称巴特寮)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便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将桑怒和丰沙里排除在外。大选结果，卡代的进步党夺得国会39个议席中的19席，培·沙纳尼坤的独立党10席，民主党4席，联合党2席，无党派4席，亲美派掌控了国会，这显然符合美国的预期，故此令美国甚感满意[7]。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看来，老挝的选举是片面的，是破坏日内瓦会议协定的举动，《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进行了谴责[8]。负责监察和监督老挝中立的“老挝国际委员会”成员国波兰代表表示，不承认选举的存在[9]。
不难看出，老挝国内形势日益朝着倒向美国的方向发展，老挝中立由此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然而，卡代最终因得不到2/3国会的支持而没能组成新政府。1956年3月21日，主张中立主义的富马(SouvannaPhouma)出任老挝王国首相。5月初他在接受法国共产党《人道报》记者采访时用书面形式郑重地答复：老挝不打算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新政府愿意与苏发努冯进行和谈，希望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化关系，欢迎中国和苏联的援助和贸易[10]。这又使社会主义阵营重新看到了争取老挝中立的希望。
“老挝国际委员会”的波兰代表随即建议范文同邀请富马和苏发努冯到河内会谈，认为富马组阁后，如果寮国政权统一到王国政府中去，老挝可能走向中立。中国则考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富马领导的老挝建立友好睦邻关系，以此作为争取老挝中立、减少美国对老挝干涉的重要手段和目标，首先的举措便是邀请富马访华，以增进中老之间相互了解。
中国外交部于1956年4月下旬分别通过印度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来试探邀请老挝政府首脑访华的反应。4月29日，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L.K.Nehru)告知周恩来，在两日前已通过印度驻老挝代表转达了中国的意向，老挝首相富马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但须同他的同僚们商量。得悉消息后，周恩来马上以总理名义向富马发出了访华的正式邀请①。越南方面对富马访华之事极为关切，认为事关苏发努冯和富马谈判的准备工作，因此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能及时通告富马是否应邀访华的情况，以利于越方对巴特寮会谈的部署。越方还建议中国也能邀请在老挝政坛上颇具影响的王太子西萨旺·瓦达纳(SavangVatthana)随同富马访华。中国方面接受了北越的意见和建议，同意今后关于争取老挝、柬埔寨的工作将注意同越方取得更加密切的联系[11]。
老挝人深知美国反对老挝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立场，故此富马于5月31日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访华问题。几乎所有部长都赞成，认为访华符合老挝的中立政策和适合于当时的形势。对此，波兰代表分析：老挝政府之所以决定访华一事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中国是强大的邻国，老挝愿意首先接近;第二，迫切解决老挝的经济需求，富马政府计划发展工业，增加出口，以弥补预算的赤字(5亿老币)，但美援和法援都不能为开发老挝资源提供帮助，而且由于吴庭艳的南越政权控制了湄公河下游，给老挝的出口运输制造了不少困难，因而老挝打算修建一条从万象通达北越宜安港口的250公里铁路，开辟一个新的出海口，这无疑需要中国和北越的支援;第三，老挝王国政府希望同中国和北越直接商讨巴特寮问题。根据这一分析，中国方面进一步意识到：富马访华不仅可直接打开中国同老挝的关系，促进老挝和平中立，同时对扩大亚洲和平地区，影响泰国和南越，打击美国侵略势力具有重大意义[12]。
