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同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首先，中国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地区，周边地区消极因素有所增多。朝鲜半岛形势潜伏着较大不稳定性。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前景暗淡。日本政治右倾化，对华政策强硬，牵制中国发展和统一的意图增强。日本将领土争端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借机调整安全政策，加强日美同盟。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明确表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

南海问题仍然暗流涌动，美日澳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声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煽动所谓中国“强硬论”。美国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与有关国家围绕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繁。

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不断加强军备。随着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投巨资加强在亚太应对“反介入威胁”的能力；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20年花费2750亿澳元(约合2730亿美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日本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2010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及覆盖范围为近年来之最；东盟国家开始加强防卫产业合作。

台海形势总体稳定，但美国坚持对台军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碰触，给中美关系带来损害。南亚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不确定。2014年美国、北约从阿撤军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安全真空”。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稳定，美巴在反恐和对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无减。

第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一步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日益增强。

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一是直接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攻击，太空武器竞赛，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活跃，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海盗，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非法移民等威胁的挑战。

二是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运输安全问题突出。

三是核扩散、核材料流失和走私风险增大，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有关国家“拥核”自重。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全球核能发展前景被蒙上一层阴影，人们对核设施安全性更加关注。

四是国内国际的互动，远比以往更为紧密。网络安全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挑战。虽然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所提高，但是，这些投票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真正改善了中国在这些全球治理和决策机构的地位。因为这些机构的变革还处在初期阶段，其原则仍然不是民主、透明的，中国依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贬值美元，来转嫁经济困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元贬值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意味着中国外汇资产风险的提升，还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进入中国，令中国治理通胀难度加大。

西方加紧组建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TPP、TTIP等“超级贸易集团”，其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当前和未来，美国、西方针对中国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包括与环境、安全和生态等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检验和检疫措施、包装标签及标志要求、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等。

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消费不振，对华投资和需求减少。近年以来，美国、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加，使得中国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