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与西方不同。这是一个在中国、美国与欧洲盛行了200年的论点。我今天的讲座内容就是对这个论点提出批判，我认为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文明之间并没有冲突。
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的书中重述了亨廷顿的观点：东方与西方将发生冲突。我认为他是错的。在一份未发表的文件中，他认为西方文明中诸如宪政、民主以及普世价值的思想，正在损害东方世界。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明，但没有所谓的西方或东方文明。但是，西方与东方不同这样一种观点已深入人们的思维，这对你们这一代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对我这一代人更是灾难性的。
过去30年，我经常在更大的教室中教课，课程以阅读各类文章为主。在期末的最受欢迎文章的调查中，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永远排在前三位。同样，过去5年我在中国大学里讲授相关主题时，许多中国学生也都认为《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中美的学生都在用一种过时的、传统的、政治上十分危险的方式来思考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场讲座。今天我论证的是，文明具有多重形态以及多元性质。
在亨廷顿书中的一张地图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大国，这就是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事实上，亨廷顿提出的仍然是一种陈旧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尽管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不可否认，中国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部差异很大的国家。印度在这一点上也是类似的。所有文明都具有多元性，它们的内部存在差异和分化(internally divided)。我认同亨廷顿所说的，存在着多种文明，即所谓的“文化现实主义”(cultural realism)。但不同于他的是，我认为文明往往是在内部存在差异与分歧。对于“世俗自由主义”(cosmopolitan liberalism)，我认同这个流派所主张的文明内部存在许多不同意见这一观点。但我不同意的是：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只有一种标准，即最终只会有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所有国家都将它视为标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否定了文明的多元性。因此我反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说法。虽然我的观点可能让我偏离主流。
回到文明与世界政治。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术语“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同时生活在全球化以及区域的世界里的人们，具有不稳定的认同感，同时他们的行为与习惯也在发生改变。第二个概念是“国际化”。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全球化与国际化之间做出区分。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多使用国际化这个词，因为他们在不经反思之下就假定在经济学或国际关系领域的单元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经济与国家政治的认同并没有被全球事务所影响。这是一种与全球化非常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当你学习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会看到有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各个制度之间是不同的，它们并没有因为同样处在有大量的贸易与投资的东亚而彼此影响。但是，这些都是基于未经证实与考察的假定。而文明则发生在国家层次之上。相比国际化与全球化，文明展示了更详细的政治形态。
所以，文明是什么？文明是共同体所创造的内涵与实践。我们需要认识到，文明并不是行为体，而是一种环境(context)。在这些环境中，有诸如政府、公司、社会团体、个人等行为体，它们都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而文明本身无法行动。许多人把东方与西方看做是行动的主体，但事实上文明无法做任何事，它们只提供环境。
如亨廷顿所说，文明之间的确有可能会产生冲突，但这绝不是文明之间唯一的互动方式。文明之间可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相联系。譬如，我今天来这儿讲座，你们热情接待我。同样，亨廷顿来中国的讲座也无法被称之为一种冲突，它只是学术讲座，或许是一次鼓掌欢迎的交流会，又或许是一次激烈的讨论会。但是，声称文明之间只存在冲突是一种对历史的扭曲。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著有20多部研究文明的著作，他基本上提出了24种文明之间的互动方式。冲突只是其中一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事实上忽略了其他23种文明的联系方式。同时，为了检验文明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其中没有一项科学研究(大多是统计研究和一些定性研究)证明冲突是在文明之间发生的。事实上，战争与冲突发生在文明内部，在亚洲、欧洲、美洲以及非洲国家内部。这并不是说亨廷顿是错的，但亨廷顿的观点中最重要的推断并没有在事实证据中找到支持，而且这样一个有趣的命题也没有被探索过。
亨廷顿的著作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有很大部分需要归因于“911事件”的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亨廷顿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以及线索，这使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文明与美国文明是冲突的。但事实上，亨廷顿还做了另外两个预测。第一个预测是中美之间即将爆发冲突。但20年过去了，无论怎么形容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冲突(encounter)也好、合作交往(engagement)也罢，但暴力冲突绝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因此这项预测不正确。第二个预测是伊斯兰会与中国联盟，进而与美国发生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会形成联盟，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文明是不会行动的，行动的是政府。或者再退一步，假使文明之间的确会行动，但伊斯兰也确实没有与中国文明联盟，与美国文明发生冲突。所以，尽管这本书问世至今已有20年，被翻译成为50种语言，亨廷顿也在世界各地享誉盛名，但事实上他三个预言中的两个都是错误的。我认为作为一项社会科学研究，其预测的正确率至少是一半一半，这对我而言是底线。而一个好的理论预测的正确率应该是2/3。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对我而言，亨廷顿的理论不是一个好理论。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套研究文明的书，共有三本，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幅图：一个个圆圈一层一层重叠在一起(见图1)，这幅图抓住了这三本书所表达的核心——文明之间并不独特，它们之间不是完全不相同的或分裂的。那么文明是什么？首先，文明表现为一种精英政治。我们知道，为富人创造的宗教，为受教育的人服务的语言，都是文明存在的证据。第二，文明并不是以单个并排存在(side by side)，但它们都存在于一个大环境中。