但由于美国千方百计的劝阻，富马政府迟迟未给中国政府正式回应。直到6月18日，富马才发出了接受访华邀请的复函。7月3日，周恩来在收到富马的复函后，立即回信富马，希望他8月初成行，双方将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寻求老挝问题的政治解决，并试探富马是否愿意在北京同苏发努冯会谈。周总理还要求中国驻越大使罗贵波将给富马的复函全文抄告胡志明[13]。为支持中国和北越争取老挝和平与中立的外交努力，苏联于6月30日承认了富马的老挝王国政府。美国见无法阻拦富马访华，便要求老挝政府在解决巴特寮问题之后才出访[14]，以期拖延富马访华计划，同时防止中国插手巴特寮问题。在美国的压力下，富马于8月1日安排了和苏发努冯在万象会谈。但出乎美国人预料的是，双方很快在一周内便达成了初步协议，发表了联合公报。8月8日，富马即确定在8月20-2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在回国途中顺访北越两天。美国方面十分不满，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不要对中国做出任何承诺[15]。老挝接受了美国这个要求。于是，富马在访华初期一再向中国表示，他的访问只是“礼节性的访问”，是“亲善的访问”。双方会谈时，周恩来主动向富马提出，中国愿意帮助老挝进行建设，愿意给予无偿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可以由老挝再派经济代表团来华讨论具体问题。富马十分感动，但回应说老挝政府先要考虑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将把中国的援助放在适当的地位，目前提不出具体要求。周总理还问起，以后中老两国的联系是否仍通过印度，富马说暂时仍通过印度，希望将来建立中老两国间的无线电联络，并说老挝也要和河内建立这种联系。富马向周总理提出了访问老挝的邀请，但又称年内难以实现，因万象好的房屋大部分被国际委员会占用，无法接待。尽管如此，在中国热情款待下，老挝领导人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希望建立中老友好关系的真诚。
毛泽东在富马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便接见了他。会谈中，毛泽东向富马保证：“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我们一定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支持你们，这对双方都有利。”[16]老挝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中国政府特意安排他们前往北京、沈阳、上海、武汉和广州，着重参观工业区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展现中国大江南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富马在结束访华行程时发表了《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公报》，其中重申：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不缔结任何军事同盟，只要老挝的安全不受到威胁，并且除日内瓦协议规定的以外，不允许在老挝的领土上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他还提到，在中国给予老挝经济援助问题上，老挝已经邀请中国政府派人到老挝去研究实际情况[17]。
富马回到万象后一再表示，老挝与中国和北越一向存在的传统友谊得到了恢复，并多次高度评价说，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印象极为深刻。老挝王国政府领导人的这些表态，使得正在忙于促进泰国和老挝签订双边军事协定以制约中老关系发展的美国深感不安[18]。
中国对富马访华的成效作了一个即时评估，认为富马在八天访问中增进了对中老关系的理解，中国的隆重接待对老挝代表团产生了积极影响，达到了一定效果。据此，中国建议越南方面在同老挝的关系问题上能采取主动，逐步把留驻老挝两省地区的少数越南同志撤回国内，消除老挝政府指责越南干涉内政的借口，以阻止美国势力的扩张，同时，争取越老关系正常化，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老挝的影响，从而能够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解决老挝本身的民族统一问题[19]。中国外交部将这些看法迅速转告了苏联和胡志明。北越采纳了中国的意见，使富马在访越的两天时间里获得了“良好的结果”，他很高兴地向北越领导人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老挝和越南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20]。到1957年中，越军大部分已撤出老挝，只剩200名干部，其中在巴特寮中央留有1名越南干事委员[21]。
