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网络政治舆论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舆论现象，它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同时，也可能对政治认同、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面对网络政治舆论中存在的情绪化表达突出、网络民意的偏颇性、群体极化倾向严重和传播信息失真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满足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完善信息发布和反馈机制以正确引导网络政治舆论、加强伦理道德与网络立法相结合以规范民众的网络行为、增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以扩大主流政治舆论的影响力等多种途径，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治理，推动网络政治舆论的健康发展。
【关 键 词】网络政治舆论/舆论疏导/舆论治理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政治舆论在反映社情民意、表达利益诉求、疏导社会压力和推动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网络政治舆论也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诸如“群体极化”、非理性言行泛滥等现象。网络政治舆论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公众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度，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政治舆论，积极探求网络政治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推动网络政治舆论朝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成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系统研究网络政治舆论的疏导与治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网络政治舆论的形成与传播
网络政治舆论是指公众针对现实或虚拟的政治问题，通过互联网公开表达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看法或言论。网络政治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可以分为政治舆论话题的产生、政治信息的传播、网民意见的互动和政治舆论的表达四个环节。首先，政治舆论话题的产生并引发网民关注是网络政治舆论发生的前提。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网民日益递增，人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网络成为信息的“集散地”和“爆炸场”。面对海量网络信息，人们目不暇接，很多信息还未曾被浏览就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一个事件引起网民高度关注并聚集成网络舆情焦点，原因在于该事件刺激了网民乃至社会公众“最紧绷的那根神经”，这集中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二是涉及代表特权和垄断的政府部门、央企；三是涉及代表强制国家机器的政法系统、城管队伍；四是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五是衣食住行等全国性的民生问题；六是重要或敏感国家、地区的突发性事件；七是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的事件；八是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的火爆事件[1]。上述领域多数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现实政治系统的各类问题，这说明在社会转型期的公众对于权力腐败、贫富差距、司法公正、城管执法等问题日趋敏感，诸多负面情绪的累积容易经由一个很小事件引发网民的情感共振，形成网络政治舆论[2]。其次，政治信息的传播。根据网络政治舆论的信息来源，政治信息的传播可以分为网络发布和传统媒体报道两类。一方面，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通过网络发布有关事件信息，相关网民通过论坛、博客、微博等形式进行转载，信息传播呈分子裂变式扩散并引发更多网民的围观，专家、“意见领袖”纷纷发表评论，影响的强度和范围得到提升和扩大，这时，传统媒体跟进，派出记者深入调查，探求、还原事件真相并进行舆论引导。另一方面，网络政治舆论话题由传统媒体报道引发公众注意，公众把政治信息上传网络并展开讨论，引发信息再次扩散，传统媒体捕捉舆论诉求和舆论走向，更加深入地进行事件报道分析[3]。目前，网络已经成为热点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舆论源头，尤其是网络新媒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其在时效性和参与度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反腐曝光的利器和信息公开的推手。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备选“年度20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其中微博爆料数量是论坛、博客的两倍[4]。再次，网民意见的互动。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打破了身份、地位和社会交往等外在环境对公众的约束和限制，网民在虚拟空间里通过“留言、顶、鼓掌、拍砖”等网络行为立场鲜明地表达出对事件好恶、爱憎的情绪。同时，网络的交互性又使得网民可以通过虚拟平台，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辩论，形成虚拟的“广场政治”和“街头政治”。网民在不断地交流、碰撞和互动之中，一方面因为意见的内部张力过大，难以形成政治舆论；另一方面，因为意见较为一致，形成较为统一的政治态度，引发大规模的政治舆论。在网民意见的互动过程中，“意见领袖”在“议程设置”、引导网民观点和行为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为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5]209。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常常是一些关注时事、有广博知识和深刻见解的网民，他们通过发表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话题、评论，影响其他网民的意见走向，从而推动网络舆论进一步发展。第四，网络政治舆论的表达。经过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意见互动，网民情绪、态度或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即政治舆论的形成。网络政治舆论是广大网民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态度的显现，代表着网民的某种愿望和利益诉求，一旦形成就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网络政治舆论表达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不断发布和补充事件信息，推动舆情的反弹和媒体的介入，引起更多公众的关注并加入讨论，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进而可能改变事件的发展轨迹；二是随着网络政治舆论的升级，卷入其中的网民拥有高度的认同感，他们会设定一个认同度较高的目标，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并达成共识，当他们感觉网上的摇旗呐喊无助于事件的解决时就会采取现实行动，参与到事件中去。很多在现实中难以解决的诉求，在经过网络政治舆论的发酵后，可能会引发网民大规模的线下聚集，产生难以预料的舆论后果。
二、网络政治舆论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政治舆论的兴起既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又有其特殊的技术成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凸现，利益诉求不断增多，负面社会情绪不断积聚。而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发布信息、讨论问题和表达意见的便利平台，公众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常会借助于网络信息传播呈“爆炸”式聚集，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引发震动性极强的网络政治舆论。正因为网络政治舆论的兴起有着复杂的背景，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网络政治舆论中情绪化表达突出
