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四五十岁以上的受访人，无论男女，都埋怨现在这个社会将妇女的地位抬得太高了——妇女都出去打工，一打工就跟人家跑了；在家里一丁点不好，就跟丈夫离婚了。说的是妇女地位提高，影响了家庭的稳定。他们说现在的政策好是好，就是随便离婚这点不好，所以他们希望国家管一管。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担心以后农村里离婚的会越来越多。当了十五年妇女主任的汪丽玲说，婚姻法应该修改，不能随便就把婚给离了，应该让大队做工作，说不定就做通了，家庭就维持了。

农村婚姻中有两套逻辑，一是归属的逻辑，二是爱情的逻辑。汪主任及她的乡亲们的思维，显然还是在维持家庭婚姻、嫁鸡随鸡的归属逻辑中思考问题，而现在的农村年轻男女早已迈过了这一步，在一个全新的爱情视域里体验和实践婚姻。

二

大冶茶村明家巷小组的何翠竹，当任十几年小组长，已经六十岁了。她最感叹现在妇女地位提高了，在政策上对妇女太松弛了。她比较说，“往年，在毛泽东时代，在我前辈的时候，不准女的出门。后来慢慢解放了，还有点封建，女的在外边‘风流’，会说闲话，姑娘不准粗嘴，妇女不能瞎风瞎雨，规规矩矩。男的不现肚脐，女的不现胳膊。不能瞎来，瞎闹，有家教，听大人的话，要是出门，有大人安排。”她说现在女的动不动就到外边搞钱，一感情不好，老公又没有钱，就离婚了。她年轻的那个时候，公婆那样对她那样不好，把她打得死去活来，她都没有离婚。她感叹现在的政策对妇女太仁慈、太松弛了。公婆管不了，兄弟、哥嫂、亲房里的人不敢管，一管就要犯法。娘家也管不好，有的娘家为了讨好女儿，还纵容女儿。这些妇女也不想着照看自己的子女，就跟人跑了。

汪主任跟我们讲了个看起来离奇，实际已经很稀松平常的离婚故事。一对两人都是1981年出生，2003年结婚的年轻夫妇，生有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在外打工，感情一直不和，闹着要离婚。我们来调查的前不久又是妇检的时候，妇女主任打电话让女的来妇检，对方回答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不用妇检了。管妇女全面工作的妇女主任这才知道他们离婚了，而湾子里的其他人，除公婆外，估计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汪主任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和离婚都已经是个人的事情了，与其他人无关。

何翠竹、汪主任那一辈人与年轻一辈人，对婚姻、家庭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简单的来说，就是从打死都不离婚，到一吵一闹就离婚；婚姻从以前会牵扯到娘家、婆家以及宗族房头，到现在变成纯粹私人的事情，与他人毫无瓜葛。说明在这两代人之间，婚姻本身的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更迭。

三

农村婚姻较以前，在形式上可能有变化，也可能无变化，但在内在逻辑上已经发生了质变。史薇调查到，现在有打工带来的大量外地婚姻，婚姻仪式都较本地婚姻要简单得多，很多礼仪都没有了，她认为打工会给当地传统风俗礼仪带来冲击。她讲的打工婚姻，是由打工中男女双方建立爱情后的结果，是爱情婚姻，只限于两个人的世界，与其他人始终没有多大关联。在爱情婚姻当中，风俗礼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君不见，现代城市爱情婚姻，结婚酒席、仪式在男方家庭办一次，再到女方家庭办一次（次序可颠倒），最后还到工作单位办一次，每次仪式或复杂或简单，都有些仪式过程。

但这些仪式与传统仪式所承载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湘南水村的晓波在城里工作，谈了个女朋友，结婚没有在家乡举办酒席和相关仪式，倒是因为女方在城市，且女方亲戚也多在城市，所以在城市举办了酒席仪式，并且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办。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可能是新近兴起的，即新郎给新娘下跪，然后再掀盖头。这让湾子里的人看了很不爽，“男的再怎么（对女的好），也不能下跪啊”。这就是仪式本身的性质、意义发生了变化。以前“掀盖头”意味着女子从此归属于男子家庭，现在要先有“下跪”，明确地表达的是新郎对新娘的爱意。这也引起了两代人的冲突，爱慕怎能让男子卑躬屈膝呢。

爱情的婚姻是不需要仪式的，只需要表达爱情的举动。这多半因人而异，比如下跪，比如亲吻，比如新郎回忆谈恋爱过程中感人至深、但又出乎新娘意外的故事或细节，从而让新娘掉感动的眼泪，比如各种希奇古怪的闹洞房的花样，等等。而半吊子的仪式（相对传统一整套而言），作为形式和过场，也可以看作是私人性的表达，整个或长或短的仪式过程，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在被主持人操纵表演，其他的人都是看客，是凑热闹者，有无都无关紧要。仪式只是要宣示，我们正式结婚了。仅此而已。