三 中国对老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为了制止富马政府与中国越走越近，美国方面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无限期拖延”富马在访华公报中对中国的承诺：一是加快建立泰国与老挝的军事同盟关系;二是在老挝的国会和内阁中加强限制富马权力的亲美势力，从内部破坏富马邀请中国外交使团访问老挝的计划;三是给老挝人造成一种老挝经济上离不开美国的印象，让老挝政府放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想法[22]。
在美国的阻挠下，富马政府很快在中国经济援助问题上产生了动摇。老挝高级官员随后访问泰国时公开声称：尚未考虑接受中国的援助，美国现在仍是老挝的朋友，而且照常援助老挝。在195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老挝王国政府内部一直就中国援助问题发生激烈争执。至1957年2月，富马明确向波兰代表表示，鉴于接受中国援助将可能导致美老关系紧张，而且巴特寮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因此老挝王国政府要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才能考虑中国援助一事。波兰和巴特寮对老挝政府“犹豫不决、出尔反尔”的态度极为不满。波兰代表一直认为，经济援助对决定老挝的中立问题，比建立外交关系更为有效，因而利用“老挝国际委员会”成员国身份积极推动富马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并且强烈主张中国政府采取主动行动。巴特寮也全力逼迫富马下决心接受中国援助，苏发努冯甚至在同富马政府和谈中把必须接受中国援助作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中国方面却能理解老挝王国政府谨小慎微的态度，感觉老挝的担忧有其理由，即：害怕社会主义阵营趁机输入共产主义，又怀疑中国援助不足以解决老挝的财政困难，反而得罪美国，一旦美援被切断后将引起老挝在财政问题上的更大困难。故此，中国方面认为波兰和巴特寮“急于求成”的态度是不策略的，不但会引起富马和其他老挝人对中国和苏发努冯本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而且会使亲美分子利用此事来制造麻烦，以阻碍和破坏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方面乐观地认为，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老挝向中国提出援助要求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罗贵波将中国政府关于援老问题的看法转达给了波兰代表团和巴特寮，请波兰代表和苏发努冯不必再向富马提出关于中国援助问题，以缓和老挝国内因中国援助问题而引起的紧张气氛[23]。
老挝王国政府尽管不愿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但仍试图维护与中国刚开启的友好关系。1956年10月初，代理首相卡代致函周恩来，主动要求落实北京签订的《联合声明》中有关开展两国之间睦邻关系的边境地方联系的决议①。这似乎有点出乎中国政府意料之外。于是，外交部紧急责成云南省外事处实地调查中老两国边境地方当局互相来往情况，并提出具体的做法和意见。同时，中国方面认为，越方对老挝国情较熟悉，因此也通过中国驻越使馆，向越方了解老挝情况和征求看法和建议[24]。中国方面打算先了解中老边境有关情况，拟出方案，做好准备后，再回复老挝王国政府。
未等中国政府回应，老挝内务部长早已指示和授权琅勃拉邦、琅南塔、丰沙里几个上寮省省长，可以跟中国边境地方当局直接交往。老挝上寮省反响热烈，尤其是丰沙里。11月初，丰沙里的地方当局便通过中国边民，急于询问各种事项，如：可否与中国边防军共同查界、书信往来，可否帮助修整通至中国道路、准备发展经济往来，或者可否互派官员驻扎。1957年1月丰沙里省乌德县长先后两次派人送信给云南易武县，迫不及待地要求和当地官员会晤。2月，乌德县王国部队又先后四次派人至云南江城防区，强烈要求与中国边防军会晤。丰沙里是老挝最北端省份，巴特寮的两大根据地之一，当时寮国战斗部队约有2000人控制着该省部分地区，因此丰沙里实际上有两个政权并存，而且寮国战斗部队曾多次在云南易武一带进行训练。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对于中老边境地方联系显然颇为迟疑，但最后决定：双方先展开边境县级地方当局的经常性接触，可讨论有关界务、边民间经济来往、边民纠纷、出入境管理等边境涉外问题。半年后，1957年4月17日，周恩来正式复信老挝王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已通知了云南省有关地方当局，同意他们同老挝边境地方当局建立交往和友好联系，以进一步促进中老两国的睦邻关系[25]。
