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性失信是党政领导机关或握有较大权力的官员面对社会和公众发布的具有号召性、引领性、动员性宏观目标没有兑现而不了了之的行为。这种失信是一种高位次的失信，其负能量波及面更大，危害性更甚，持续时间更久，失去的是政治信誉，是民心，是有限的执政资源。在今后的诚信体系建设中，决不能让政治性失信行为继续招摇过市，而必须严格追究事主的失信责任。
关键词：政治性失信;诚信政府;政客作风;治理
所谓政治性失信，是党政领导机关或握有较大权力的官员面对社会和公众发布的具有号召性、引领性、动员性宏观目标没有兑现或不了了之的行为。这种失信是一种高位次的失信，其极端形式就是政治欺骗和政治谎言。其失信的负能量，波及面更大，危害性更甚，持续时间更久。为政之要，重在取信于民；取信于民，核心是政治诚信；政治信用处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顶端，其势不可不察，其弊不可不除。在今后的“诚信政府”建设中，决不能让政治性失信行为继续招摇过市，而必须严格追究事主的失信责任。
一、政治性失信多发的主要领域
政治性失信行为的多发领域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为典型和常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着边际的动员口号。在时下官场流行的语言中，“跨越式发展”当属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不管大官小官，不管大会小会，不管大报告还是小演说，“跨越式发展”常被一些人挂在嘴边。口不离发展，言必称“跨越”，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到头来没有几家真正实现了科学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2009年初，在4万亿救市计划的刺激下，有的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官员豪情万丈，什么“转危为机、逆势而上、弯道超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热衷于推出天价投资计划，其副作用至今难以消除。其他的雷人口号随处可见，拈来毫不费功夫。
2.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中国的城建运动在各地正搞得如火如荼。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怎样建设城市，基本由地方当局主导和少数官员说了算，而且一届政府一个令，一届党委一面旗。什么“国际化城市、国际大都市、世界名城、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商都、学习型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科学发展示范城市”等等，多如牛毛，不一而足。如此之多的城市定位口号，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只要主政一方，就大兴土木，在自己的辖区内指点江山，信手描绘新的城市蓝图。只因某个县级城市处在地图的某个节点上，就要求当地政府把它在不长的时间里建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要有片临海的沼泽地，就要建成东方威尼斯；只要有几家外地银行来落户，就要建成什么金融中心；城市稍大一点，就敢建所谓国际大都市。在这里，长官意志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不是在传递接力棒，而是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最后没有人去验收究竟建设得怎么样了。
3.有名无实的社会目标。早在2001年，不少地区或城市就宣布了要在201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譬如，深圳2005年，大连、广州2010年。深圳后来又把2005年修改为2010年。)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也早已迎来了2010年这个人们曾经期待的时刻。时间到了，按理说上述城市应当正式宣布一下是否如期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令人非常失望，迄今为止，这些城市还未见有哪个城市对社会和公众有个清晰的交代。作为一个讲诚信负责任的政府，你作出的承诺，你宣布的目标，不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如果实现了，应该宣布一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没有实现，也应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符合情理的说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如果不是这样，久而久之，你的政治信用就要大打折扣，你制定的那些个规划蓝图也将失去社会的信任和支持。这档子事还未完，党的十八大确定了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有些地方官员马上借坡上驴，先声夺人，急不可耐地宣布本地要实现两个“率先”，即“率先实现现代化，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就怕失去了彰显政绩吸引眼球的机会。这就等于在前一个“率先实现现代化”到期没有交代的情况下，又一次提出了同一个命题。
4.脱离现实的经济指标。地方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在经济降温，潜在增长率明显下调的情况下，仍有不少地区推出了多种“倍增”或“翻番”计划。东北某市连年靠超强投资维持高增长率，已经大量透支了各种资源，难以为继。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又以极具震撼力的方式推出了“三个倍增”的计划，即经济总量倍增、居民收入倍增、财政收入倍增。用5年时间实现此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必须维持年均14%以上的增长速度。而这个城市的上述几个指标现在已经降到10%至11%左右，2014年的预期指标还要降低1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如果2015年不出现异乎寻常的高速度，“三个倍增”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城市2014年的两会已经开过，并未见到有任何对“三个倍增”指标进行中期调整的说明。可以想象再过两年，到“十二五”结束时，当局是否又会对自己的失信行为集体失语，不了了之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二、政治性失信的严重危害
