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

我国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金融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直面挑战，分析新情况的成因和特征，对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中国已经告别以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使金融业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金融政策也需要直面这些挑战，并寻找到适合“新常态”的解决之道。

首先，对经济“新常态”下一些正在出现的挑战不应回避。与实体经济相对低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金融业在前期政策刺激下出现了快速扩张。与此同时，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却在弱化，在宏观流动性充裕的同时，微观流动性却处于紧张状态。

在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作用下，我国整体债务率、杠杆率攀升，系统性风险上扬。金融服务于社会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生产消费的能力下降。

如何认识上述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并逐步加以解决？

首先，这些新情况不仅与经济基本面变化和结构转型有关，也与前期政策有关。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地方债务攀升、中央银行负债膨胀以及银行表外业务发展都与危机救助中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上述新情况既具有一定趋势性特征，同时还具有阶段性特征。

其次，中国金融的“新常态”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未来实体经济的变化将通过很多渠道对金融基本面产生影响。一是受潜在增长速度下滑和资金边际产出水平下降影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这决定了中国金融必然要步入各类租金和金融价格的换挡期，利率自然水平将出现调整。这将带来金融盈利模式的变化，并导致目前利率政策的调整。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风险溢价关系发生变化。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的风险结构、投资组合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三是外部不平衡的大幅度逆转，使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及传递机制发生调整，要求货币当局在流动性管理方式上做出调整。四是前期政策遗留问题的处理，要求货币投放常态化、资源配置市场化，这将使前期金融资产快速膨胀的动力源受到抑制，金融业将在调整中步入“中速增长期”。五是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之间的互动、金融调整与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政策调整与金融调整的互动，可能使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更复杂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中国金融步入“预期重构”时代。

第三，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要求中国金融战略政策进行再定位，以应对新的战略任务。一是金融政策要服务于以“预调”和“微调”为主导的新宏观调控模式，避免强刺激。货币金融政策目标要从危机管理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根据目前经济波动和风险性质来定位金融政策，以超越“旧常态”下需求导向的凯恩斯主义范式，和无为而治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新结构主义和改革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之中。二是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定向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使金融能够服务于创新、新兴产业发展，避免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资源“空转套利”等现象。三是金融战略必须坚持改革发展导向，在去杆杠、去泡沫和回归实体经济过程中保持自身健康发展。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多主体金融市场开放、非标资产的标准化和阳光化、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融资体系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都应在未来有序可控地推出。四是在密切监控局部风险、时点风险基础上，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防止局部风险向全局性风险演化，时点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因此，在中国去泡沫和去杠杆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应当与宏观审慎监管相配合，不宜过度扩张，也不宜过度收缩。流动性管理以及结构性管理工具需相机进行创新。五是鉴于“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各种传统金融政策传递路径受到冲击，因此大规模创新各种政策工具，相机进行结构性和总量调整尤为重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