1957年5月中旬，西双版纳州勐腊版纳长召龙西里和勐腊驻军团政委丁锡武，与老挝丰沙里省乌德县县长刀文顿和驻军指挥官，在易武举行了首次会晤。老挝代表团以乌德县长为首共7人，随从19人，先后在西双版纳州逗留了8天。根据云南地方政府后来向外交部汇报的资料，老挝地方代表团访问期间，勐腊县都精心组织各族人民沿途热烈欢迎，并安排宴会、晚会、座谈、个别交谈、参观小学、企业、机关、部队及图片展览、在群众中进行广播宣传等多种活动，接待热情周到，使老挝人深感亲切，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与勐腊代表建立了感情，老方代表在离开易武时依依不舍，有的人甚至动情落泪。在双方会谈中，中方详细解释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而老方则提出了几个具体建议：(1)建议今后乌德与易武、猛奔与勐腊、猛信与孟(合羽)之间建立定期关系;(2)要求中国方面提供援助或卖给老挝三地(猛乌、乌德、猛奔)粮食和猪肉;(3)要求中国放宽边境小额贸易以及边民互换粮食、牲口及其他必需品的限制;(4)要求共同剿灭或引渡扰乱社会治安分子，互相引渡犯罪的逃兵;(5)建议双方对出入境的边民发给路条并加盖证明;(6)建议双方巡逻兵在国境上相遇时互相敬礼，并可互相帮助，如越境饮水、用饭等。中方除了适当解释回绝了第六条外，对其他要求表示愿意考虑[26]。
12月，老挝琅南塔省召猛也向勐腊提出会晤要求。经外交部和云南省委批准，此次会晤计划于次年1月底在云南的尚勇举行，由勐腊版纳长偕秘书、随从3-5人代表出席，规模略低于易武会晤②。中老双方的地方交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消除了两国人民之间隔阂，增进了理解和友谊，使两国边民在交往中都获得了实际利益，一年内边境市场交易额达到了6万元人民币。然而，好景不长，到1958年7月，因老挝政局动荡，富马政府倒台，亲美势力上台，这种睦邻的地方交流难以继续发展，取而代之的是，老挝军用飞机多次侵扰中国云南的易武、勐满、江城和勐腊地区，引起中国政府不满[27]。
在中老地方联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努力落实中老《联合声明》的第三项协议，即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鉴于老挝忌讳与中国开展政府间交往，中国政府打算推动民间或半官方性质的文化交流。中国驻越大使向外交部提议：邀请老挝记者访问中国;向老挝赠送书报;邀请老挝宣传部次长通·素蒂旺诺叻等人参加长江大桥落成典礼;邀请老挝派人参加中国举办的亚洲电影周;争取派佛教代表团参加1957年12月在万象举行的纪念释迦牟尼诞生2500周年盛典;以体委名义邀请老挝羽毛球队访华。外交部接纳了大部分建议，但同样由于1958年老挝王国政府内阁的更迭，中国政府这些友好计划最终未能实施[28]。
结语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老挝中立在中国看来具有重大意义，既维护老挝本身的主权独立和完整，也保障中国和北越的安全，进而反对帝国主义对印支国家的干涉，实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日内瓦会议后，由于美国的强势干预，老挝中立的形势严峻。1956年3月，主张中立主义的富马组阁上台后，社会主义阵营看到了争取老挝回归中立的希望。为了实现老挝的中立，使之摆脱美国的控制，中国在1956至1957年间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一是邀请老挝首相富马访华，增进相互了解，二是积极落实中老双方达成的发展两国地方睦邻关系的协议。与此同时，中国也跟北越和“老挝国际委员会”成员国波兰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政策协调与配合，使得争取老挝中立的外交策略更加奏效，也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合作。
这些举措产生了积极效果。1957年11月，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与巴特寮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达成了和平中立协议，成立了联合政府，巴特寮将战斗部队以及桑怒和丰沙里两省政权移交给了老挝王国政府。中国为这一成果欢呼，认为是日内瓦协议在老挝的彻底实施，“提供了老挝王国循着和平、独立、统一和繁荣的道路前进的保证”[29]。然而，美国对老挝成立联合政府一事“感到严重的忧虑”，千方百计破坏老挝联合政府。自1958年始，东西方两大势力在老挝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