现在，各地当局高调推行“诚信政府”建设，其实际做法多限于具体行政事务方面。相对具体行政事务方面的失信行为，政治性失信则是危害性更大的失信行为。而对政治性失信行为的反省和治理还基本没有纳入人们的视野和日程。
很多人把政治性失信行为仅仅看做是说大话，放空炮，华而不实一类的工作作风问题。这样太过肤浅了。政治性失信失去的是政治信誉，是民心，是有限的执政资源。你宣布的那些个美好的蓝图、规划、目标，到期如果不能实现，又不向公众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民众曾经响应号召，并为之奋斗、期盼已久的愿望最终化作泡影，会是什么感觉？而且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有谁还会再相信你的“动员”和“号召”。民众被愚弄感在弥漫，政治不信任感在扩散，官话成了少数人自拉自唱，自我欣赏的“神曲”，民众对其早已失去了兴趣，当局的政治凝聚力和动员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授权，只有得到公民的信任，才能顺理成章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你的职责履行的怎么样，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到位，最终的标准要看民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中得到佐证。人们把这类事件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与原发事件本身没有利害关系，那么为什么又会一哄而起呢？这就可以追溯到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态度。说话算数，诚实守信，勇于担当，这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才是一个具有现代行政道德意识的政府。任何对公众不诚实的行政行为，都是在自毁形象。
三、政治性失信多发的主要原因
面对如此众多的政治性失信行为，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为什么有些人还乐此不疲，屡试不爽？以笔者之见，原因大致有四：
第一，在官员的潜意识中，个人功利目标压倒了公共服务目标，他们在使用公权力时，往往不是从实际和规律出发，而是从彰显政绩的短期功利出发，只要能得到上级的赏识，有利于官位的升迁，什么目标都敢提，什么指标都敢超，什么速度都不觉得快，反正都是嘴皮子上的工夫。某首长对“率先和提前”很感兴趣，我就高调唱给你听，至于将来能不能实现，那不关我的事。不要说十年八年之后，少则三两年，多则四五年，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做官呢？到那时，物换星移，时过境迁，谁还管这档子事。
第二，多年来，在一些干部中滋生了许多不良作风，“假、大、空”为害之烈令人无法容忍。一些干部吹牛不上税，惯得他们嘴大无比，毫无遮拦。用干部的标准说是德才兼备，勤政为民，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却看到另一番景象，有些人靠玩花架子步步得到高升。这些人到了一个地方，不下真工夫解决实际问题，而热衷于出所谓“新思路”，制定所谓“大战略”，搞所谓“大开发”，动不动就几横几纵，几区几带。既像一个蹩脚的画师在打草图，又像一个无比自信的高级军官站在地图前摆兵布阵、指挥打仗一样。这样去搞地区规划，制定发展目标，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这样干的人如果能得到赏识，而且升得还快，那还有多少人愿意花费气力去干实事呢？
第三，制度上缺乏制约，没有问责，大家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东西在那里横行却无能为力。也有很多人明知不对，还跟风献媚，推波助澜。最后实践证明错了，没有任何人出来对此负责或付出代价。惯得一些人拿食言当儿戏，拿违约当猴耍。2006年年初，笔者作为专家参与评审地区行业“十一五”规划，恰逢该地区主要负责人易职，一夜之间，原负责人主导的地区发展理念的关键词要统统从未定稿中删除。昨天很多干部还挂在嘴边的流行语，没有什么人发出通知，突然间大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废止了这一用语。对此种现象作何解释？恐怕只能这样说，原来人们就普遍不赞同这个用语，但又不敢、不能、不便于提出反对意见，才出现了后来的易人亦易帜，人走政息的情况。如果民主的力量更强一些，制约的力量更大一些，问题恐怕就会解决在伊始或中间，而不会到最后才发生突然的变故了。
第四，政客作风和习气是产生政治性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不同，他们是在政治活动中通过政治投机，玩弄权术而谋取私利的人。政客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信仰，只有自己及小集团的私利，真理、正义、理想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幌子。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为了私利，他们会“今天谈财政，明天谈照相，后天谈交通，最后又忽然想起佛来”。[1]我们有些官员，何尝不是这样？虽然暂时还不便直接称其为政客，但至少可以判定他们沾染了严重的政客作风和政客习气。这些沾染了政客作风和习气的人，见风使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自己说过的话，转眼就忘，对自己的许诺，从来就没打算认真履行。在这些人中，大量产生政治性失信行为就不足为怪了。
四、怎样治理政治性失信行为
1.改进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少官员激情多有浮躁，进取充斥妄行，宏愿止于言表，宣示过于空洞，目标太过功利，做事喜好张扬。如此精神状态，最为缺少的就是那种波澜不惊，从容淡定，求真务实的情怀。
现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过去，这不是说做事不再需要激情了，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况，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做事更要冷静思考，更要科学论证，更要周到缜密。莽撞的冲冲杀杀，简单的大干快上那一套，已经不再适用。用些雷人激进的口号鼓动民众的情绪，其负能量已远远大于正能量。口惠而实不至，与群众感觉和评价甚远的许诺，与其大事张扬，还不如扫地出门，踪影不再。官员政绩如何，不在你高调喊得有多响，而在你实际干得怎么样，老百姓最终是否认同。
