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凤阳，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流艺术家画派创始人之一。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早年习油画，书法学康有为，苍古沉雄；兼作国画，线条有钢筋铁骨之力。后潜心于泼墨法，笔飞墨舞，气魄过人。晚年运用泼彩法，色彩绚丽，气格雄浑。历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其“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其“欧洲棕榈金奖”。
刘蟾，1949年出生于上海，刘海粟和夏伊乔的幼女。1964年随父研学绘画，1982年10月在香港举办画展，1984年在日本举办画展。
爸爸是个纯粹的艺术家，个性自由奔放，不拘小节。他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年纪轻轻就创办了上海美专，扬名业界。无奈他前半生的婚恋之路却走得相当坎坷。幸运的是，当感情在金钱面前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妈妈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静静地来到了爸爸的身边。
爸爸和妈妈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金婚伉俪”。更难得的是两人都相当长寿，先后以九十八岁和九十六岁的高龄辞世。他们夫唱妇随，以丹青为伴，令人羡慕。我觉得他们能携手一路走来，与妈妈温和包容的性格不无关系。在爸爸的眼里，妈妈就是那个使他恢复春天生机的人。而在我看来，父母不仅给了我们生命，也是我们人生最好的老师。
漂洋过海只为你
我的妈妈夏伊乔是上海滩的名门闺秀，她美丽温柔，画得一手好工笔。妈妈和爸爸的结合并非如某些言论所说是爸爸浪漫多情的结果。事实上，他们能在一起，是成家和移情别恋在先。
在认识妈妈之前，爸爸的情路波折不断。十五岁那年，生性不羁的他不愿接受父母之命，在蜜月期就从常州逃到上海当了“落跑新郎”。 爸爸十六七岁创办上海美专时认识了张韵士而堕入爱河，并于1929年一同赴欧考察美术。
张韵士是个软弱老实的传统妇女，她不要求名分，一心跟着爸爸，还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刘虎、刘豹，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家打打麻将。可偏偏横里杀出一个成家和来。成家和为人果敢自信，善于交际，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成家和的出现令爸爸眼前一亮，赞叹说“较之一般的女孩子，她是很美的”。张韵士觉察到爸爸对成小姐的这份情愫后，非但没有要求结婚，反而带着儿子主动提出分居。这就给了成家和一个绝好的机会。1933年10月27日，成家和拖着爸爸来到南京，拜望了父母。第二天，他们便举行了婚礼。不久，他们便赴德国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
两年后，爸爸带着成家和以及两人新添的女儿英伦回到上海。不久，又生了儿子刘麟。甜蜜期过后，两人的婚姻开始出现经济上的问题。爸爸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对金钱相当不敏感，经常不惜重金将喜欢的作品收入家中，高兴起来又会将自己的画作拿去义卖，也不过问家里的开支。成家和因此生出了不少怨气，埋怨爸爸说：“都说我老公名气响，家里门面大，其实是个空皮囊。人家夫人都穿金戴银的，你只顾自己买画，也不问问我和孩子们的用度够不够。”
两人矛盾激化在爸爸去南洋义卖及赴南洋筹赈展览一事上。爸爸出发前，成家和“命令”他说：“这次你去南洋筹赈，不要再把钱全部都给红十字会了，给家里也留点。抗战又不靠你一个人。”爸爸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之前张韵士可没那么多要求，自己又是潇洒惯了的人。于是，照样是悉数捐赠，一分不留。
1943年5月，爸爸突然被日本特务用飞机押送回了上海。原来，获悉爸爸在南洋依旧一意孤行后，成家和下决心不和他过了。何况，成家和之前早已有了新欢，为自己留好了后路！这个名叫萧乃震的新欢在上海有钱有势，是个亲日的生意人，押送爸爸乘日本专机回国的事就与他有关。