传统的婚姻仪式却承载着诸多的功能和意义。仪式的表演者决不仅仅是男女双方，或者更可以说，男女双方仅仅是被摆弄的“木偶”，他们远不是仪式的中心，甚至在场与不在场，仪式都可以照样举行下去（如冥婚）。仪式中重要的是其他的人，一方是娘家，必须有人来送新娘，在仪式中的地位最高。另一方是婆家的家族（亲房），是与娘家对等方。婚姻更多的是娘家与婆家的表演，是正式结成“亲家”的仪式，而男女双方在这个连亲的过程中，扮演的仅是中介角色。在湘南农村，新娘的父亲是一定要去送亲的，他也就成了仪式中最重要的客人，人称“上客大爷”。这个形象有两个作用，一是与亲家正式见面，算是两姓正式结为亲戚；二是送女儿到婆家，这一行为代表着整个娘家家族，至关重要，关系到本家族女儿在亲家家族以后的地位与立足问题。若一个女子没有父亲送，会一辈子在婆家里抬不起头。在大冶虽然娘家父亲没有来送的习惯（送了，好象女儿嫁不出去一样，硬要塞给人家），但娘家也必须来人，或其兄长，或其舅舅。

婆家这一方也是表演的重头戏，它是仪式的操办者，每一个步骤都由这一方来把握。礼仪礼节到不到位，娘家满不满意，分寸的捏拿、细节的把握非常重要。陪“上客大爷”的婆家人，必须是本家族最长、辈分最高、最为人所尊崇的人，这是本家族的形象，如此才能显示男方家族的“结亲”的诚意，也意味着对女方家族的重视。这一切最后给人的想象是，这个婆家以后会给进门的媳妇一个合适的位置。

仪式中还有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宗族的角色，即除男方亲房以外的本族人。在湘南、大冶都叫“湾子里人”，也即熟人社会。若只有两三百人的宗族，则全宗族的人要参加表演，而较大的，则主要是本房头人参加，宗族里的其他房头派代表。在大冶，这叫做“接房头客”，就是把房头的房头长请过来喝酒，新娘新郎要到这席敬重酒。次日，新郎、新娘还要在本房头亲属的带领下，到每家每户去“倒茶”，意思是将新娘介绍给宗族里的每家每户认识，以后就要一同生活、过日子，希望多多照顾、体谅等。

上述对仪式中各方角色的论述，要说明的是，婚姻本不是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涉及到多方的“公事”。婚姻仪式表达了两个主要的意思，一是结两姓之好，非两人之情，由此勒紧了两个姓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纽带，建立了娘家与婆家亲房、宗族的多重关系，年轻男女以后的所有行为只有在这个既定结构中展开；二是确定了妇女（新娘）今后人生的归属，妇女从此脱离娘家进入婆家亲房、宗族的社会圈子，要在这个关系网络当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扮演自己的角色，方能立足和安身立命。

四

在婚姻仪式之后的日常生活中，娘家、婆家与熟人社会，这三者是一个既定婚姻的限制性条件，是婚姻正常运转的结构。

对于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娘家在妇女婚姻生活中，起到两个作用，一是支持，二是敦促。支持妇女的家庭生活，支持她在家庭、家族和村落扮演积极的角色。我们调查很多家庭，因为困难无法生活，都是靠娘家的救济过日子，度过艰难，且有不少外甥就是在娘舅家里抚养成人。而当妇女在婆家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娘家会很快露面，有时甚至整个娘家宗族出面。当妇女在婆家非正常死亡时，往往会带来宗族的“打人命”。这些支持性的姿态和实践，说明娘家是女儿在婆家立足、安身的后盾。特别是抚养外甥的行为，是为妇女在婆家安身立命做的最大、最突出的工作。

所谓的敦促，就是娘家人敦促女儿尽快融入婆家及其宗族，而不是三天两头回娘家，隔三差五跟婆家人吵架。为此，娘家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在湘南水村调查到这样一些案例，其一是杨广生的女儿出嫁多年都没有真正在婆家安下心来，在婆家没有一个真正的要好的人，还经常跟婆婆和邻居吵架，为此做父亲的十分恼怒。一日直接到女儿家，二话没说就扇了女儿几巴掌，从此女儿主动介入婆家熟人社会的生活和交往。其二是，年轻媳妇曾庆梅对自己的小姑子说，在婆家要多去“从人”（结交），多去人家那里坐坐，嫁到哪里“从”哪里。意思是要多参与婆家熟人社会事务和交往，不能孤立自己，否则日子就不好过。另外，当妇女遇到婚姻问题时，娘家人的姿态是劝和不劝分。娘家人不希望有二嫁女，即便是没有感情的婚姻，能维持则尽量希望维持。