历史学家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与一位伊斯兰学者发展了这个观点。第三，文明本身并不会行动。但怎么去看待文明呢？有些人说文明就如同一种力量，它会告诉你该去做什么。这是亨廷顿的看法。比如你们是中国人，孔子思想会告诉你们该做什么。或者，我是美国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会告诉我做什么。文明是把各种价值观的结晶转变为人们的核心信仰，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与杰弗逊的思想。这种说法听起来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它只描述了一个单一的过程，在使用一种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主导着整个文明。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文明是由不同力量、多种传统组成的。想想在一个中华文明之中存在的众多争论，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市政会议，人们围绕许多不同意见进行辩论，但所争辩的都是人们应该做什么，这在中国、日本、美国、欧洲以及非洲国家都是一样的。市政会议的比喻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论点：文明具有多元性。这些声音实际上是不同政治派别、联盟、机构之间的争论，可见政治的文明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事关斗争、输赢，有时甚至是生存或牺牲。
图1 文明的认同：超越东方与西方
我的论点受到了以色列的一位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Eisenstadt)的启发。艾森斯塔特认为文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存在，但是它们现在依旧存在于当前多样的现代性的文明之中。而这些多样的现代性是过去创造的。所以他认为，把“911事件”中的基地组织联想为那些守旧的、反抗现代化的人，其实是错误的看法。原教旨主义者通常是很现代的。为此他写了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那时也有原教旨主义者，即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雅各宾党人，他们的做法是非常现代的。同样的，在“911事件”中开飞机的人其实是在德国汉堡学习的学生，其中包括工程学的学生，他们和你我都一样。所以，原教旨主义，或者说对于现代化的反抗，实际上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现象。艾森斯塔特就这样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使文明和政治在任何时间都显得密切相关。
我的论点还得益于另外两个人的研究。其中一个是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但很遗憾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我认为柯林斯应该得诺贝尔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1980年预言冷战会在10年内结束的人。当时，没有一个国际机构的专家、没有一个苏联或美国的学者预测到了这一个时间点。他拥有非常准的直觉，同时建立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框架。他写了一本关于各哲学流派的书，在思考分析哲学派别时，他认为这些派别是由有趣的想法所组成的一个个的注解。其中一个就是20世纪的巴黎。在1900-1960年，你会希望身在巴黎，而不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太无趣。那么2000年前的人们希望在罗马还是雅典？事实证明罗马帝国战胜了希腊，但是知识分子们仍然希望在雅典。因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多在雅典这个古老文明的中心，而不是罗马。所以，对他而言文明是基于远距离的网络组织。当我们思考中国文明的时候，这同样是一种有趣的观点。现今由于中国人遍布世界，海外的华人都是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21世纪的中国力量事实上超越了中国本身，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化社会。另一个人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伊莱亚斯(Norbert Elias)。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好奇，即欧洲贵族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形成餐桌礼仪？他们甚至人到中年都不知应该怎样在餐桌上表现。如果给他们刀叉，他们就开始偷其他人盘子里的食物，甚至用刀具刺伤他人，进行食物大战。但300年后，他们变得非常有礼貌，穿着得体。这就是文明进程。但是，文明的进程是可逆的，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曾是个文明的国家，但到40年代则充斥着大规模的屠杀。所以伊莱亚斯认为文明大国需要加倍小心，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不文明。事实上美国也是如此。在“911”之前，无法想象像美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去折磨别人。但现在这变得很寻常，如果美国人认为这个人会危害我们，那我们就选择折磨他。我们在五年间完成了从文明到不文明的转变。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转变。因此，伊莱亚斯警告我们当前的文明无法保证永久的文明，这是可逆的。
下面我想谈谈“中国化”。我想“中国化”应该意味着使世界更加适应中国。许多人认为像美国化以及欧洲化一样，中国化意味着中国文明作为中心正向世界扩散，使整个世界看起来并且表现得更像中国。许多中国人也认同这样一种嵌入在文明扩散与传播中的假设。但我已经说过这其实是错误的。中国文明内部存在多元性，你们其中许多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中国化意味着扩散多种文明而非单纯一种文明。当然，使世界变得与中国类似的欲望是可以理解的。四五十年前美国曾有这样一篇论文认为国家都希望创造一个使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的确，美国也这么做。例如，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到欧洲旅行，但他觉得并不适应，他不理解欧洲世界的行为规范与习惯；但是，当我到亚洲旅行，来到台湾地区、韩国或是中国大陆，作为美国人的我就可以很好地适应。当然只有大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小国不行。
中国致力于在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并不想称霸世界。中国化将意味着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这是中国化的特征，同样我相信也是其他文明的共性所在。印度化，日本化，伊斯兰化，欧洲化以及美国化，皆是如此。但是，当我在美国进行这一议题的讲座时，所有美国听众都很恐慌，他们认为中国化是危险的，但我认为不是，它就像美国化一样，而他们本身并不对美国化感到恐惧。所以这里的假定是世界上的所有文明进程包括中国化或美国化将使世界变得更适应中国或美国。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你试图塑造这个世界，世界将重塑你。正如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做的事，这个世界会反弹。有这样一个例子，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庞大、最有影响力的、收益率最高的产业。底特律曾是全球的汽车中心，但是如果现在你去底特律，会发现它正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是一个在衰弱的城市，充斥着犯罪与毒品，失业率高达20～30%。这个被美国化席卷的世界找到并且实现了制造更好、更高效、更廉价商品的方式，这个方式反过来使美国汽车制造业逐渐衰退。这就是文明的力量。所以，当中国化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传播，我可以作出这样可靠的推断：中国化的过程也会是双向的，中国如果想改变世界，世界也会改变你们。