爸爸感到很痛心，但也能忍耐，他同意了成家和的离婚要求，并祝愿成家和再婚后“永久享受幸福美满之生活”。现在回想，一切仿佛是命运之神的诅咒。成萧两人结婚后不久，就带着两岁大的女儿芳芳去了香港。说来也奇怪，到港后，萧乃震突然就生起病来，花了很多积蓄还是医不好，最后病死他乡。成家和无奈，只得将剩余的家产先托朋友转移到台湾，然后自己再过去。怎料，她朋友坐的那架飞机失事，连人带物都不见了踪影。于是，成家和一下子从阔太太变成了穷寡妇，她的“豪门梦”破碎了。幸而女儿芳芳机灵懂事，六岁就进入演艺圈挣钱贴补家用，这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香港影后萧芳芳。
成家和离开后，爸爸终于开启了一段新的美满婚姻，找到了他的真爱。妈妈第一次见到爸爸是在印尼的一次“筹赈画展”的宣讲会上。妈妈比爸爸要小二十岁，当时她静静地坐在台下，像看偶像一样远远望着台上的爸爸。他器宇轩昂、语调坚定；他为人慷慨，才华横溢，为了抗战义卖不遗余力。他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都说女人因为崇拜才会生爱，真是不假。两人认识后，爸爸当然看出了妈妈对他的情意，但那时他在上海还有妻儿，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
爸爸被押回上海后，一下子就“妻离子散”了，苦闷之下就想起了远在印尼的妈妈。一向率性而为的他便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成家和已经离开他了，希望她能来上海。当时，追求妈妈的人多了去了，爸爸其实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可是，没过多久，他却接到了妈妈从上海华愚宾馆打来的电话，他简直喜出望外。
赡养张韵士，接济成家和
1944年1月16日，爸爸妈妈在上海外滩十二号工商联谊会举办了婚礼。和爸爸结婚后，妈妈没有外出工作过，一辈子都在为丈夫、儿女（我有一个哥哥刘虬、一个姐姐刘虹）、家庭奔忙。妈妈大家闺秀出身，对钱财一向不计较，所以爸爸又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内心十分快乐。对爸爸的事业，妈妈是百分之百支持，需要外出写生，就打点好一切陪他去。
妈妈其实也画得一手好画，她安排好家务后也会去自己的书房画画，而且和爸爸一样，也是一画上手就不愿停下。有时她心血来潮想临摹爸爸的画作，爸爸看到了，怕自己的画被损坏，就凶巴巴地叮嘱她，不要靠得太近。妈妈被扫了兴也不生气，说“好好好，我以后不看你的画就是了”。
爸爸妈妈的情感之所以能够细水长流，与妈妈那温和可人的性格密不可分。她温柔，却不失风趣，以至于有一次，我们一家围坐在桌边吃饭，爸爸看看我和姐姐刘虹，又看看妈妈，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说真的，你们姐妹俩加起来还没有你们妈妈一半俏皮呢。”
爸爸曾在《老梅香馥自年年——谈我的爱情生活》 一文中写道：“夏伊乔……开诚相见，以诚相待，使我前妻的孩子刘虎、刘豹、英伦和刘麟得到了温暖。以后，伊乔也生了三个孩子——儿子刘虬和女儿刘虹、刘蟾。更重要的，我不仅没有后顾之忧，有更多精力去奋斗，并且在我的艺术与生活道路上，有一个可以及时提醒我和我同甘共苦的伴侣。”
话说张韵士和爸爸分居后，独自一人居住在离复兴路我们家不远的一条弄堂里。她两个儿子都好学上进，十分争气，学成后都定居于美国。大儿子刘虎考入了联合国，二儿子刘豹在美学习自动控制工程，后回国在天津大学工作。张韵士一直没有结婚，在上海也没什么亲戚朋友。妈妈得知后，就对爸爸说：“她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怪可怜的，不如把她接到家里一起住吧。”于是，张韵士就成了我们口中的“大妈”。她和我们几个小的感情很好，我们从小就跟她睡一个屋。她是在我们家里养老送终的。
至于接济成家和，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了。成家和和萧乃震结婚后，女儿英伦和儿子刘麟都留在了上海。英伦在外语学院念书，成家和来信说非常想念英伦，让英伦申请去香港看望自己。英伦未经她同意就把男朋友也带了去，结果母女俩大吵了一顿，吵到后来竟然要断绝母女关系。也许，英伦认为妈妈有了小妹妹芳芳，早已不在乎自己了。至于刘麟，他也遗传了刘家孩子会读书的基因，考上了北大，自立门户了。所以，成家和在香港是和萧芳芳相依为命的。
妈妈得知其境况后，心存怜悯，找个机会申请赴港，专程去看望了她们母女，这才知道她们过得还真是潦倒。两人见面说话的时候，成家和还不忘记给旗袍钉珠子赚取家用。后来，妈妈就塞给了她一笔钱。
