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对于这场博弈的最终结局，正像笔者在前文指出，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中美这样两个互相高度依存的全球性大国博弈的先例，不仅一般人难以预测，恐怕就是主导两国战略博弈的最高领导人都无法完全掌控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在上文指出，如果中国想要在博弈中占据主动，就必须“修道而保法”。就是要完善自己，保证自己不犯致命错误；只有在保全自己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抓住机遇，占据主动。这个“修道而保法”的说辞，源自中国古代兵书《孙子》，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古人在军事斗争方面的不凡智慧，对今天的军事政治工作和地缘政治博弈也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如何做到“修道而保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中国能不能“修道而保法”的关键在于中共能不能“修道而保法”。中共是中国统领一切的唯一执政党，是制定并实施中美博弈战略中国一方战略的领导者和实施者。中共能不能施行仁政，关爱民众，赢得人心，从而保证上下同心形成合力，使政令得以推行，民愿得以舒张，能不能建立法治社会，并依照法律和制度治国理政，是中国能不能做到“修道而保法”的关键，也是中国能不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的关键。如果中共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中国在政治上的崩溃早晚必然会发生，而一旦政治上开始崩溃，则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会接著发生，整个中国在短期内都会分崩离析，中美战略博弈如何谈起？

中共现在的情况，积极和消极因素同时存在。一方面，中共认识到了可能影响继续执政的“四大风险”因素，认识到了腐败、专制和“左”的危害，认识到了继续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在消除这“四大风险”上，在去专制化和消除极党的“左”基因上，在推进关键领域的透彻改革上，表现的却不尽如人意。中共现在是不是在施行仁政，执政党到底是不是关爱人民，政令能不能上下畅通，民愿能不能得以自由舒张，当局有没有建立法治社会的诚意，不仅社会上存在普遍争议，在中共党内认识也不尽相同。执政党的气度、自信、包容能不能适应现代多元社会，中国各种社会力量是不是足够成熟，是中国能否保持战略定力的考验，但是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

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首先是两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博弈，而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上，中美两国都各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中国如果想在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就必须充分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下大力气“修道而保法”。反之，对美国亦然。

其次，中国能不能“修道而保法”还体现在如何构建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策略机制上。经济不仅是中美战略博弈直接交锋的重要领域，也是决定中美博弈谁强谁弱的势力基础。中美战略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经济上的博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两国经济的交流沟通和战略层面的交流沟通放到同一层次，就说明中美双方不仅认识到经济在两国战略博弈中的重要性，还认识到经济交往达成的共同利益基础也是避免两国从战略博弈滑向战略对抗的关键因素。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经济仍然保持著较快速发展的势头，可以继续透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这是中国经济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不可承受之重，美国仍然是全球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且正在亚太构筑针对中国的TPP体系，中美双方在科技和创新领域还有巨大差距，国富民穷并未得到有效扭转等等则是中国经济的明显弱势。

冷静的观察者很少会认为中国经济会在一夜之内突然崩溃，但是如果这些体制内生的经济问题和外部因素相结合，会不会逐渐窒息中国经济的活力，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已经呈现颓势，中国能不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体现在经济层面，就是如何发挥这些优势，扭转这些劣势，如何破解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的建立新的更适合中国诉求的新贸易金融体系。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能规避开在经济方面的风险因素。

第三，中国能不能“修道而保法”，还体现在外交层面如何建立更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政治格局体系。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大国外交层面，如何处理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关系，主要是和俄罗斯、欧盟的关系；一个是周边外交层面，如何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大国外交上，中国和俄罗斯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不少人因为历史原因认为中国应该和俄罗斯保持距离，这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短视行为，中俄两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俄罗斯当然不可能处处都满足中国的利益，但是在和美国的战略博弈上，中俄两国有著最大的共同利益。中国应继续强化和俄罗斯的合作，并加强和欧盟的经济联系，在美欧之间制造并扩大政治裂缝。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一个立场统一、强大而独立的欧洲，是美国的噩梦，尽管此举也会给中国带来麻烦。

在周边外交上，至少在目前为止，中国做的还算可以。对周边外交，最高层高度重视，并为此罕见的召开了专门会议。在周边国家中，现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对中国处于有利局势，朴瑾惠和习近平保持著非常好的个人关系，金正恩也领教了中国狠下心来落实制裁的威力；在北部和西部有“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基本可以放心；在西南方向巴基斯坦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搞定印度，我们看到在莫迪上任总理并邀请藏独分子洛桑森格出席典礼不久，中国就派出了王毅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前往示好，并放风称习近平主席可能在年底前访问印度，就知道中国未来会在印度身上下多大功夫。

对中国而言，外交上最大的变数在南部的东盟，因为东盟也是美国、日本拉拢的主要对象。东盟各国大部分是投机心态，既想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经济利益，又想引入美国来平衡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在处理东盟问题上，中国的关键是在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中寻找平衡。要警惕不当外交政策和过于强硬的外交军事主张可能会激发相关声索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抱团对抗中国，而且还要强化和东盟内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

最近一些有眼光的海外人士建议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签署互不使用武力协议，并著手建立“中国－东南亚经济共同体”，这些都是值得北京当局考虑的不错建议。这样不仅可以给菲越等国施加心理压力，亦可釜底抽薪的达到让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战略支点的目的，同时也能给南海争端降温，有效巩固和强化与东盟的整体外交关系和共同经济利益，解除东盟对中国崛起的顾虑和担心。而只要中国在东盟问题上能在解除主要国家安全顾虑的同时又能强化彼此的经济利益，那么菲越两国的折腾就不可能成气候，日本的拉拢也起不了作用，美国也难以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上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