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企业"角点解"边际分析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决定"角点解"边际分析。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模仿西方自由化也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⒂制度创新也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杨小凯两大本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中，只有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熟练与技术进步，竟然没有专章谈到创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经济。杨小凯整体否定创新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必然造成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对创新和知识经济做出统一的解释。这只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创新，无法容纳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学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知识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以再生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同样都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美国是两党制，日本、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我不知杨小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的是哪一种？如果只学一种，是否也陷入"两难选择"？如果两者都学，是否要综合？如果要综合，是否自然而然会综合出新东西？如果会综合出新东西，是否就是制度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在综合中扬弃，在扬弃中综合；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扬弃与制度融合。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杨小凯）化解的过程，就是经济与政治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扬弃、融合、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政治与经济对称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前段的自由化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必然的，作为这种扬弃的结果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必然的。所以制度创新并不神秘，学习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度学习，而是通过制度转型和制度融合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因此把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转型，是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线性发展观。

杨小凯："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⒃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实证性和主体性对立起来，用实证性来排斥主体性。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上面提到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实证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含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排斥主体性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并经常陷入悖论，使之成不了科学；其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就是机械主义消极自发的历史观，既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否认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杨小凯在这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性和坏制度混为一谈，把主体性错位和主体性本身混为一谈。制度创新的主体性错位确实会导致坏制度，但不能由此否定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本身。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制度创新的主体性就是否定社会活动的主体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而导致机械主义历史观。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同样，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但不能由此否定改革的主体性。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官倒"、行贿受贿、不当竞争、走私、贩毒、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内线交易、投机垄断炒作哄抬物价、不顾工人死活并拖欠赖工资的血汗工厂等非法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积累原始资本行为。这个概念目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说明了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的根源，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合法致富，合法先富，"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不得人心），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改革的主体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扭曲；正确定位的改革的主体性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像杨小凯主张的，不要改革的主体是不现实的。试问西方哪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不是人来自觉设计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消灭，都不是社会在发展中无意产生的，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四年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北军战胜了南军才最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非暴力维权运动才使《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等一系列法令和法规颁布，使得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被废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人来设计，人来制定，人来贯彻执行。杨小凯从"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得出"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犯了从或然性的前提得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西方没有一个制度"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杨小凯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显现。同时杨小凯关于"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也和他关于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的主张相悖⒄--试问"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要不要靠人来自觉进行？是否也可以在无意中产生？

杨小凯："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⒅这就是杨小凯著名的"后发劣势论"，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在通过"机会主义"经济手段带来经济短期发展的同时，会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限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看成是转轨国家由于"渐进式"改革没有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而形成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后发劣势论"的基本思路。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看成是市场经济的累赘与阻碍社会前进的历史包袱，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是一开始改革开放就必须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割掉的"毒瘤"，是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参照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他的超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要求--他无法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正好像他无法对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一样，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给政府的经济职能合理定位。这说明：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只能分析平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对于立体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全面管理无能为力。这只能使他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脱节。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从小商品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由市场的旁观者向规则的制定者再到市场的参与者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特殊行业的垄断。同时，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也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同样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杨小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渐进主义与相应的双轨制导致的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的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宪政秩序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双轨制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并不容易……这种转轨要求主要参与者通过休克的方式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来建立起可信的承诺。"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⒇杨小凯在这里是根据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价格经济学把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等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民间自由市场的同时存在称为"双轨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机会主义、官商勾结、腐败混为一谈。杨小凯是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划等号，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并运用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考察我国转型经济得出的错误结论。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不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反腐败、剥夺既得利益者不当利益的过程。剥夺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和计划体制挂钩然而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力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平稳收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任何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张五常等人主张的所谓通过"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以降低改革阻力的自作聪明的馊主意，既没有被任何决策者采纳，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地推行；任何人想借改革之机利用权力直接间接巧立名目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必须有几个抓几个。今天没有被清算不等于永远不会被清算；权力寻租行为不可能因为贴上"改革"的标签就会变成合法。杨小凯把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图就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并因而主张激进式宪政改革的"休克疗法"，只能是无的放矢，跟风车作战。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是国家机会主义，像美国政府平常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投机撒手不管，到了酿成金融危机时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为投机者擦屁股，并要求各国政府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就是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稳定的环节；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从现象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在实际操作中诸如项目承包、质量验收、土地资产拍卖等环节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可能，但完全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预先控制，通过制度反腐来事后补救。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必要性；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可能性。所谓转型，就在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中，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不是由渐进式改革造成的"双轨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把政府定位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制、健全法治、堵塞机制漏洞，严密控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纠正政府不守信和机会主义倾向，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职责和功能。杨小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把国家机会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本质，把腐败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本质特征，是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使然，同时也和他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相悖。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如果这样，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是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由此带来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的蔓延以及政府不守信等现象可以看成是与此分工相应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要解决这个"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办法，不是因噎废食减少甚至取消分工，而是在承认"分工与专业化加深"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另外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分工与专业化加深"在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在后；国家成为经济主体，作为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前，相应的防治腐败、制衡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后。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渐进式"改革为优的结论。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操作时间上在后，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逻辑上在先。人需要两条腿走路，但人用两条腿走路时必须一脚前一脚后，不能两只脚同时跨出。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