这两件事爸爸知道后，内心自然十分感激妈妈的宽容与慈爱。
中风三年，终于站起来了
童年记忆中，爸爸妈妈经常在外写生、开会，一走少则一个月，多则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人。我和哥哥刘虬、姐姐刘虹就留守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的家里，由保姆带着。
我们家是一幢假四层的法式小洋房，地下室是车库和厨房，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书房和主卧，三楼是卧室，四楼是妈妈的画室和我们几个小孩的卧室，还有一个储藏室。每次爸爸妈妈出差回来，都会带回很多油画，这些油画从走廊一直排到客厅，整幢房子都充满了松香味。
有一次，爸爸说要带我一起去无锡，我高兴得什么似的。那时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以及山东大学美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校。哥哥姐姐因为要上学，所以就我一个人得到了做“小尾巴”的机会。
那年我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妈妈在鼋头渚写生，我就挎个小竹篮，自己在太湖滩捡小石头玩。小孩子也不懂他们的工作，只记得有一笼笼的无锡小笼包带回家是件很幸福的事。
那时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子和美滋润。爸爸是事业上的名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妈妈则是称职的家庭主妇，带领着厨娘、保姆和一个男工把家里上下收拾得井井有条。
1958年的时候，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小学里的同学开始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大右派”的女儿。我那时也就七八岁，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记得爸爸妈妈出去了好一阵子，好像是去江苏为南京艺校的事情开会。爸爸回来就病倒了。他是中风，右半边不能动弹了，只能卧床。
从此，家里似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们几个小孩也不再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了。随着父亲的职称从一级教授降到四级，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这时候，妈妈开始想尽办法使爸爸尽快恢复起来。当时大舅在香港，会想办法给家里寄点糖和油过来。妈妈就把多余的糖、油拿去换钱，买来鱼虾给爸爸补身体。她宁愿自己吃青菜、辣酱，也要保证爸爸每天都能喝上一瓶牛奶。妈妈还请了推拿医生到家里给爸爸做针灸治疗，并帮助他做恢复锻炼。一个蜜罐里长大的少奶奶一下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主妇。这就是上海闺秀的坚强吧。
爸爸也凭着一股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信念，克服疼痛，每天坚持做恢复锻炼。然后，奇迹真的发生了。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爸爸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他的右手又可以重新拿起画笔了。妈妈激动极了，我们兄妹几个也欢呼雀跃，生活仿佛又开始欣欣向荣起来。可是好景不长，等我长成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时，“文革”开始了。
借“抄家”转移文物
街上成天有人敲锣打鼓，游行喊口号，每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我是“黑五类”的子女，不敢有一丝的轻举妄动。
