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国家是最变幻无常的，它有着一张“普洛透斯式的脸”。对这张“普洛透斯式的脸”，传统政治学几乎倾注了所有的注意力。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城邦的善”和“个人的善”区分开来，确立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即使是现代政治科学亦离不开国家。二战后，政治行为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经过了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一流的政治科学家还是发出了“向国家回归”的呼声。
自上个世纪20年代浮出水面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8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中不但有显赫一时的法兰克福学派，而且还包括了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西方思潮的主流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其国家理论在规范的国家理论更是蔚为壮观。然而，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更多地涉及到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理论层面，对作为其学说核心的国家理论的关注却相对较少。
厦门大学政治学理论的研究一直以国家学说研究为特色。再早如邹永贤先生担纲主编的《国家学说史》[①]洋洋大观，早已列入我国政治学说研究的经典之林。再晚如邹永贤等人所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②]、陈振明等人所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③]亦为学界瞩目。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该校政治学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研究则逐渐成为国家观研究的一个亮点，2004年年初由该校政治学教授陈炳辉撰写完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一书更是视野开阔，旁搜远绍，勾稽沉隐，抉发奥义。
该书是陈炳辉教授长期致力于国家学说，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研究的重头之作。在此之前，作者不但作为主要的著作者参加过前面提到的几本书的撰写，而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文。[④]正是在系列成果不断问世的基础上，作者集中精力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高屋建瓴，纵览全局，不但在篇章结构上形成了完备的体系，而且在人物思想的刻画上精雕细琢，使该书成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部上乘之作。在此仅作以简单介绍。
在篇章结构上，该书合理地体现了“寓评于介”的基本原则。在十二章的正文当中，作者极力刻画了12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观念，而在前言和结论中，作者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景描述。这就在突出思想家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涵盖了理论的全面概括，使得该书经经纬交织，纲举目张。
第一，从历史与逻辑结合的角度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现实基础。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不但体现在从自由资本主义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宏大主旨，还表达了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应该说，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风云变幻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提供了思想来源。陈炳辉教授该书不仅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基本国家观进行了描述，而且还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变，即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强、福利国家的盛行、行政权力的扩张、政府机构的膨胀以及民主制度的变化等等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介绍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几种国家观，并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特点。建议一般读者不妨先读该章，再回过头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细细品味，可能更有现实感。
第二，从批判与重建的角度全面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脉络。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国家理论，与前两者构成了西方最具影响的国家理论。然而，与前两者相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更具批判性。作者认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各异其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对现代资产阶级主义国家的强烈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最突出特征。”[⑤]在批判理论方面，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追本溯源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经济职能、文化控制、自由和民主、矛盾和危机等诸多方面的理论。
作者认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较强，但是，这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全部。“对社会主义及其战略的思考和探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必然选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⑥]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主义的构想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将其归类为自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三种主要的模式。另外，作者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战略等进行了描述。在充分肯定其合理性与积极性的基础上，作者亦剖析了其中的错误。
在细部人物理论的刻画上，作者选取了意大利的葛兰西、德拉—沃尔佩，法国的阿尔都塞、普朗查斯、福柯、列菲弗尔，德国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奥菲以及英国的密利本德、墨菲、吉登斯等12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为人们全面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国家理论的视角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进行了素描，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别开生面的众生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哈贝马斯。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与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话语民主的理论等几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国家观念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其内涵不但涉及到国家的本质，而且涉及到国家的形式，并重点挖掘了以话语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组织形式。其中，对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研究系统、深入地总结了哈贝马斯的国家理论。作者深入浅出地在经验主义的合法性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上引出了哈贝马斯的第三种合法性概念，即“重建性”合法性概念，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指出了理解哈贝马斯合法性的关键，即“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着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这一点正是理解哈贝马斯关于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所在。”[⑦]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作者顺理成章地将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引向深入。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大系统的基础上，作者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因性危机。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吉登斯。作为工党领袖布赖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超过哈贝马斯。作者选取了吉登斯最具代表性的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全面介绍吉登斯对左与右两派的批评的基础上，作者引出了吉登斯的国家理论，并对其进行了重点的介绍。作者并没有陷于冗长的论证与琐碎的陈述，而是将吉登斯对老左翼12点主张和新右派的12点主张条分缕析地列举出来，并同吉登斯12项清单加以对比。这就使得吉登斯的国家观跃然纸上。
另外，作者对葛兰西、墨菲、福柯等人的国家观的评介亦各有千秋。例如，在对国家观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作者更多地重视了对民主理论的阐释；对墨菲的国家理论进行评述时，并没有限于其国家观，而是将墨菲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超越列入计划，等等，不一而足。这不但体现了作者的宏观视野，亦体现了国家理论的内在思路。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①] 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大卷，1999年再版。
[②] 邹永贤、俞可平、骆沙舟、陈炳辉：《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陈振明、陈炳辉、骆沙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 参见由陈炳辉教授写作的以下论文：《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评[意]德拉·沃尔佩的一种表述》，载《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奥菲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06期；《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02期；《福柯的权力观》，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02年第04期；《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02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集》，载《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1期。
[⑤]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⑥]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⑦]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