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于细枝末节的史实核准，现代思想的脉络可能只是一堆故纸。如烟而去的种种思潮可能正如漫天飞舞的鸡毛，一俟尘埃落定，即随风而逝，曾经为它所鼓舞的激情与亢奋为历史的无情所淡漠，在新的迷惘与困顿中被抽干精血，如残雪一般苍白。然而，透过纸背，与那些处于古今断裂之中的人们进行交流时，百年中国就不独为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局，而成为宏大主题的思想事件了。

任剑涛博士的大作《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以中国现代为时空背景，经切纬割，以清晰流畅的文字表达了错综复杂的思想，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全景图式。书虽掩卷，思犹未止。自由主义这朵异域之花可否有本土之果？自由主义依然凌空起舞，还是已然贴地而行？自由主义是不是，能不能在历史的清理与逻辑的检验中通过双重的理论诉求达成自我言说的圆满，从而成为那片可以落在地上的鸡毛呢？这样，因问题而生的这部作品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本人不揣冒昧，与任剑涛博士商榷。

一、异域之花与本土之果

毫无疑问，作为政治思潮，它需要超出自娱自乐的思想操练，在实践的反复推敲中获得能够自我维系的生命。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正印证了这一点。它不但形成了植根于民族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健壮而又丰满；而且还安排了于国家政治制度之下的现实构造，具体而又可行。不仅如此，西方自现代化开始的每一次政治发展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对自由主义给予支持，不断地增加其健壮骨骼的钙质，代谢其丰满血肉的细胞。因此，自由主义植根异域，花红叶绿。

那么，异域之花，可有本土之果？这似乎是任剑涛博士必须对《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负全部责任的“阿基里斯之踵”。如果以实践为经，那么，自由主义的运动显然差强人意。不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处于完全的疏离状态”，而且，就现代中国的语境而言，自由主义在中国上半个世纪中亦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嗓门大，收效少，在政治上从未得过志”。如果以理论为纬，那么，自由主义的思想无异纸上谈兵。严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引介的确前无古人，然而，后之来者亦寥寥可数。即便“五四”的契机使这种状况略有改观，但激进主义的流光溢彩使得自由主义只能是生活在阴影下，颇有月朗星稀的味道。及至上个世纪末“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中“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的景象”，人们无法不对自由主义保持谨慎的悲观。

然而，自严复始，中经胡适、殷海光，及至上个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言说，虽声势高低不齐，规模大小不等，影响深浅不同，但是却一再地印证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并非镜花水月。通篇看来，在“传统”、“现代”、“前景”三篇严整的布局当中，作者着力要说的是传统与现代结构中的汉语自由主义表述、中国现代思想延伸中的自由主义处境以及“现代”政治哲学边际界限上的自由主义发展前景。因此，“异域之花”可有“本土之果”，已经是任剑涛博士自由主义言说从肯定方面做好的前提性预设了。

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变迁与自由主义的成长是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相得益彰，还是只如作者看到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坎坷与自由主义的销声相映成趣？对自由主义的浩叹一旦超出了现象的指陈，而归为价值的选择和学理的探讨时，任剑涛博士的执拗就归结为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判断，“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的成长”具有“紧密关联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1]不但中国“现代”运动的社会理论基础只能是自由主义，而且，“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言述，是唯一成功引导‘现代’运动的社会理论，它的理论活力与不可替代性，是其超越其他社会理论，可以称之为‘社会理论巨无霸’的重要原因。”[2]

更有进者，作者一口咬定，“假如我们中国人认定‘现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对自由主义失落就必须进行挽救。”[3]这样，作者不但将自由主义的成长与中国的“现代”进行了捆绑，而且，颇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事实上，作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离开“现实概括”而只埋头于“理论推论”，可能正是这种勇气。因此，作者对自由主义与现代之间关联性的因果认定可能就更是一种期望了：具有理论自洽性的汉语自由主义言述需要成熟的自由主义理论复加成熟的楔入汉语语境的方式；而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接榫亦正在寻找着下地的细小间楔。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走出学者的书斋，摆脱作为思想操练的尴尬境地，实际并未可知。