记得那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晚上，我跟着同学一起去资本家家里抄家。等我回到家，却傻了眼。院子里点起了大火，火光冲天，足足有十米高，家里的书画都被扔到火堆里焚烧，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红卫兵们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川流不息，呐喊声、抛物声，声声揪心。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惨景。好一阵子，总算有个红卫兵说了句：“走吧走吧，差不多了，下面还有一家呢。”一伙儿人这才撤走。
他们一走，我赶紧跑上楼，只见爸爸躺在沙发上正喃喃自语：“破‘四旧’是没错，可我这里都是文物啊！你们可以封，可是不能烧，不能撕啊！”妈妈一边默默地收拾清理现场，一边安慰着爸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爸爸心疼那些书画，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悄悄嘱咐哥哥，让他打电话给市政府，希望这批文物能得到保护。后来也不知是政府派的人还是外头的相关人物，总之来了一个陌生人，大声喊：“红卫兵冷静一点，那是文物，不是‘四旧’，大家需要冷静处理。”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我哥哥那时血气方刚，一把推走一个红卫兵，砰一声把书房门给关上了。事后，爸爸亲自打了个电话给他的一个学生，似乎是博物馆的一个头头儿，希望他们能将家中剩余的书画转移走，保护起来。
于是，过了没多久，中国画院就派人来“抄家”了，将爸爸妈妈整理好的书画一箱箱地搬走。“文革”结束后，这批书画陆陆续续地还了回来，如今都在上海的刘海粟美术馆里收藏展示着。
除了字画，在“文革”中遭殃的还有大量的书信。爸爸那时结交了不少知识分子和文坛名流，像蔡元培、康有为、徐志摩等，都经常和爸爸有书信往来。有时周末晚上，爸爸还会请他们一起来家里吃饭喝酒。做得一手好菜的妈妈会亲自下厨。其中，复旦大学的王造时夫妇是“搞政治”的教授。就因为这个，有人就举报爸爸他们，说他们常常聚会，搞“反革命集团”。于是红卫兵就来抄家，那些珍贵的书信就被一麻袋一麻袋地运走了。
“文革”初期，爸爸妈妈就遭到了隔离审查。爸爸被押在客厅，妈妈则被关进卧室。妈妈的个性十分淡定开朗，就算吃尽苦头，她也有办法苦中作乐。
有一天，造反派把我们家的一个小方木凳翻过来四脚朝天，叫妈妈跪在上面。然后，还要她双手举着砖头一样厚重的西洋画册交代问题。跪了一阵子，妈妈的膝盖已经疼痛难忍。她灵机一动说要上厕所。经过几次抄家后，我们家的东西已被翻得乱七八糟了，很多衣服袜子就胡乱堆在厕所里。于是，妈妈就将这些织物绑在膝盖上。刚绑好一只腿，造反派就在厕所门外喊开了：“怎么还没好啊，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妈妈答应着出来。过了一阵子，她又借上厕所的名义，将另一只腿的膝盖也保护了起来。
我们家靠近复兴公园，公园里一直在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歌曲。妈妈被审查，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需要检讨的，索性开始听歌学歌，不一会儿就能哼哼唱唱了。因为妈妈唱的是革命歌曲，造反派也拿她没办法。
大概审查了两个星期，造反派看我们家实在是没东西可抄了，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准备撤离。走之前他们说：你们家就四个人，用不着住那么大的房子，你们在客厅打个地铺就可以了。于是，家里的其他房间都贴上了封条，只在客厅里留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和四个铺盖卷。这就是爸爸、妈妈、我还有大妈（张韵士）四个人所有的家产了。
大妈文化程度不高，人又懦弱，这段日子她可吓得不轻。记得一天半夜，几个红卫兵突然咚咚咚敲门要进来。我们开门一看，就是弄堂里的几个中学生。学生们凶狠地说：“钱有没有？快拿出来！”就和现在的小流氓没什么两样，边叫边要把爸爸从地铺上拉起来。妈妈赶快说：“老人有病起不来。”当时，我赶快让大妈坐在一张椅子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椅子，她吓得腿都软了，屋子里就听到椅子木头腿被摇晃所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红卫兵看到桌子抽屉里空空的，的确是一无所有了，才骂骂咧咧地走了。打那以后，大妈的哮喘病就越来越严重了。