网络政治舆论的兴起，在彰显公众诉求、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网络政治舆论中情绪化现象突出的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情绪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情绪化的言论。一些网民对某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缺乏自己的理性判断和正确认知，网络发言不是立足了事实本身，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测，一味地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致使阴暗心理、悲观情绪、网络戾气在网上滋长蔓延、交叉传染，消解社会正气，压抑人的心理[6]。另外，一些网民在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逢官必贬”、“逢富必骂”的定势思维，只要涉及贫富差距、政府运作不透明、政府决策不科学等敏感话题，就能迅速引发大规模的政治舆论。强烈带有情绪性的言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蛊惑性，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会误导普通民众的判断，甚至妨碍社会秩序。二是网络暴力。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网络道德的模糊性，容易使部分网民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力，他们打着倡导正义、揭露丑恶的名义，用粗俗、恶搞、谩骂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评论和人身攻击。虽然大多数时候网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网民不受约束、泛滥的道德审判和讨伐行为往往演变成网络暴力。其中，“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人肉搜索”在通过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时，常常会导致当事人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个人资料被广泛公布，直接侵犯当事人的隐私和权利，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二)结构性失衡导致网络民意存在偏颇性
网络政治舆论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集中和显现，重视网络政治舆论中的民情民意、吸纳民智和解决民生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一致共识，成为增强官民互动、规范政府行为和加速公民诉求解决的重要力量，但网络政治舆论中的民意也存在天然的缺陷，特别是网民结构性失衡导致网络政治舆论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截止到2012年12月底，从各省网民规模看，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网民规模虽然均有不同程度增长，但北京和上海的互联网普及率为70%左右，接近西方高普及率国家水平，而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湖南、西藏、四川、安徽、甘肃、河南、贵州、云南、江西等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不到40%，显示了我国不同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存在较大差距；从城乡网民规模看，我国城镇居民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60%，而农村地区目前只有23.7%，网民农村人口占比为27.6%；从年龄结构看，网民群体以年轻人为主，30岁以下的网民占比为56.1%；从职业结构看，学生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稳居高位，学生占比为25.1%，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仅为3.5%。综上所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网络发展还存在着地区不平衡、网民结构不合理、“数字化鸿沟”等问题，部分弱势群体还没有条件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权益。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指出的，“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7]。因此，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政治舆论，政府应当善于鉴别，不能简单地把网络政治舆论等同于全民的政治舆论。
(三)网络政治舆论中存在着群体极化倾向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指出，“群体极化”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商议后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凯斯·桑斯坦认为，网络言论自由并不一定必然带来多元民主社会，也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最后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8]50。目前，群体极化趋向在网络政治舆论中日趋显现，特别是在涉公、涉富、涉腐等网络舆论事件中，网民非理性参与高涨，发言不加辨识、不假思索，舆论方向呈现一边倒。但是，并非所有的网络政治舆论都会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只有在网民讨论、互动的过程中意见达成高度一致时，群体极化现象才会产生。群体极化现象通常表现为：不同于主流意见的声音较少，一旦出现少数意见便会招致群体的攻击；互联网上的讨论行为有可能延伸至现实世界[9]。群体极化现象是与网民情绪化表达紧密联系的。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于：网络政治舆论形成之初，话题的产生会引来大量关注事件的网民，这些网民聚集时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网络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使得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找到态度相似的人群，形成自己的舆论群体。在意见讨论、互动过程中，舆论群体在舆论领袖引导下，意见逐渐趋于统一，群体内网民情绪因为相互感染会变得极端狂热，不能接受对立的声音，少数不同声音的网民在群体压力之下往往选择沉默。这时，多数人的意见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一方面可能引发网络暴力，另一方面会作用于现实世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四)传播信息失真误导网络政治舆论
网络政治舆论的形成和传播是以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和判断为基础的，建立在真实、有效信息基础之上的网络政治舆论能够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促进公共决策的完善和改进，而错误、虚假的信息则容易误导网络政治舆论，使舆论与事件真相背离。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弱化了信息的筛选和控制，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使得网民可以在虚拟网络空间畅所欲言，自由地传播各种信息，加之网民主体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事物认知的偏差性等原因，大大增加了虚假信息形成和传播的机会。网络虚假信息的源泉在于：一是由于信息来源不可靠、信息数据不权威及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曲解等原因导致公众对事件真相妄加猜想，产生谣言和传闻。二是部分网民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负责任地发表偏激言论，故意制造政治谣言，引发网络政治舆论，例如“网络水军”在“网络公关公司”和“网络推手”的精心组织下，通过发帖、跟帖、转帖、评论等方式，为他人虚假造势，谋取利益。三是西方政治势力和新闻媒体通过网络大力渲染和传播许多未经证实的消息，炮制假新闻，兜售错误思想，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网络虚假信息一方面可能被当做蓄意炒作的话题，引发网络政治舆论；另一方面，在网络政治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助燃剂作用，削弱公众的理性认知，导致社会非理性的集体行为。
三、网络政治舆论疏导与治理路径
网络政治舆论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便利平台，呈现蓬勃兴起的态势，成为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和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网络政治舆论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亦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后果。面对网络政治舆论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应多措并举，积极应对，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治理。