现在中国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例如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输出大熊猫及其形象，希望维系一种良好的公共形象，使人们更加了解中国。这种做法是有意识的文化宣传手段，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是未经考量的。例如，中国政府军事预算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变得更富有，政府拥有更多的税收。同时政府部门为得到它们应有的预算而互相博弈。美国与欧洲各国也都一样，当经济增长，分配增加；经济下滑，分配减少。所以，有些做法是经过深思的，而有些不是。商业开支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一家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了上亿美元，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投资决定。但由一群在非洲经商的中国商人引导的当地城市的转变，则是中国政府未考虑到的。在外交政策中也一样，中国化可以有多种形式。
目前对于中国化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化很好，世界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我的一个朋友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写了一本书，他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结构之中，在这一历史中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都愿意去买他的书，而美国人则会感到不安与恐慌。第二种观点是去中国化，这是美国人所喜欢的。美国人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变得美国化，中国最终也将变得和美国一样。的确，美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影响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你去巴黎，那儿的人仍然说法语，仍然品尝精致的美食，仍然看不起美国人。这些在200年间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在我看来，单一的中国化与去中国化都不正确。我认为中国化会产生混合的结果，中国化将把新的、旧的事物以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创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纪。
现在我想举几个例子。有一本有关盎格鲁美国的书认为，东西方的认同其实超越了东西方本身。所以，如果你问几百年前的自由主义的美国是什么样的？我们说他是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那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现在美国已不是帝国主义的(你们认为可能是)，它相信主权构成的复杂性，而且它也不再是种族主义的。可见自由主义在不同时间段所展现的内涵是不同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同样也是这回事。这是因为美国内部的多元主义让不同的声音共存，这使得旧思想被新观念所取代。
我2008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人们问我，谁将赢得大选？我说这很难讲，但奥巴马的胜算很大。他们很惊讶：“什么？奥巴马？但他是黑人。他不可能赢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因为美国人是种族主义的。我说：“是的，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但我们已不再像几百年前那么极端。”当我2009年再来中国时，我问了当初这些人，“你们现在怎么看美国？”回答我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因为他们没有新的答案。事实上，他们忽视的是美国公民社会内部的活力。这就是美国通过公民社会不断更新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本书所表达的就是这个。
最后我想以一种不将中国置于中心的观点来结束我的讲座。有两个非常伟大的文明，他们和“大环境”(这里所指的“大环境”，是“全球家园”(global ecumene)，亦即一个承载人类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全球体系)联系在一起，分别是伊斯兰，以及美国。美国有一种垂直的纽带，那就是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可以在如此大的中国大学的教室里说英语。当你们到美国大学的教室里说中文，那将是一个非常小的教室。所以对于英语的控制将是一项巨大的利益。同时，美国与权利革命有一种独特的联系。例如同性恋权益运动，美国的同性恋者正迅速被接纳。还有用于动物实验的小白鼠，将是下一项权力革命的对象。在所有这些中，经济权利革命值得一提，中国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从没有如此大量的人口脱离贫困，但这在中国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崛起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许多极度贫穷的人口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同样，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蓬勃发展，文化娱乐产业也拥有广大的发展前景。而伊斯兰则建立了一种不同的联系，伊斯兰是唯一一个全球的文明。它从印度尼西亚开始，延伸到塞内加尔，再到世界各大中心，要比中国文明扩散得多。伊斯兰是一个拥有众多成就的充满活力的世界文明，同时有广泛的地缘渗透，他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横向上的纽带。但是它很难进行权利革命，其中有一半的人口是处于极度弱势的女性，他们难以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重大突破，尽管4000年前伊斯兰文明曾走在科学的前沿。同时，流行文化产业也难有进展。
所以，这是两个与全球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明。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同样来自法国、日本、美国的学者，他们都认同全球化，但全球化环境是薄弱的，并非如此地厚重。
2000年来我们所认识到的正是一种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共识，这使全球化的大环境如此有趣。在其中，我们争论，我们存在分歧。文明之间也是一样。但我们对这个全球大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存在一种强制性的单一标准，如帝国主义或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世界的文明远远复杂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超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去寻求其他我们从未思考过的方式，以及那些我们从未实践过的做法。
最后，让我以一位著名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节诗结尾。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天各一方。”
这是亨廷顿的立场，这也是我在这场讲座中所批判的。
“没有所谓的东方与西方，即使它们来自地球的两端，它们仍可以相互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