婆家（及其亲房、宗族）之于妇女是一生的事，是融入与接纳的关系。大冶农村人讲，以前女的找的是人家，现在找的是男人。“人家”不是一个单个的家庭，而是包括亲房、宗族和村落在内的大家庭，是妇女生活与归属的载体。所以找对象的时候，首先是看湾子好不好。茶村的明老校长说，他们弯子自从修了水库，条件好了以后，外边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了。然后是看家风、家庭在当地的声誉。水村杨军元娶不到老婆的缘故，很大部分是他母亲与婆婆吵得厉害，在当地影响很不好。男子个人的条件放到了次要位置了。在兰考南马庄，若男子长得一般，又没房子，则没有来提亲，但主要一建楼房，说亲的就排着队来。

找了人家，结婚后，妇女就要当婆家的家为自己的家，不能总是恋着娘家。应该主动融入、介入到婆家的家族、宗族和村落关系，跟人频繁交往，建立良好关系。妇女一旦融入到一个宗族结构中去之后，妇女婚姻家庭的事，就不再是个人的事，还是婆家、亲房的事。若要想离婚，可能要牵涉很多东西，包括上述关系牵扯及其感情纠葛。也就是说，当妇女介入到家族、村落生活之后，就会对其要归属的地方、归属的人群产生浓厚的感情，这本身就很难割舍掉的，因此即便是与丈夫无感情而言，当已经把村落当成自己的村落，将湾子里的人当成自己人了，自己已经在村落、人群中有了自我的定位，已经在此立足。于是将个人的感情就放到了次等位置。

当然，在以前妇女要是有外遇，有跟外边男人、破坏家庭的现象，家族、宗族就会出来管。我们调查的解放前和六七十年代有婚外情的女子，会被宗族房头“关赤条子”。

所以，在以前村落离婚的很少，一方面是因为妇女本身是要归属于宗族房头的，不会随意离婚，她对家庭的认同嵌入对房头、宗族的认同之中，家庭的归属只是对房头归属的一部分。因此，只要房头、宗族归属的存在，家庭是要极力维持的。

总之，在娘家、婆家与熟人社会这样一个结构中（三位一体，体就是婆家房头），妇女的婚姻从开始说媒到婚姻因某个人的死亡而结束，遵循的是一种归属的逻辑，背后是妇女要在哪里立足、在哪里最终栖息、在哪里最终获得人生意义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妇女就必须走出娘家，寻找一个落脚点，它就是婆家，丈夫的宗族房头、村落，妇女只有得到这三放力量的充分支持，才能最终实现归属，得以安身立命。

五

当婚姻的逻辑转换之后，也就不需要在上述结构中行走了。“若为爱情顾，三者皆可抛”，这就是婚姻的爱情逻辑。

需要撇清的是，并不是说归属逻辑的婚姻没有爱情。在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中，爱情滋润着两个人的关系，轰轰烈烈，并且因此闹出了许多女孩因爱情遭受父母围攻堵截愤而自杀的悲剧。无论爱情有结果，还是自杀，都是归属的逻辑在起作用。首先，自杀本身就是对父母归属逻辑的妥协；其次女孩子本身所持的也是归属的逻辑，爱情只不过是改变了获得婚姻归属的“方式”而已，而没有改变婚姻的内在逻辑。通过爱情联系之后，其余的一切还按照归属的逻辑在运行，且以后家庭的运转和维系都不来自于爱情，而是归属。

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0年以后，爱情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归属的逻辑，这是农村的普遍情况。无论是本地婚姻，还是外地婚姻，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媒妁之言，无论是举行了传统仪式，还是没有举行，都只是说明达致婚姻的手段与形式不同罢了，内在的都是由爱情决定了。爱情的婚姻，只需要论及两个人的感受，是两个人的私事，它与娘家、婆家、熟人社会都没过多的关系，至多是见证的角色。当爱情没了之后，婚姻也可能没有维系的纽带了。正如结婚是个人的事情，离婚同样是个人的事情，娘家、婆家、熟人社会都无权干涉。特别是婆家，一管就可能犯法，而娘家也管不了了，女孩子出走完全可以避开娘家，不需要娘家的庇护，出去打工即可。

而且，在以前是以归属逻辑进入婚姻状态的妇女，也随着社会变革而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归属不再神圣，婚姻是可以选择的。