(一)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挫折感是导致网络政治舆论情绪化和群体极化现象问题的现实根源，和谐、健康、理性舆论环境的营造必须借助于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化解民众在现实中积累的不满与怨气。高效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方式。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行政方式一向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引发网络政治舆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求政府确立善治的治理理念，培养公众积极参与和合作的意识，致力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消解负向的社会情绪。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民生建设，保障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阶层分化和底层认同使得民意极端化，常常表现出一边倒的声音和行为。只有加强民生建设，尊重和保护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解决公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民，才能不断增强人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推进社会良性发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腐败的惩防体系。腐败现象的增多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导致民众偏激心态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惩处和预防，消除民众对公共权力部门的抵触情绪，以减少因腐败现象而引发的负面网络政治舆论。
(二)完善信息发布和反馈机制，正确引导网络政治舆论
网络政治舆论频繁出现的政治谣言和虚假信息，往往是由于政府与网民信息沟通不畅而引起的，信息沟通不畅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集体负面揣测。因此，完善网络政治信息的发布、沟通和反馈机制，有利于正确引导网络政治舆论。一是完善信息发布机制。通过建立各级各地政府机关的门户网站、开设官方微博、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等举措，及时、透明、客观地发布各种政务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对政治信息传播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化解不同的意见和舆论，避免简单的封锁和压制。二是完善民众意见表达机制。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主要有：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反映某些具体问题；领导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众意见建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提案、议案等形式来传达民众的关注等，但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这些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运行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媒体逐渐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工具。因此，政府应在继续完善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网络的均衡发展，解决“数字化鸿沟”等问题，通过在各级党政网站及大型门户新闻网站中开设专门信箱、献计献策专栏、网友讨论区，适时举办网上投票、评议等活动，建立民众舆情收集制度、网络意见征集制度，对正在或即将实施的重大方针政策听取网民的评议。三是完善沟通、反馈机制。网络投票、网络监督、网络反腐、网络结社等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扩大了公民的参与权利和参与范围。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政府应主动拓宽交流互动的渠道，增强广大公众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交流活动的效率，倾听民众的呼声，并及时回应和解决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三)加强伦理道德与网络立法相结合，规范民众的网络行为
法律和伦理道德是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网络立法强调的是外在规则的制定，而伦理道德建设则侧重于内在道德感的提升，两者只有刚柔结合、互相补充，才能有效地规范公民的网络行为，遏止政治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扩散，使网络政治舆论保持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施：一是完善网络立法。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和法律制定的滞后性，传统法律制度在新兴网络空间里失去了原有的规范作用和约束力。目前，虽然我国出台了一批有关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在某些领域，法律制度依然存在空白，诸如网络言论管控、个人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相对欠缺。因此，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规范网民的参政行为，促进网民政治心理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快网络立法的步伐。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法律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健全我国网络空间的法律体系，使网民在网络空间有法可依，实施网络法治。二是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由于网络媒介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网络成为一个自我宣泄、自我释放的空间平台，如果仅仅依靠法律的力量加以约束，是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网络健康发展的。伦理道德通过增强道德的自律力量，强化网民的自我约束能力，引导网民保持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从而达到一种自我控制。网络伦理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健全调整人们思想观念、道德情感、价值取向的准则和体系，贯彻公正、诚实、守信、平等的网络理念，发挥网络伦理道德的自律作用，引导网民自觉控制自己的网络行为。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人们明确自己的责任义务，真实、客观地上传信息，辩证、批判地认知信息，自觉抵制传播与散布虚假信息等，进而提高自身的网络道德水平，严格遵守网络伦理道德规范，营造一种文明健康的氛围。
(四)增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扩大主流政治舆论的影响力
网络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议程设置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并因其快捷性、丰富性、互动性等优势，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与此同时，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又使得网络媒体在正确舆论的引导和把握方面存在欠缺。传统媒体具有网络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公信力资源、报道方式、事件分析、经验总结及主流价值引导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应当增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协作与互动，实现优势互补，形成舆论引导的合力，扩大主流政治舆论的影响力。一是推动传统媒体网络化。目前，传统媒体纷纷与网络接轨，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在回应网络热点、澄清事件真相、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需要依托传统媒体的资源优势，继续建设一批融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网络新闻媒体，提高其关注度与吸引力，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抵制西方文化中有害信息的渗透与入侵，培养公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是加强网络媒体主流化建设。引导网络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坚决抵制和批判虚假、失实的信息，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用正面宣传消解网络中的各种杂音、噪音，使网络空间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传播和弘扬的阵地。三是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目前，以专家和社会精英为代表的“意见领袖”作用日益突出，他们甚至能够引导舆论的焦点和走向。因此，要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的沟通交流，鼓励他们严于自律，把握分寸，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孤立反动言论。同时，培育和支持更多的媒体人士、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识分子等更多地使用网络媒体，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影响和感染广大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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