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经满怀感慨地指出：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早年研究天体，就是从“头上的灿烂星空”开始的，而其事业却是以惊赞“心中的道德法则”而臻于完备的。[①]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明确的联系呢？
从社会，甚至是自然界的宏大视野系统地认识政治就是这样一种联系，而这正是刘京希教授《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以下简称《政治生态论》）一书的初衷。事实上，人们很早即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和政治。无论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还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都带有丰满的社会生态学内涵。然而，明确地从现代生态科学的角度解读政治现象的研究还并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刘京希教授的《政治生态论》主具有十足的开创意义，将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该书不仅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生态论的理论体系，而且运用这一套理论分析政治现象，取得了重要的成功。现仅就该书的阅读谈几点学习心得。
一方面，作者初步构建了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
政治学研究的进步总是要同研究方法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正是通过引介西方政治科学的基本方法，国内政治学界从建立起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等一系列理论体系，发展和创新了政治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生态学》一书就是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学理论。
从生态学的的概念、理论、观点和方法出发，作者初步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发展的考察，从而建立了政治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作者明确指出：“政治生态理论，简言之，是借用生态科学的概念、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论。”[②]作者认为，政治生态理论不同于所谓的绿色政治，吸收了了生态系统原则、生态环境理论、整体观方法论、矛盾法则、层次观、协同进化论等等理论的长处，从而使其具备了生态多样化特性、和谐与宽容的特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统一的特性、交互主体的特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自觉地运用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借鉴了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分析的基本手段之一，这一理论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将政治的过程视为“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从而近似地简化了政治过程的认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作者将这种政治系统论引入政治生态理论不仅丰富了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而且使它变得更科学。
实际上，作者对生态化政治体系进行分层研究时提了的三个层级理论即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系统化的分析方法既存在暗合，又有所创新。作者认为，生态化的政治体系包含着三个层级，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③]通过双向递进和主体交互，三个层次浑然一体，不仅各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且互相之间彼此渗透，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体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为我们全面而综合地分析和看待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路线图。
另一方面，作者运用政治生态学的方法、理论、观点分析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问题。
一套理论的提出一定要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政治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问，能不能用于政治实践的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是检验理论的重要标准。从这个角度讲，《政治生态学》一书在阐释政治生态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自然—社会”生态关系、社会体系及其生态法则、政治生态体系的构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诉求、政治生态文化机制、法律文化中的生态与反生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了论证，为我们分析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学者或是从历史的角度，或是从哲学的角度，甚至是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解析国家与社会既分离又同构的关系，但从生态学角度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却并不多见。作者即从生态学的角度解读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这里面既包括了生态与反生态的判断，也包括了均衡与非均衡的探究，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态学的魅力。作者得出的结论也是别具一格的，作者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态关系中，社会环境则是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源，社会生态环境乃政治生态的基础和氛围。……政治体系寓于社会环境之中，政治体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出社会环境的约束；同时，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拒绝社会环境的滋养。没有社会体系的约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的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④]
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生态联动的考察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见解。作者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一种生态关系，即：“市场经济之尊重俱的财产权和选择权的价值原则，要求尊重个人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的民主政治体制与之匹配，形成经济
体系与政治体系的生态链环关系和有机互动，以使民主政治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⑤]
事实上，我们发现，正是因为作者通过将生态学的概念、理论、观念与方法引入政治学的研究，从而使作者实际上发展了一种作者所谓的“有机政治”，也就是说，这种政治突出了“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政治现象，把政治现象及其社会环境视做一个具有互动关系的有机整体”，[⑥]这就使作者能够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是自然的多种要素出发来理解政治。这种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尤其能够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产生共鸣，作者将政治生态学应用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时，更是得出了一系列有益的结论。作者认为，尽管现代世界民主政治占据了主流地位，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仍然存在着多数悖论、侵犯自由等弊端，离不开对它的制约。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有限民主政治”的概念，指出了其边界和受约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明确地得出了通过宪政来制约民主的结论，认为“脱离宪政的民主，一旦失去宪法和法律的规约，有时会践踏一切秩序、程序和规则，走向多数人的专政甚至暴民政治；脱离民主的宪政，又会执著于宪政的技术细节不能自拔，而忘记现代政治的人民性与社会性。”[⑦]
当然，作为一门新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作者的某些研究仍然带有局限性，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更多地引入系统论和生态论的基本规律和概念，进一步夯实理论的框架体系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必将会深化我们对政治的认识与研究。
[①][德]康德：《康德文集》，郑保华等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②]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③]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④]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⑤]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⑥]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⑦]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