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依赖于乡村并剥削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在政治上依附城市，经济上制约城市的互为依存的低水平城乡模式形成。
与西方近代化早期开启的城乡分离体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体化特征。中国多数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经济而是军事和政治功能的特质导致城市的消费性往往大于生产性，使得虽然城市依附于乡村并对乡村经济产生推动力，但其非经济属性所派生的寄生性，并没有充分发挥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而仅仅发挥调剂和补充的功能。相对应的，乡村社会经济自身以小农生产为依托，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作为世代相传的内陆经济结构，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复制与循环发展模式，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和保障力，农业“余粮率”直接制约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乡关系因此被维系在自然经济体系之中，形成一种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依赖于乡村并剥削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在政治上依附城市，经济上制约城市的互为依存的低水平城乡模式。
因此，直到明清，虽然城市和乡村的商品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却始终未能破茧成蝶，跨入工业化的阶段。城乡之间也没有呈现出界限分明的鸿沟和藩篱，城市与乡村相比较而言并没有绝对优势，社会生活、精神文化没有明显的优越感和特殊性。正如学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直至19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尤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和鲜明的对照。”这种状态被称为城乡连续统一体。
两极化态势：中国近代城乡关系衍化
近代以降，随着西风欧雨的侵蚀，中国传统城乡自身的发展轨迹被外力打断。随着沿海城市的开埠、对外贸易的开放，中国城乡被卷入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与此相关的农副产品和进出口加工业，继而与之相配套的近代工业、金融业和交通工具的变革，社会经济随之步入转型，而城市与乡村都在其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各自相应的角色。
在这种划时代的变革中，城市无可避免地遭受到第一波的冲击，尤其是沿海的上海、天津等开埠通商城市，其经济功能得到迅速增强且转变为主要功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解构重组，城市规模超常扩展，很快跃升为空间范围大小不一的区域经济中心，从而启动了中国近代城市化历程。而这种冲击波也沿着城市所属腹地向乡村延伸，导致乡村社会发生巨变：与城市经济联系紧密的作物种植面积日益增加，农产品商品率逐渐提高，一些专业性排他性生产区域逐步形成，家庭手工业也面临分裂或重组，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开始转向以商为用的市场经济，从而动摇了维系传统城乡关系的基本柱石。
一方面，城乡之间的依存性与互补性日益加强。城市贸易改变了乡村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使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对城市依赖性有所增强；而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工商业的振兴，又使得城市增大了对乡村工业原料、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需求度，这种双向的需求增加了城乡之间物流、人流、资金流的互通频率和规模，两者也由传统的依附和剥削关系转化为市场交换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化不仅带来乡村产业的改良和城市功能的改善，而且很大程度上带来“人”的转变，即“工商业发达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服务、个人安全和自由使农民摆脱了以邻为壑和对上司的依附状态”，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这既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内在之意，也是城乡关系发展的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差别性与对立性愈发明显。城市虽然在主要功能上有所转变，但是东方封建性所遗留的超经济强制特性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性所固有的原始积累掠夺特质，使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乡村并没有在城市化所带来的生产结构、生产技术和方式等转变所形成的强大拉力下获得本质上的发展动力，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致使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破产，无法形成对城市发展应有的支持力量。
互动化进程：城市化与城乡关系演变
从理论上讲，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资源互补、生态共存可以实现发展变迁上的互动共进关系，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也部分地增加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从而也反过来有限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局部发展。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产生是在一种非自然状态下的基因突变，导致这种基因突变的诱因不是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些在经济和政治上掌控着世界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在干预，这种强大的外力刺激与内力积压的双重作用，使得某些占据区位优势的城市率先获得超前发展，从而引发区域城乡关系的变化，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多米诺效应，却并没有从根本和全局上解决城乡发展的内在协同机制和外在空间均衡。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背景之下，近代中国城乡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和关系多维性，造成城市畸荣与乡村凋敝并存，自然经济与资本市场共生，而中国固有的区域社会经济失衡并没有因城乡发展而趋于缓和，而是愈发严重，城市化进程也因先天不足而难以为继，导致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5个百分点的增长，从而形成城乡双重滞缓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