有人可能会说，用些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口号推动工作，其宣传鼓动意义要大于工作部署意义。因此，只要把气氛造起来，把人们的精神提起来，就足够了，至于是否真的实现了预期目标，不必过多苛求。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有效的宣传必须建立在真实科学的基础上，只是说在嘴上，而不能落到实处的“卖狗皮膏药”式的宣传，必然是苍白无力、和者甚寡的。因此，要把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效，就应该少搞点雷人的鼓动口号，而多些理性，多些真实，多些贴近群众和生活的实际步骤，把昂扬向上的激情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2.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
官员诚实守信，在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中，是有严格要求和惩戒措施的。一张不该报销的发票你用公款报销了，一旦被发现，可能导致你丢官。高官在竞选中对选民的承诺，如未能实现，有可能被迫引咎辞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是由于未能实现2010年5月前促成美军驻冲绳普天间机场搬迁的承诺，导致其辞职。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而中国官员的大量政治性失信行为，却很少受到追究。有的是因为严重违纪或犯有贪腐等犯罪行为被绳之以法时，政治性失信行为才被作为副产品牵出而遭到谴责。最近被查处的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还有此前落马的多名高官，几乎每个人在任时，不是“满城挖”，就是“大项目”，其目标雄心勃勃，口号震天动地，很能吸引人们眼球，最后结果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后患无穷，令人极其失望。今后，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对那些能说会道，好大喜功，动不动就用所谓“大思路”、“大战略”、“大手笔”动员辖区民众去干一项云天雾罩的“大事业”的干部，组织部门就要警惕这样的人是不是当代言过其实的马谡了。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选用考核制度，把那些虚张声势而无实干精神的人淘汰出官员使用和升迁范围。
政治性失信多为组织集体行为，比如城市定位、地区规划、发展战略、或某种全局性动员口号等，都是由地方党委、政府、人代会等以非常权威的方式公布的，如果出现了失信行为，问责就成了问题。究竟问谁的责，谁来问责？这确实很棘手，但不能望而却步，无所作为。一个组织，人数有多有少，责任不可能平摊，人人有份，个个受罚。承担责任应有所区分，主要负责人、首先倡导者、大力推行者要负主要责任。他们必须作深刻反省和检讨，以适当方式向公众道歉，个人的名誉要受损，信用等级要下调，职务升迁的路要收窄或被堵死，严重者应引咎辞职。
在问责官员的同时，也要看到“官员擅权，专家滥言”，二者穿一条连裆裤的现象十分严重，每一项重大失信决策的背后，几乎都有御用“学者”的跟风论证和推波助澜。对那些缺乏科学精神而出馊主意的所谓“智囊”，至少不能再让他们名利双收，而必须使他们付出名誉代价。
另外，政治性失信行为的暴露和确认，通常有一个滞后的显现期，几年甚至多年之后才能确定以前的政治性承诺放了空炮，不能兑现。追究机制要有溯及力，不能时过境迁，人走事了。不良信用记录必须包括政治性信用在内。当年什么组织，什么人提出和推行的某某口号和方略，被实践所证伪而无法实现，当时的主要责任人亦应受到相应问责。总之，不能让这样的人不付任何代价还步步高升。谁来问责？上级党委、政府和纪律检查部门，同级人大和政协，应是执行问责的主体。这些领导机关和组织，应站在党性和社会全局利益的高度，确实负起引领、劝诫、纠正、惩处的责任，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力措施和实际行动加强政治诚信建设。
3.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解决政治性失信问题，同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一样，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跟进，是难有突破的。纠正政治性失信问题，来自上头的动力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力量源泉应该来自民众。这就是民主的力量。没有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没有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落实，消除政治性失信行为的弊端是不可能的。民主制的要旨就在于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就是通过选举、罢免、弹劾、监督、质询等民主程序决定执政者的命运。而我们的一些官员之所以敢拿政治信用当儿戏，就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命运主要掌握在他的“上级”手里，而不掌握在他的服务对象民众手里。因此，他们在民众面前才敢于经常表现得那样傲慢无理，而为了向上“邀功请赏”则经常说大话、放空炮而毫不脸红，对自己的政治承诺没过多久就忘得一干二净。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另外，舆论监督也非常重要。各种新闻媒体、记者和各界人士，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各地官员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始终有人在盯着你，监督你，使失信行为至少要付出名誉上的代价，不再是免费的午餐。最近有报道，在今年的武汉市人代会上，有代表拿着当年旧报纸追问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2012年1月初承诺用两年治理好南湖污染问题，说：“两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南湖附近还有26个排污口在排污，希望武汉市委和市政府能继续重视。”[2]试想，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空话连篇，言而无信的官员，他的日子还好混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注释：
[1]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世界日报》1932年11月30日。
[2]尹于世：《旧报重读式的追问不妨多一些》，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月9日。
(作者单位：大连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