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山东招远的“五二八”惨案，使邪教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全能神”等邪教组织规模之大，信众之广，令人咋舌，也宣告多年来打击法轮功的做法，基本无效。今天，中国大陆邪教之所以呈蔓延之势，与政府长期对宗教的性质认识及功能定位有关，所带来的后果严重，教训惨痛。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全面推行无神论教育，对宗教进行负面宣传，往往“宗教迷信”连称，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认为“求神拜佛”愚昧无知、荒诞可笑，而且不允许党员干部信教。可是，科学能解决“生”的问题，但无法回答“死”的疑虑，即科学无法给生命予价值意义，不能提升生命至神圣空间。生命无常，精神永恒，信仰问题必须用信仰解决。

对科学的迷信即唯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万能，这种观点在今日西方已受到质疑，但在当下中国仍大有市场。上世纪2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的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自信满满已战胜“玄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此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口号纷至沓来。即使所谓“科教兴国”，其中之“教”，仅指知识教育，而非“教化”。有科学无教化，只见科学不见文化（道德、宗教），不但失之一偏，也是为当今宗教政策的认识根源。

基于此认识，科学必将战胜宗教，并且，宗教因不具有良性社会功能，故视其为必将消亡之物。这种观点，既是“理性的傲慢”，也违背常识且不尊重社会现实。科学昌明之西方诸国，宗教亦并未消失或“失败”，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宗教具有良性社会功能。宗教可让人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不致空虚、失落乃至紊乱，个体得到群体帮助，而增进对群体的认同感，人生的价值意义得以实现和提升，即让人有安身立命之所在，故可以起到安顿人心、提升道德、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维持社会基础与秩序的功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从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实践，已得到证明。

不仅如此，宗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近代以前，西方历史是政教合一的，主要是基督教与政权的结合。即使在号称政教分离的今天，欧美诸国仍是高度重视宗教的作用，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是政教合一的，如英国的圣公会就是法律规定的国教，英国政府必须向圣公会提供财政支持。希腊宪法明文规定东正教是国教，北欧一些国家则以路德宗为国教。在亚洲的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具有国教性质。佛教在泰国，虽无宪法明文规定，但享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宗教与民主共和制度的关系，指出：“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美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现状，也强有力地佐证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查尔斯·泰勒亦明确说，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隐秘的“教会”。

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主体，其中儒乃主干。“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亦为历代政治人物所尊奉。学者蒋庆认为，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功能，除了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生命信仰、情志慰藉等问题，还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基础。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进入整体性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迷局，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被彻底打倒，佛、道二教，一度被无情批判，其他民间宗教信仰，亦被当成“封建迷信”予以扫除，整个社会可谓进入信仰真空状态，亦为邪教的滋生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具有功能性替代作用，亦掩盖了问题。时至今日，立国之基缺乏历史文化合法性的问题逐渐暴露。主干性文化系统缺位，既是中国文化危机的表征，也是其本质。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邪教快速蔓延，包括外来宗教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正教”不立，传统主流价值信仰体系遭到破坏，至今未能扶正。同为华人社会，在台湾的法轮功、全能神等全不成气候，基督徒的比率也没有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台湾经验，可为大陆借鉴。

总之，信仰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继续高喊“崇尚科学，远离邪教”的口号，于事无补。精神必须用精神对抗，法律打击、军警防范无效。科学与法律，对解决邪教问题，皆是治标不治本。中国大陆现行的宗教政策及其指导理念，需要检讨并尽快调整。扶正传统信仰，树立主体宗教，是解决邪教问题的根本之道。不然，以后的麻烦会更大。

作者是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