自由主义颠簸于羊肠小道，既无法获得政治文化维度之认同，亦无法形成政治制度层面的安排，总是重负如山，举步维艰。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舛，不仅是因为传统文化之“根”无法嫁接自由主义之“茎”，更因为现代化进程之累挤压了自由主义这朵异域之花，自然难有本土之果。当自由主义还是嫩芽时，“内在的水土不服和外部的风吹雨打”就使他过早地枯萎凋零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经历成为历史的笑柄，不断被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宣传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4]就自由主义的这一困境，作者由内及外做出了双重阐释，似可与殷海光先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论断相映成趣。在作者看来，已经过去的现代运动尽管印证了自由主义风流云散的双重困境，但也为汉语语境中的自由主义成长揭示了内部自洽与外部保障“两个层面的五大问题”，既关乎理论的自我圆满，又关乎实践的外在调适。就理论的自我圆满来看，严复对密尔的《论自由》的“信”并没有防止对自由主义的误读；而胡适亦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就实践的外在调适来看，社会的需要无从谈起，社会与思想的互动更是一厢情愿，对自由的认同可能如“阿Q”者居多。

以徐复观和殷海光两人为典型个案，作者剖析了汉语语境下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论进路：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两种资源进行分析肯定了自由民主的普遍性，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西方坐标的参照系和中国坐标的参照系，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研究，甚至是自由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主题。作者认为，正是坐标选择的不同使两种自由主义的发展各具优势。无论是自由的价值认肯、制度保障，还是中国化的可能，西化自由主义都显得更为谨慎。相比之下，以西方为坐标的参照系拉大了输入与本有、构造与转进、危机与生机之间的区别，从而陷入往而难返的理论死结；相反，正是在西化自由主义陈涩滞重之处，儒家自由主义则表现得游刃有余，找到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对接。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儒家自由主义亦使得西化自由主义的优势变为自己的沉重负担。作者指出，儒家自由主义只有“在学理阐释的基础方法上转向”，并“走出儒家—民主的对局观”才能找到出路。然而，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其命运仍然会是一个未知数：“或者焕然一新，或者被其颠覆”。[5]

二、从凌空起舞到贴地运行

汉语语境中的自由主义言说，不但敏感而且凌乱，因此，对它的梳理就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智慧。然而，抛开理论的倾向与价值的选择，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感悟所透露出来的智慧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在这里，“回到地上”的“底线情结”可能更引人注目。

在作者看来，与自由主义相比，无论是以传统血脉为依托的大同理想，还是为大众声张的“新左派”言论，都由于其理论本身的悬虚性而飘在空中，及至“癫狂的伪共产主义实验”、“传统社会主义的宪政”更因无法摆脱“凌空起舞”的浮噪而逐渐使它的追随者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而陷入精神上的病态。正是这种急于“回到地上”的“底线情结”使作者即使没有对新自由主义三缄其口，也没有忘记强调这样一个论调：“只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底线上来借鉴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乃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具有正当性保障的思路与做法，才具有促使健全的社会思维与健全行动方案诞生的功用。舍此别无他途。”[6]同时，也正是这种“回到地上”的“底线情结”使作者在“刺猬”与“狐狸”、“底线与期望”、“大同与自由”、“输入与本有”、“德性伦理”与“现代性伦理”之间摆出了明确的理论姿态；追之纵深，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家与社会、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人权与人民主权、民主与法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性中历久弥深的价值偏好更是一目了然。

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启蒙与“霍布斯丛林”的假设之间，中西关于政治的思考从原点上即分道扬镳了，长时的殊途却未达到同归的境界，及至大同社会的“凌空起舞”和自由理念的“贴地运行”，似乎注定了中西两种文化特质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近代百年，一场总的清算还是最终定格在大同与自由两种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上。因此，大同思想就成了作者用以反称自由主义实在性的第一选择。比较而言，大同思想更具悬浮性，它悬浮于实际的政治生活、人心动静、利益取舍、制度抉择之上；与之不同，自由的魅力则表现为它的发散性扩展、诱引性功能以及自在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比较，作者认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改革运动，正是自由取代大同的社会运动”；而“以建构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曲折表达与社会改革尝试”亦反映了由大同到自由的变迁。

