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乐观的预警者
“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要找到最佳结果的路径。如果不乐观，怎么寻找？”
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
蔡昉，一个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一个常常提出颇具争议性观点的一流学者。
在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上干了16年之后，蔡昉于近日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也是现任的五位副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公认的政府智囊，蔡昉因此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他不仅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与重大政策的咨询工作，而且还曾在十年间三次走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授课。
在过去十年间，《第一财经日报》曾经多次专访过蔡昉。在本报记者看来，蔡昉是一个乐观的预警者。
蔡昉用“刘易斯拐点”敲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警钟，同时他也乐观地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政策正确、就业持续扩大，“刘易斯拐点”就有可能转变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即收入差距的自然缩小）。
“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要找到最佳结果的路径。如果不乐观，怎么寻找？”蔡昉曾这样对本报记者分析他的乐观。
蔡昉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官方色彩，但他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自信，因为他所有的研究都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
他说，社科院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决策者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而是必须进行独立研究。
“我不争论”
蔡昉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在早期，他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中国“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期间，他就我国的人口、就业问题作出了长足深远的研究。
2006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针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蔡昉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转型的结论。
彼时，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而今天，这一判断正逐渐被现实论证。
近期，蔡昉再次丰富了这一观点。他近来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必须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抵消负面影响。
7月15日，他在《求是》发表的题为《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
多名与蔡昉有过交集的学者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蔡昉是一位颇具争议色彩的一流学者，其重要学术成果具有标志性意义。除了在劳动人口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他在宏观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著作也被奉为经典。
在蔡昉的经济改革领域研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林毅夫、李周合著）一书。这本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书大胆预测，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结论一出引发各界哗然。然而，从当今现实来看，书中预言几乎都将成真。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期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本书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中国经济实际的表现高度一致，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根除问题的思路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基本吻合。
然而，无论是带来巨大声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还是备受舆论关注的“渐进式放开二胎”的观点，以及最近发表的《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一文，都引发了一些争议。对于这些争议，蔡昉一贯的态度就是“不争论”。
蔡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别人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都不太重要。我为什么不争论呢？其实大多数人就是听到‘刘易斯拐点’这个词而已，或者看到媒体的报道而已，我为此写了有若干本书，各种各样的学术性文章，做了很多的模型，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所以我不争论。”
三次“入海”授课
在蔡昉看来，真正的学者应该是，首先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
他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跟传统的、普遍的认识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我都会将其发表。”
蔡昉看重学问的经世致用，值得庆幸的是他一直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意见呈现在决策者面前。从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这近十年间，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这在经济学家中非常罕见。
2003年3月28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授课主题为“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就业政策研究”。蔡昉强调“就业优先”的概念，呼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2010年12月28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授课主题为“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012年2月20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授课主题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近年来，蔡昉及其研究团队所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户籍制度改革分类实施”等政策建议都已经写入了中央文件。
从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开始，蔡昉就在寻找解决办法，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蔡昉去年春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两条腿走路的方向，一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户籍，二是在户籍制度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尽可能让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务，剥离户籍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
蔡昉的这一方案与上个月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不谋而合。
社科院的“少壮派”
关于蔡昉升任副院长的消息最早从《经济日报》传出：8月19日，由经济日报社主办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会上发言。这是蔡昉首次以新身份在媒体上公开亮相。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中国社科院官网还没有更新，蔡昉的名字尚未出现在“院领导”一栏中。
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同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1989年获得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年还未满四十岁的蔡昉已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并从1998年起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是当时社科院最年轻的所长之一。
蔡昉曾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虽然各项工作非常繁忙，但多年以来，他都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第一位。“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无论是最初的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继而探讨中国奇迹之谜，然后转向贫富差距和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就业问题，再到后来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蔡昉在每个领域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998年担任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后，蔡昉着手对人口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很多大学的人口研究所由于抓不住好的选题和缺少课题资助都被撤销了，社科院人口所也人才流失严重，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没有发展后劲的五个研究所之一。
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实现了一个研究所的脱胎换骨。2003年，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被报道为社科院最具声誉的四个研究所之一，在国内外有了广泛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