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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事基础教育后,我很讶异自己曾经恨过一个老师,并且不是因为私人的原因。
事情发生在高中的一次运动会上。当时班主任临时有事,提早回家了,我们班的观看台一片狼藉,大部分的人都已作鸟兽散。这时,一向被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隔壁班的班主任对着一个老师嘀咕,大概是说看我们班班主任不在,就没人处理垃圾了。这瞬间激怒了还剩下的我和几位同学。我们纷纷感觉因为"母亲"不在而被欺负被侮辱了,重要的是这不是对个人的侮辱,是对我们班的侮辱。于是我带头,和他们一起将垃圾清理干净。而平时难以叫动的同学,这时候都异常得积极与心甘情愿。事后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将我们凝聚在了一起。
后来我在新加坡的一所中学教书,遇到一位在新十几年的老师,向我提起了令她难忘的中国运动会的这种集体凝聚力。新加坡中学运动会的建制不同,他们把全校学生分成四个阵营,所有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都是四个阵营的竞争,而不是以班级为单位。将学生随机分成四个阵营的做法,完全不具备感情基础,平时一起练习加油的口号都显得极为松散,只有几个学生领袖异常积极,旁边老师不断鼓励众多将自己置身事外的学生参与进去,可效果寥寥。那位老师认真而真切地对我说:中国的学生运动会让我们更有拼劲,更团结,也更有意思。
当那个老师说"更有意思"时,我完全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她说的是一种置身集体,为之奋斗,乃至为之牺牲的一种崇高感,至少是归属感。
可是,多年后我想,那个隔壁班的班主任只不过陈述了一个事实,我被一种莫名的情绪牵引,引发了对事实陈述者的愤怒与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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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完德国电影《浪潮》时,里面对独裁统治的模拟深深刺激了我,我突然发现,在中国最被认可的班集体建设,正是用了同样的方法,而优秀与成功的标准正是一个独裁组织的雏形。
在这部电影里,教授"独裁政治"的老师,问学生一个问题:现在法西斯主义还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复现?这些民主制度下成长的孩子,表示了轻蔑,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于是,这个教师策划了一个独裁实验。
一个女生上完第一堂课回家兴奋地和她的母亲交流:
女生:纪律铸造力量。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像是有一种力量,吸引了所有人。
母亲:我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女生:至少你从来不这样教育我们。纪律对弟弟来说没有什么坏处。
母亲:你弟弟应该自己发现他的底线 。
这个女生说的参与是,他们按老师的要求按正确的坐姿坐着上课,发言之前一定要举手,得到老师允许后才可以发言,而且必须要起立。有没有感到熟悉?接着下来是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口号、统一的目标、统一的敌人,不属于你的阵营即是敌人,党同伐异。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充满了这种对整齐划一行动的训练。往往最初的反抗者会受到处罚,在老师那里这是杀鸡儆猴。一个优秀班集体的建成,标志即是所有人高度的集体荣誉感。为了这个集体,在个人行为上不逾矩不犯规,每一次集体的活动,大家都能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进发,在集体目标的实现中实现自己,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学会个人牺牲。我在小学时,参加一个集体舞比赛,班主任老师要求我脱下袜子给另一个同学,原因忘记了,我不同意,于是后来我成了整个班的敌人。而电影里,当唯一的清醒者站出来反对这个组织时,被强制拉上台,如果继续下去就是被多数人的意愿杀害。
独裁的诱惑总结起来是两句我们并不陌生的话: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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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我们纪律性与一致性的规训,最好的活动例子就是军训。在中国做老师时,和同事聊起军训,最大的感受就是,刚军训完的学生真乖,真好教。我们不妨将对军训的评价暂时放下,那么新加坡的中学生需要参加军训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他们的每个学年都要参加露营活动。什么是露营活动,当然不是一整个年级的同学去郊外搭帐篷烤肉吃吃喝喝。而是在一些训练员的带领下,参加一些需要集体完成的活动,让学生自己解决训练员所给出的题目,在我们看来大概都属于游戏:例如两人摇绳,其余同学一起跳过去;一群人站在一块布上,在所有人都不可以离开布的前提下,将布翻转过来等等。
我找出了第一次带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参加露营活动的第一天的日记,选录其下,这样或许更具真切感:
1月10 日