在自由主义言述的进一步展开中，作者的另外一个他者就是“新左派”。无疑，在作者眼里，自由主义终将成为落在地上的那片羽毛，它强调的权利优先、限制权力、规范制度、渐进变革、理性妥协等理念，真正有助于一个变革社会；与之相比，“新左派”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做一个乌托邦先知的内在心理渴求上”。[7]他们常常“抛开现实社会条件的可行性，侈谈‘更好的’乃至‘最好的’、‘完美的’社会状况，以其所使用的‘不受控制’的什么什么、‘全面的’什么什么、‘创新’的什么什么这些基本语句而言，他们要申诉的不是一个可期许的健全社会，所渴求的是一个乌托邦色彩极其浓厚的理想社会。”[8]

“回到地上”的“底线情结”更是从作者对未来设计的态度上显现出来。就“人民”、“公民”、“选民”的三重角色来看，作者巧妙地选择了三个层级，精致地以所谓的“两次下落”理论论证了自由主义的“下行线”。即先是“从抽象的人民主权理念下降到政治制度基本安排对象的公民理念”，再是“将宪法文献意义上的公民作为限制权力而捍卫权利的选举主体——选民问题凸显出来”，从而实现从人民到公民，再由公民到选民的两次下落。[9]

就作者的论证来看，当“人民”、“公民”还停留于理念层面时，“选民”则再一次下降积淀到操作层面。与割裂这一下降层面，在“两种停留”中“凌空起舞”的“传统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相比，作者似乎更倾向于“人民—公民—选民”这一如河流般顺畅的解构性叙事。因此，这一“下行线”必然需要从自我理解到自我捍卫的转换。也就是说，无论人民、公民，还是选民，都是现代性的概念，政治主体身份的解读需要如“三位一体”般工整的三种规范：人民主权原则、权利原则和参与原则。在作者看来，由两次下落而构成的“下行线”遵循的是自由主义的连贯思想，即：

“在真实的人民主权原则主导下的公民言述与公民政治、公民社会，必须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利—正义的连贯思想出发，必须是从限制政府权力而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同时促使公民为真实的政治共同体克尽义务的双重视角着眼，才可能对人民主权原则有一种制度落实的现实性。”[10]

通盘立论的挑战性无疑会使作者多方受敌，如果察之细处，更会使不同立论者大为光火。例如，作者完全排斥积极自由，只承认消极自由的态度如果是出于感情上的，未免有些冷酷；如果是出于知识上的，无疑失之片面。及至横加指责“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流行的兼得理想状态与底线情形的政治思想理路”，立论的尖刻就更是跃然纸上了。然而，就其思想性来看，图谋将新自由主义扫地出门可能正是这样一种安排，即挤压理论的自我膨胀，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

在革命完成以后滋生的“反革命”、“继续革命”和“后革命”等不同类型[11]中，中国政治与政治学无疑正在进入“后革命”时代，它不但在实践上将中国政治带入“建设时代”，而且会在理论上将中国政治学带入“建设政治学时代”。无论是从人民到选民不断沉淀的“下行线”，还是从“大同”到“自由”的祛乌托邦化，无疑都可以归于“后革命”时代社会运动的基本样式。作者所指认的“现代性”，无疑肯定了自由主义在“后革命”时代的自我确认，从而勾划自由主义“帝国化”的蓝图。然而，更为可信的可能是，自由主义可能只是“后革命”中国政治舞台的角色之一，至于自由主义在后革命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1]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2]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第110页。

[3]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第281页等处。

[4] 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2页。

[5]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6]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7]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8]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9]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第241页、第247页等处。

[10]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1页。

[11] 对三种类型的划分参见俞可平：《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