在观念改变上，男子往往要落后于妇女，可能是男子无须过多考虑归属问题。看看以下案例。大冶茶村的荷玉长得很漂亮，也很风流，老公郑水比较窝囊，管不住她，她在八九十年代就跟湾子里的一些人有关系，跟大房头的郑文有染，双方的家属都管不了。当时郑水有些阿Q精神，说“她总是我郑昌水的老婆吧，不是郑昌文的老婆”，意思是说不管你在外边如何乱来，我管不了你，但你始终是我的老婆，不是别人老婆。这是按照传统归属逻辑思考问题的典型。但是他没有料到世事多变，他的老婆在2000年左右出去外边打工开餐馆，很快就跟了人家过，后来就没回来了。

因为有了多样性的选择，妇女就不再单一地选择某个家庭、房头作为归属，亦不需要考虑年老之后怎么办，最后的归属在哪里。

归属逻辑思考的是，妇女自身依照什么在婆家立足、依照什么归属于婆家，最终葬入婆家的祖坟山。儿子和娘家在妇女归属中，几乎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有没有娘家，有没有儿子，妇女在家族、村落的立足、安身就会有变化。当然，儿子是妇女最终的依靠，是能够体面、平静地在家族、村落生活的支柱，也是他把自己送入祖坟山，以后为自己“开门”（死后回家，需要有开门的）。养老是个次要的问题。传统的妇女会考虑自己生养死葬的问题，最终魂归何处的问题。我们在农村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改嫁没有生育的妇女，往往晚年过得很悲惨，似乎不是在自己的村落生活一般，“脚下总是没有根”，旁边都是熟人，但看起来都是物是人非，没有温暖，没有感情。所以，一般而言，一个妇女若无生育，往往是不会再改嫁的，这是归属逻辑的决定的。

但无须考虑归属之后，不管多大年岁都可以离婚改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改嫁至的那个村落是杂姓，不排斥外姓，妇女改嫁可以带了子女，以后的生养死葬靠子女。另一种是没有生育，离婚后改嫁至镇上、城里，这是一块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在这些地方，不仅能够再成家，找个退休工人，有吃有喝，不愁下半辈子；不然也能够赚钱，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选择为多数人所接受，它无须考虑以后的归属问题，无须儿子的养老送终问题，也无须顾忌遭人白眼的问题，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既坦荡又潇洒。像郑昌水的老婆，没有生育能力了，跟了别人走考虑的就是在城里可以过上好的生活，而非归属问题。

但是也有些妇女比较大胆，她改嫁出去，不是去镇上，而是在农村。那么其他农民就会为她忧虑了，你以后怎么办？你跟了人家，人家那边也有子女（没有子女的，有侄子），以后动不了了，别人家的孩子会养你老、送你终吗，人家不是多一个负担吗？你抛弃自己的子女不管，他们以后会就会管你？。显然，在农村，这是归属问题，一个妇女改嫁之前必须考虑清楚的。但是就是有的妇女不去思考，依着自己性子来，只考虑当下的伴侣生活，不顾及以后的归属。人在有了多样性选择之后（她的改嫁，儿子都干涉不了），更多的选择当下的、短期的目标，而放弃了对远虑的思考，这是归属逻辑在婚姻家庭中隐退的原因之一。

我们调查到的妇女决绝地离婚案例中，家庭都有子女，妇女仍弃之不顾，说明归属逻辑中子女对母亲归属的确定性，已在爱情中不再需要，子女也不再是家庭维系的纽带。爱情本身的感受是重要的。归属是公共性的东西，涉及到基本的三位一体结构，以及诉诸公的规则，如一个离婚案，要牵涉到各方感情和利害。爱情则是纯粹私性的东西，只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决定了，事情就解决了，处理的方式也是私人性的，不牵涉公共性问题。用归属的眼光来看待离婚，往往是一时的冲动，认为还有维持的可能，如做工作到位；但若用爱情的眼光来看，冲动本身就是个体本位的，是爱情内在包含的行为准则，任何工作都是外在的压力，无法相触两个人爱情上的电极，因此外人的介入都会破坏爱情本身的逻辑。

六

总结起来，归属的逻辑讲究的是妇女的婚姻行为，尊崇最终的目标，按照公共的规则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展开，最终走向早已设定好的归属，以完成人生的意义，在这里婚姻只是手段。在这里，爱情是走向归属的中介之一，归属是目的，爱情没了，归属依旧。爱情的逻辑，则是指婚姻本身是爱情自然而然的结果，它按照私性的规则在两个人的互动中展开，避免其他人的介入，婚姻作为爱情的载体而存在，爱情不在，婚姻不存。

在归属逻辑中建立的婚姻，为的是更为宏大目标的归属，是超越性的理由，婚姻本身很重要，它规定了归属于何处，一旦建立婚姻，归属就很难变更，婚姻因此也很难变更。而爱情逻辑的婚姻，则是为了维持既有的爱情，有没有婚姻的形式，本质都差不多，婚姻没有限定作用。

归属逻辑向爱情逻辑的转换，意味着妇女的人生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