今天是露营的第一天,带学生来到三巴旺,他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跳绳。教练没有给出任何指导,只说明了规则,即两个学生摇绳子,其余的同学站成一排,喊一、二、三齐跳,所有人都跳过去了算是完成任务。当然,试过几次都失败了,总有人绊到脚。教练开口问,那你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样一问,积极的学生自然地就站了出来,带领大家找原因,接着一起试着解决问题。尽管最初他们的解决方法不太对,或者原因根本就找错了。可是,我发现一点,这种训练是给个人思考的机会,并且是找寻与人群相处的合理方式。交际能力强的人会主动成为组织者领导者,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也会与他们合作,一起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模型呢?这大概就是公民训练。
继而,我想到了我们的军训,军训是"命令"与"服从"的思维训练,最优秀的人是完全服从者,细致到脚的高度,手的弧度。这当然是当兵的基本素质,可是我质疑的是这是否适合学校训练公民?作为中学的必修课,我们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教会绝对服从,所以我们要制造的是绵羊,而不是公民。
在后来的反反复复的尝试中,我看得已厌倦,只想上前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解决问题。甚至想说让那几个总跳不过去的同学单独练习一下。在失神好久后,我被身边另一个班主任老师的欢呼声惊醒,学生终于都跳了过去。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创新和不断地尝试,良心社会的标志是对同处的弱者的耐心与不放弃。
这个游戏结束后,学生在训练员的带领下写游戏后的反思。而这个游戏最核心的想要传达的是合作的重要性。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对集体荣誉感与合作做了如下的比较:
它们大概有很多相同之处,可是我总觉得,集体荣誉感总在强调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取消自己,只有一个虚拟的集体存在,为了这个集体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理性。集体荣誉感到最后,往往发展成为毫无理性的党同伐异。
合作在强调实用功能。在共同目的下,做最适合的工作配合伙伴,共同实现目标。他的侧重点在功能性的合作上,而不是精神交付。
中学一年级的露营活动围绕的是合作与尊重,而中二的目标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几个活动的设计方案:
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在参加军训时,新加坡学生在参加的活动。我们不管在方式上还是目的上,都与别人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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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班主任与我聊天,向我表示自己被学生折腾的无奈。他和我说,前一天他打电话给一个问题学生的家长,他给这个家长的评价是"洋派",原因是他在电话里还没向家长说完这个孩子的问题,这个"洋派"的家长就借口有事挂了电话,语气虽克制却带有愠怒。这个孩子的问题是:上课总不能管住自己,常常和周围的人闲聊。我在想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的反应?"洋派"家长的挂电话是一种对老师做法的不认同。任何取消个人自由而要求绝对服从的命令,我们都有理由怀疑是独裁专制的萌芽。有学者在总结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主旨时说:
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不可避免地将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钱学森之问",我们那些有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是不是都没有逃过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教育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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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他生性懦弱,在同学眼中恐怕是一无是处的。自从参与到"浪潮"活动中后,他完全变了。为了组织他变得勇敢无畏,做出了许多令人意外的事。甚至在组员被黑社会成员欺负时,他举枪跑出来吓跑了敌人。最后,老师宣布"浪潮"就是独裁的雏形,就是专制的复辟,老师让大家解散回家好好反思。这时,他根本无法接受,他重新被抛到了一无是处的位置上,情绪失控的他举枪击伤了同学之后,也饮弹自尽了。
我也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次高中运动会,那种所谓集体荣誉感带给我的强烈的力量感。独裁团体为什么会招来这么多的真心拥护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浪潮》里的那个学生,如重庆支持唱红打黑的群众。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价值的缺失。他们在参与到集权团体之前,本身从未确认自我的价值是什么。《狂热分子》的作者埃里克o霍弗指出: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本质上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作者:胡子立,笔名火星怪人。目前供职于新加坡教育部。发表中新基础教育比较的文章有《教育的慰藉》、《宗教介入教育的观察与思考》、《新加坡老师教我的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