哪知那群人还不肯善罢甘休，连客厅都不让我们睡了，将我们家没收作为造反派的司令部，命令我们搬到瑞金路上的两间小屋里去。想想那时真是心酸，连厨娘也造起了我们的反，幸亏那名男工心善，知道爸爸嗜画如命，搬家前趁红卫兵外出时，从旧房子里拿了一些笔墨纸砚和画册出来，夹在衣服里偷偷送到瑞金路来。
没想到，就是他的这一善举，竟成了我跟爸爸学画的开始。
家徒四壁，唯有学画高
小时候，我们兄妹仨都很怕爸爸，得到他的“真传”那是异想天开。尽管他似乎从来没责骂过我们，但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而且声如洪钟，很有威慑力。我们怕爸爸怕到什么程度呢？每次看到家里的男工开始磨墨，就知道爸爸快要回家了。等到了爸爸下班到家的时间，只要听见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一响，我们就噔噔噔往楼上跑，躲进自己的房间。
现在想想，之所以那么怕爸爸，是因为他虽然在生活上不责骂我们，但在工作上却把我们视为“仇敌”。爸爸的书房是小孩的禁区。书房里到处都是古代诗词、历史读本和外国的画册，平时他就一个人待在里头看书画画。书房里明明乱七八糟，他也不许妈妈整理，说别人要是动过了，他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你要是走到他书桌边看书看画什么的，那就等于触到了他的神经。“不许离得那么近，注意你的呼吸！”在爸爸眼里，他那些书画比儿女都要宝贝。所以，渐渐地我们也不再敢进他的书房了。
怎奈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家里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过，自从搬去了瑞金路，爸爸倒是过上了一段清净日子。他的学生去华亭路上的旧货摊淘了一个七支光的旧台灯，爸爸如获至宝，重新拿起了画笔。
爸爸对我说：“小妞你看，家里的财产堆成山也没有用，一夜之间，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身外之物再多也是没用的。只有知识和手艺是别人拿不走的。”我当时心想：你不就是因为一肚子的文化才遭殃了吗？我当然是不敢说出口的，我也相信爸爸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我萌生了跟他学画的念头。
那时，哥哥刘虬在读一个外语夜校，姐姐刘虹去了东北工学院。因为大哥刘虎在联合国里供职，所以我是连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的资格也没有的。当时我被安排进了一个印染厂的职校，每周一三五去上学。所谓上学，也就是念念报纸，实在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如果能跟爸爸学画，那真是件天大的喜事。
事实上，爸爸也很希望能有子女接他的班。他有时会念叨，虎儿小时候画的铅笔画真是不错啊。但他又不像他的好朋友傅雷那样，对儿女严格要求。他是个自由至上的艺术家，他希望儿女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从心里说，我是喜欢画画的，因为小时候每次看到爸爸的画我都会很高兴。他喜欢用未经过调和的原色，所以他的画色彩相当鲜艳，就像出自年轻人之手，永远都那么奔放，富有激情。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用他的毛笔画上几笔。有学生和朋友来家里做客，我就悄悄在一边旁听。
这些事情被妈妈知道后，就开玩笑说：“小妞，没想到你也想当刘海粟啊！”我说：“妈妈你别嘲笑我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也特别害怕爸爸看到我画的画。有一次我在画一棵树，发现爸爸走到背后来看，我的手臂就抖起来了，神经也紧张得很，结果窘得我原本一棵大树画得很小。爸爸见了，不出声就走了。我想糟了，他一定觉得我画得很差劲。后来妈妈鼓励我说：“说就说呗。别人都来求你爸爸指导，你现在那么好的条件不利用，将来一定后悔。画坏了又能怎样呢？不就是一张纸吗？可以重新来嘛。”
此后，我就鼓起勇气问爸爸能不能指点我一些画画的技法，爸爸就说“你自己先要放开，敢于画大画，这样气场才会有所不同”。于是，我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说：“好啊。爸爸你就先教我画松树吧，我要画松树那种不畏惧风霜雨雪的精神！”
于是，我一画就画了几十年。2000年的时候，还专门去南京艺术学院进修。至今，画画仍是我最大的一件乐事。我特别欣赏爸爸画画的气势，看他的画你会走进去，它会抓住你的心！可惜爸爸没有给我和妈妈画过一张肖像。记得小时候爸爸的一个朋友一见到我就要对爸爸说：“小妞多好玩啊，给她画一个吧。”最后也没画。
我知道，爸爸的心思在更大更远的地方。“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回到了画坛，完成他“十上黄山”的心愿。
云开日出，最后的心愿
忽然有一天，瑞金路家里来了一支工宣队，工宣队的人骂那些红卫兵说：你们怎么能让老先生住在这种地方！然后，就批准我们搬回复兴路，蜗居在“假四层”的阁楼上。楼下呢，竟神奇般地住进来一个杂技团，每天在我们家里排练走钢丝什么的，我看得几乎忘记了烦恼。
可没多久，爸爸又祸从口出了。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带了几个学生来家里整理东西，翻到一张报纸，报纸上有蓝苹出演什么什么角色的字句。爸爸随口就说：“那个蓝苹啊，就是现在的江青。”于是，招来了公安局的人，也招来了大祸，有风声传爸爸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爸爸当时的心情一落千丈，本以为搬回家太平了，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一个学生就说：“刘老师，要不咱找人算个命吧？”爸爸同意了。
那天，一个瞎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我们家。我们将父亲的生辰八字告诉他，他掐指一算，对爸爸说：“放心，你还有十年大运呢！你头上的乌云会散开，太阳会出来。不久，你还能和一个从小就不在身边的儿子见面呢！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说的不就是虎儿吗？爸爸心里一激动，叫瞎子给大妈也算算。结果算了好几回，瞎子始终说“她见不到儿子，见不到的”。
果然，后来借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契机，大哥刘虎真的回国看望了爸爸。巧的是那时大妈真的已经过世了，没能见上儿子一面。记得大妈最后一段日子卧床不起的时候，是妈妈喂她吃饭，带她看病，还给她擦身洗脚，直到为她送终。
爸爸见到了大哥，了却了一个心愿。很快爸爸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好日子。1979年，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刘海粟美术作品展览”。没几年，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又聘任他为院士，并颁赠了金质奖章。
改革开放后，爸爸心情舒畅，不断写生，创作精力不减当年，还不断出国展览、演讲，弘扬中华文化。但毕竟那时爸爸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如以前。我和我先生就带着老两口从上海移居到气候更为温暖的香港。爸爸在香港的名气也很大，时常有年轻人上门拜访。妈妈也是一如既往地传播着她的好人缘，童年中那段幸福的时光仿佛再现。
爸爸的创作劲头未减当年。有一次，在美国的堂兄刘狮邀请他到美国大峡谷写生。爸爸九十岁的人了，一直坐在峡谷口风景最好的地方。妈妈说当时风特别大，真担心爸爸着凉，好在回来后他也没生病。我觉得爸爸之所以健康长寿，和他将生命与艺术拧在一块不无关系。
爸爸最后一次上黄山是1988年，当时他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了。因为画画非常挑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地势险要，所以后来爸爸是坐滑竿下的山。这样走走停停的，差不多每天要画一张画。爸爸说：“见了黄山，心情就很激动，手就停不下来了。”
1994年，因为爸爸的健康问题，我们全家搬回了上海。我们都知道爸爸还有一个心愿未了。终于有一天，上海文化局的同志到我们家说：建美术馆的事情成了。原来爸爸想把他的作品和收藏全部捐给国家，让这些珍贵的书画能够好好保护起来，被大家所拥有、所欣赏。我们家人自然是支持的，大大小小统共整理出了一千多件。是上海市政府帮爸爸实现了愿望。是年8月7日，爸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八岁。
去年4月，妈妈以九十六岁的高龄辞世，与爸爸在天堂相会了。
来源: 《名人传记》2013年第11期
